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气”从何来？这不仅关乎科学，还是一场正统争夺战

模糊不清的“脚气”病

名为“脚气”的这种病症在中国也有，但似乎至晋朝（265—420）才成为医家关心的疾病。晋初该病在岭南地区已有少数记载，后虽逐渐向长江下游蔓延，但数量不多。根据唐代名医孙思邈的论述，直到西晋永嘉（307—312）以后，由于中国境内人口不断南移，许多类似脚气的记载才大量出现：“自永嘉南度（渡），衣缨士人，多有遭者，……近来中国士大夫虽不涉江表，亦有居然而患之者。”然至隋唐时代（589—907），医书中关于脚气病的描述仍十分多元且定义模糊，如猞病（淋巴管炎）与蒾病（今称象皮肿）也被归为脚气的症状。据近代学者陈胜昆判断，这些都应是血丝虫病末期的症状，而非现代医学定义下的脚气病（beriberi）。此外，医学史家廖温仁也认为：“古无此（脚气）病。周汉古籍所言脚之种种疾病，如厥、痿厥、缓风、湿痹、尰……流肿、痿躄，等等，仅是脚之麻痹、肿痛、软弱或风湿性关节炎。中日诸家强释为脚气，不当。”此点和日本医学史家山下政三的看法一致，都认为传统中国所谓的“脚气”，其实混杂了种种其他的疾病。显然，传统中医的“脚气”（beriberi）不能直接等同于现代科学医学定义下的“脚气”（beriberi）。

自唐宋以来即深受中国影响的日本汉医界，也在脚气这个病症上遭遇了类似的问题。日本所谓脚病或脚无力的描述起源相当早，如《日本书纪》允恭天皇（5世纪初）即位前有云“我之不天，久离（罹）笃疾，不能步行”；皇极三年（644）载“皇子患脚不朝”；《古事记》也出现过“然今吾足不得步”的说法；《续日本纪》圣武天皇天平十六年（744）载“安积亲王缘脚病从樱井顿宫还，丁丑薨，时年十七”；等等。但廖育群的研究显示，日本史书中正式出现“脚气”一词，当是在《日本后记》平城天皇大同三年（808）的记事中，当时正值唐文化对日影响的高峰期，之后各种史书、文学著作、日记、医书大量出现有关脚气的记载显不足怪。古代日本病名记载和症状描述一如中国之模糊，因此今日之医史研究者无法据之判断其是否确属近代定义之脚气病。

此外，相较于宋代以后脚气病渐渐消失，日本的脚气病自江户中期却开始快速蔓延，尤以东京、大阪等大都会为中心逐步向外扩散，受患者上迄幕府将军下至庶民，几无幸免；情势所驱，专论脚气的医学著作不断问世。脚气病流行的情况到明治政府建立后仍未见改善，这显然是新政府“富国强兵”理想的一大隐忧。为此，明治天皇于1878年纠集陆军军医系统、东京大学医学部教授等汉、洋医学权威组织脚气病院，希望一举解决这个沉疴；但该院不论在治疗抑或病因判别上皆未能竟其功。尽管脚气病院的设置无法遏止该病的流行，但明治初年针对脚气病的种种措施，造就了日本医学史上著名的脚气病成因论战。其中“脚气病源细菌说”的代表人物，是长州藩出身的陆军军医森林太郎（森鸥外）；而“营养不良病因说”的倡导者，则是萨摩藩背景的海军军医高木兼宽。

关于“脚气”的论战

高木兼宽生于1849年，乃萨摩藩士，在父亲喜助的影响下，兼宽自幼双修武术与儒学。八岁拜师乡儒中村敬助读四书五经，十岁起修练阿万孙兵卫流剑术，年十八岁（1867）师从萨摩藩荷兰医学家石神良策，1868年加入萨摩藩倒幕军。高木兼宽1870年入萨摩藩的鹿儿岛医学校，得校长英籍医师William Willis推荐兼宽担任海军省医务局军医副；1875年升军医少监并赴英留学至1880年回国。返国后高木兼宽历任东京海军医院院长、海军医务局副长兼军医学校校长（1882）、海军医务局长（1883）、海军军医总监（1885）等要职，卒于1920年4月13日。脚气病院失败后不久，高木兼宽即注意到军舰士兵的脚气多半要出海航行一段时日后才会发生，因此他推论该病应该与兵舰外带的粮食有关。于是，高木兼宽提出脚气病是由于白米（碳水化合物）中含有某种毒素，而蛋白质具有解毒（中和）功能，因而当蛋白质缺乏时则不足以中和这种毒素的病因解释。尽管后人将高木兼宽视为脚气病“营养不良说”的先驱者，现代医师洪建德却直指“脚气病不是蛋白质缺乏症”，点明高木兼宽的说法也不尽正确。有趣的是，当时反对高木兼宽最力者，反而是来自森鸥外等人更为离谱的“脚气菌病源说”，后者却没有注意到前者说法真正的弱点。

