Z博士的脑洞｜从登记失业率到调查失业率：改革将更务实

十九大之后的首个政府工作报告，将GDP增长目标设为6.5%左右，积极财政突出减税，货币政策中性稳健。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新增“城镇调查失业率5.5%以内”。城镇调查失业率是比登记失业率更为全面和准确的指标。意味着政府更为重视就业，经济指标也更加务实。

城镇登记失业率和城镇调查失业率的差异

城镇登记失业率和城镇调查失业率是内涵不同、数据采集方法不同的劳动就业统计指标，现实中，因种种原因，其所得结果差异也相当大。

长期以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失业率数据是城镇登记失业率。我国的登记失业制度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建立起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项制度被称为“待业登记”。1994年，改称为“失业登记”，自此开始了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的概念。

登记失业率的基础是各级失业机构的行政记录。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不需要组织专门的调查，可以较快取得和汇总数据。然而，失业登记对人员有严格的限制，只有具有本地非农业户口的人（后扩大包含失地农民）才有资格登记，而只有登记了才能被认定生效成为“失业人员”。如果没有户籍，或者未去登记，便不被列入失业统计口径中。

事实上，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相当一部分失业人员未在劳动就业部门进行失业登记。据一些失业率抽样调査试点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未进行失业登记的主要原因依次为：“失业登记也帮不了我”、“失业登记太丢面子”、“不知道如何进行失业登记”等。而传统登记人员中，年龄较大者占比更高，近几年，他们逐渐退出了经济活动人员的行列，新增年轻失业人员失业登记的比例更加小，有的地区甚至出现新增大学生失业零登记的现象。

失业率抽样调査的数据也表明，真实的失业人数明显大于已进行失业登记的人数。

中国的“失业率”指标一直饱受争论，与其一直以来采取的“登记失业”方式有很大的关系。

城镇登记失业率的真实性

根据近十年来的《中国统计年鉴》，我国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数据保持在4%左右。

不同的学者对中国城镇失业率的计算、估算则千差万别。影响力较大的计算结果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査资料所计算的2010年中国城镇失业率，高达7.6%。另一个是中国社会科学院2009年公开发布的中国城镇失业率，为9.4%。

显而易见，这两个数据都与官方公布的4%城镇登记失业率差异巨大。事实上，各种研究中，多数估算出的结果都在6%－10%左右。

不能苛责大众对登记失业率统计的质疑。

即使从完全官方公开资料来分析，也会发现其自身有不少矛盾无法解释。有些城市所发布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市级数据与该市所辖的各区县发布的数据存在严重不吻合的现象。西南财大的研究中就指出，四川省成都市2009年发布的全市城镇登记失业率的数据为3.1%，同期成都市所辖区市县发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平均值不到2%，其中最高区县也不到3%，个别区县甚至为零。

就像是GDP统计中的“水分”一样，这些数据是如何“变出”比它们所有都高的均值水平来的？而这种情况并不只是在这一地出现，不少省份都有类似问题。

一些调查发现，未登记的城镇失业人口数量相当大，总体上远高于已登记的城镇失业人口的数量。从数据的合理性来看，中国的城镇失业率就应该要比登记失业率数据高出很多，这也是一些研究得出相当高失业率的依据之一。然而，总体而言，官方调查和多项研究都表明，中国的城镇失业率并没有那么高。可见，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失真”反而导致了真相的被扭曲和夸大。

“失业率”的缺位

全球经济增速在2016年陷入了六年最低的3.2%之后，终于在2017年达到3.6%的水平，全球失业率也在连续三年升高后转向，达到5.6%。

通常而言，发达国家认为，失业率和物价是比GDP更为敏感的经济指数。在08年危机后一段时间，美欧曾经经历所谓“无就业的复苏”，意味着仍旧泥潭深陷。而直到就业开始好转，经济的复苏才被确认。

经济学中著名的奥肯定律指出，高经济增长可以降低失业率，低经济增长会提高失业率，这一经验规则在许多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实际中得到了良好的验证，并成为宏观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定律。

但对中国而言，奥肯定律好像失灵了。对比而言，美国失业率在2009年达到10%。随着经济复苏，2月22日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失业率达到近17年来最低的4.1%，劳动力市场已经接近充分就业，劳动力市场供应趋紧将推动工资水平提高。英国失业率目前是4.4%，去年底曾在4.3%，号称是1975年以来的最低。各国失业率与其经济总体态势的兴衰有相当密切的关系。我们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则长期在4%左右，中国经济增长总量与城镇登记失业率之间的关系明显偏离奥肯定律。

偏离的原因中，城镇登记失业率的失真，是广大研究者们普遍所认同的一项影响因素。当然，一些行政、政策因素也影响巨大。比如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及21世纪初期的国企改革，“一刀切”导致大量失业人员产生，但“下岗”等概念又将一些失业数据掩盖，均对真实失业数据的获取造成了阻碍。

因此，在过去许多年里，中国宏观经济数据中，在许多国家具有指导性意义的“失业率”竟然长期缺位，就不难理解了。

调查失业率应成为权威数据

失业率是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通常，失业率被视为市场上最为敏感的社会经济指标和最为重要的社会指标之一。近些年来，对于美国货币政策的“关心”也让很多人对于“非农业就业数据”有了印象。“非农”数据为失业数据中的一项，通过非农业生产的职位变化情形，反映出制造行业和服务行业的发展及其增长。因此，失业数据是观察社会经济和金融发展程度和状况的一项重要指标，是许多国家各项宏观、财政、货币政策调整的重要参照。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数据库显示，截至2016年，上报失业率数据的国家有158个，其中，上报调查失业率的国家有138个，我国则仍是较少数依然上报登记失业率的国家之一，在失业率统计方面无法与国际接轨。

虽然有些人指出，我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与登记失业率数值差别并不特别大。但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基数大，以2014－2016年为例，16－65周岁劳动年龄人数平均为9．89亿人，其间调查失业率在5%左右，与登记失业率只相差1%，而差距有989万人之大。

城镇登记失业率已无法精准地为政府宏观调控提供依据。因此，我国在逐步公布调查失业率。

2004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建立劳动力调查制度的通知》，首次调查于2005年进行。2013年，我国已于在65个大城市建立调查失业制度。2015年，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表示，“调查失业率”在宏观经济指标中占据重要位置，要求有关部门将调查失业率变成权威数据。

调查失业率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

调查失业率是否能够真实反映市场和经济的状态及趋势，恐怕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调查失业率需要对住户进行调查记录，需要有完整的抽样框和业务熟练、责任心强的调查员队伍。与登记失业率统计相比，硬软件要求均较高。

而且，如何建立符合我国现阶段实情的劳动力失业标准，非常关键。自1995年起，在国际劳工组织专家的指导下，国家统计局确定了中国劳动力失业调查中关于失业的统计定义：16岁以上，有劳动能力，调查周内未从事有收入的劳动具体指劳动时间不到1小时，当前有就业的可能（具体是指如有工作，两周内可以上班），并且正在以某种方式寻找工作的人员。其中的“1小时”可能就使指标偏紧。比如，在中国，一周打工一个小时，报酬基本不能解决任何生活或温饱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发布的9.4%调査失业率是按照每周工作时间不低于14小时标准得到的数据。实际调查中或应按照当地最低生活标准折算的时间来执行，所得数据方能较为真实反映情况。

此外，国家统计局的劳动力抽样调查工作是分解给各地区统计局来完成的，各地政府则可能会有一些“思想包袱”，认为失业率高是一种负面反映，从而导致统计的科学性打折扣。尤其是当前，失业抽样调查分配在各地区的样本数量是比较少的，很少数量的“操作”就可能引起整体失业率水平的较明显变化。

因此，需要正视现实，进一步努力建设、完善调查失业率的队伍和系统，乃至能够动态监测，真实反映，客观衡量。

失业率背后的问题

事实上，从失业率的“曲折”经历中还应该看到许多背后的问题。

首先，调查失业率的出台为什么这么难？虽然有各种客观因素的制约，但也有对于真实失业率的恐慌作祟。失业率高了，怕不好看，失业率低了，怕被人猜疑。其实，这种心态大可不必有，只要数据是真实的，能够及时有效反映当前经济形势，时间自然会验证这种方式的正确性。越是不按照科学规律办事，越是容易引起猜疑，甚至引起过度的、不当的猜疑，反而加深社会的不理解，给自己的工作制造障碍。

此外，我国的失业率存在一定的扭曲，难以反映经济的波动，归根结底，源头还是市场的扭曲，既然如此，市场对就业本身肯定也存在着扭曲。有些是行政政策直接引起的。比如国企改革带来工人下岗。下岗职工等再就业人员总体年龄偏大、技能单一、家庭负担重、个人资源和社会资源有限，难以找到合适的职位；有些是经济发展带来的。但公共服务提供和公共管理能力未能及时跟上经济发展速度，比如城镇化带来农民进城。新生代农民工处于城市与农村的边缘，他们比老一代农民工更注重维护自己的权益，更追求个人的成长与发展，就业普遍存在“短工化”趋势，流动性高，缺乏稳定性；有些公共服务不与市场接轨。比如大学盲目扩招带来大学生专业与市场不对接。高校毕业生由于应试教育的局限，以及高校教育“不接地气”，使得他们在许多方面缺乏实践技能、思考能力以及创新意识，在就业过程中常常出现“高不成低不就”现象。

于是，结构性失业问题频现。“逃离北上广”与“逃回北上广”同时出现，“用工荒”与“返乡潮”一起发生。

究其根底，要科学的看待失业率，也要科学的对待失业问题，正视结构性问题，搞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控劳动力市场上的供需矛盾，减少对劳动力市场的过分干预，逐步形成科学的、完善的、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从而真正达到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平衡。

后记

中国在“高速度”增长的几十年后，已经亟需“高质量”发展。从宏观上，需要更为全面的进行发展方式的衡量。过去我们采取的多是将GDP增长作为唯一指标的衡量方式，缺乏层次性和全面性。现在，我们的经济增长转向了高质量增长，需要有更多指标来考量，当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制造了多少新的工作岗位？失业率与就业率所能够反映的，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淡化经济增长目标作用，增加城镇调查失业率等目标，显现出宏观目标更为多元化的迹象，从“登记失业率”到“调查失业率”虽然仅有两字区别，体现了政策上将更为精细化、精准化、科学化，在收敛稳健中注重解决问题的深度。

从历史的维度看，高速度的追求可能是一时的，高质量的追求是永恒的。改革永远在路上。

（（作者万喆系经济学家，澎湃新闻特约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