高木兼宽提出脚气病“营养不良说”不久，森鸥外即针对其实验统计提出批判，认为高木的实验虽有实验组与对照组之区分，但实验中的外在变数太多，实验记录过程中无法有效掌握气温、湿度等重要的疾病诱发因素，因此不认为高木的实验证明了粮食是导致脚气病的真正病因；森鸥外陆续在重要的医学期刊上大力抨击高木与其支持者的说法。为进一步强化其论点，森鸥外根据他认为有效的统计调查方法，发表他对于陆军兵食的相关研究，认为总体的营养状态是兵食的要务，但不尽然能抵御脚气病的侵害。尽管森鸥外一开始并未具体指出有所谓脚气菌的存在，但他显然认为该病导因于某种外部侵害，因此外染的毒或细菌都是可能的病原。尽管森鸥外强力反对高木兼宽的观点，然事实却是他对日军脚气病的蔓延仍一筹莫展。光是1894至1895年的甲午战争期间，日本陆军脚气患者就达41431名，其中4064人不治，是战死者的四倍以上。时任台湾总督府陆军局军医部长的森鸥外亦不得不坦承，如此惨状古今中外的战役皆相当罕见。反观日本海军，在这场战争中仅有34名士兵罹患脚气，且症状轻微无人病死。后人究其原因即在于海军接受高木兼宽的说法，从1882年起逐步实施米麦混合，增加舰艇上奶品和肉类的供应。不过森鸥外仍然坚持己见，在日本侵占台湾之初严禁驻台陆军擅自提供米麦混食，更在1901年发表论文认定高木兼宽的说法不足采信。1901—1904年间，森鸥外在陆军支持下不仅以实验试图证明高木兼宽说法有误，亦希望调制药物“征露丸”抑制或治疗四处蔓延的“脚气菌”。然而，日俄战争（1904—1905）时悲剧重演，陆军有25万人罹患脚气病，病死者近3万人，同时期海军脚气病患者才87名，导致后来的医界有所谓“征露丸杀人事件”之耳语。有人即认为日本陆军风气向来崇尚普鲁士军风，因此留德的森鸥外才能不顾临床失败的事实，坚持其“脚气病源细菌说”。若以洪建德的研究来看，“明治陆军多出身长州藩，海军多出身萨摩藩，陆军多留德，……海军多留英。森鸥外是堂堂经过大学预校、全国精选才进入帝国首都医学大学的高才生；而高木兼宽的学历才鹿儿岛医学校（1888年就废校了），是尔尔边陲医专生”，则隐约点出了明治初期医学精英间，因袭过去藩阀身份与其所导致的在学历出身上的限制。此种问题甚至早在倒幕政争期间即已存在，长州出身的大村藩主即公开讥笑：“萨摩藩没有好医者。”此外，自从西乡隆盛在1877年发动西南战争被明治政府平定以来，所显现的不仅是武士社会制度的进一步崩坏，还有新政坛中陆军（长州）与海军（萨摩）势力的消长。高木兼宽虽因留学英国（时间为1875—1880）得以避祸，但当他在1881年以海军军医大监之姿，提请以英国医疗体制设立有志共立东京病院时，仍然遭受当

时医界主流的德国医学派（陆军军医与东京帝大）强力的反对和抵制。在此，若带入之前提到的野口英世的极端例子，显然明治洋医界的内部不仅有着士族与贱民的区隔，甚或西南战争后的胜败双方也横隔着一道高墙。

森鸥外在医疗上，尤其是脚气病上的屡犯失误，并未导致他遁出日本医学精英的核心圈，他反倒在生前一路平步青云，直到死后文名才压过其医师的身份，为世人所传诵。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科学医学还在婴儿期的历史现实，当然是造成这般情况的关键背景。然而，围绕在森鸥外周边日本洋医学界的某些风气，也是让脚气菌学说久久挥之不去的重要原因。首先，不论是高木兼宽还是森鸥外，他们的医学观或卫生观仍然有着强烈的士族阶级的立场。高木认为三等贫民（贱民），是造成东京脏乱以及疫病流行的原因，力主将他们强制迁居郊外的农村。同时，与高木势如掎角的森鸥外，认为高木的说法“全然不足采”且过度依赖传统的瘴气解释，但却没有反对高木要大力介入贫民区整顿旗家屋的观点。松田诚就认为，两人所异者仅止于对于疫情或都市卫生之病源发生论，但都市下层的贫民福祉则完全不是其关心的焦点，甚至被认为是必须要被牺牲的对象。

另一个可能导致森鸥外坚持脚气菌学说的原因，则是此时日本医学界内部强烈的权威主义与弟子门生情结。根据松田诚的研究，森鸥外具有权威主义与党派的习性，这一点尤其表现在，森鸥外坚持其师石黑忠惪在兵食与脚气菌上的论点。1884年正值森鸥外赴德修习医学之际，石黑军医监即赠言“致力于兵食之研究”，此话成为尔后森鸥外致力于脚气菌与兵食研究之关键。返日后的森鸥外，回到日本陆军军医学校担任教官，此时的校长正是石黑忠惪，两人在兵食研究上合作无间；之后又得到来自东京帝国大学细菌学研究的支持，更加坚定了两人对于脚气菌的看法。秉持石黑脚气菌假说的森鸥外，很快就在同辈东京帝大医学部第一任细菌学教授绪方正规和病理学教授山极胜三郎的研究中，找到支持其论点的依据。

日本脚气病论争的故事，反映出明治初期西洋医学界某些特殊现象。首先，1910年以前的现代医学虽已有重要的进步，尤其是在细菌学这一领域当中。但此时各种学说并起，形成百家争鸣的现象。在汉、洋医学此消彼长的态势中，军医界内部有陆军、海军两方相抗衡的形势。但除了陆、海军系之争，医界的门阀也显现在东大医学部与北里柴三郎门生的长期斗争上。相较于脚气病论战属于日本医界内的风波，后者的党同伐异则事关日本医界的正统之争以及帝国的颜面，乃至于扩展到日本殖民医学整体的发展。

（本文节选自《武士刀与柳叶刀：日本西洋医学的形成与扩散》，刘士永 著，中西书局，2018年1月。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