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导演郑大圣：我们如何变成现在的我们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3月17日，郑大圣导演的新作《村戏》由大象点映策划，在国内院线举办百城首映礼。很难想象，这部《村戏》，才是这位在中国艺术电影圈子里成名已久、作品颇丰的导演第一部在国内院线上映的电影。对于这位电影界的“资深新人”来说，电影能在院线跟广大观众见面，自然是其电影创作生涯里的重要节点，用导演自己的话来说，“能上映，就是上上签”。
郑大圣导演在艺术电影界闯荡已久，早在2000年就推出了电视电影《王勃之死》，在那之后，其多部电影都是订制作品的形式，在央视电影频道播放。2013年春，其创作的《天津闲人》和《危城》这两部电影，曾经在国内艺术电影的推广和发行组织后窗策划的艺术电影展映单元当中，得以小范围地跟南京、上海等地的艺术电影观众，在电影院里见面。但在其电影创作将近二十年的生涯里，普通观众要想看到郑大圣导演的作品，最主要的渠道就是央视电影频道。正基于此，《村戏》的上映，对郑大圣来说，才具有非凡的意义。
郑大圣出身电影世家：外公是戏剧电影大师黄佐临，外婆是舞台银幕双栖明星丹尼，母亲则是著名的第四代导演黄蜀芹，父亲郑长符也是影坛屈指可数的顶级美工师。或许是受家庭的影响，与其他独立电影导演多关注现实题材不同，郑大圣的所有作品都取材于历史，在独立电影、艺术电影界里，堪称“自成一派”。
五年前，郑大圣曾经跟笔者详细交流过自己对于历史题材偏好的原因。他坦言，自己是一个历史故事、历史风物的爱好者。喜欢读历史当中的故事、人和一切东西，尤其喜欢搜集历史背景中被淹没在宏大叙事之下的小人物、小故事，也就是被称为“私历史”的材料，比如民国时期人物的书信、账本，家族的日记、照片等物件。这些“私历史”特别能激发郑大圣的兴趣。“用历史来做表达，对我来说更有创作空间，更自由，也更容易表述。”郑大圣导演的这番话，笔者至今记忆犹新。
《村戏》延续着郑大圣对于中国历史变迁的关注，只不过把时间节点放到“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之时。在2017年于国内外各大电影节上收获一番好评之后，本片得以在今年年初顺利跟国内观众见面。
《村戏》的剧本，根据河北正定县作家贾大山的三篇短篇小说改编而成。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界，贾大山是以现实主义创作风格见长的短篇小说作家，一度与贾平凹并称“二贾”，声名显赫一时。其作品《取经》和《花市》入选过全国中学语文课本。
贾大山关于现实变迁与人性丰富性的文本，跟郑大圣导演的历史取向与现实关注，可谓一拍即合。得益于导演长期以来的历史感与历史意识，《村戏》当中对于时代面貌的表达，是冷静、克制而相对中立的。
“村戏”的片名，本身就具有村里剧场为迎新年而上演的小戏、村里围绕分地和演习而产生的争斗闹戏和整个中国身处时代交替之中的家国大戏这样的三重意蕴指向，无论是电影中的诸多人物，还是作为影像创作者的导演，都自觉把自己放在一个表演者的客体位置上，并没有在影片中进行太多的说教和自我解读，而是把诠释、分析和解读的任务，留给了影院里的观众们。
正如部分媒体和影评人所批评的那样，《村戏》当中，尽管没有太过强烈的主观叙事冲动，但种种带有象征和隐喻色彩的符号元素，还是有过多之嫌，以至于观众会沉浸于这些符号的意义解码，而相对忽略剧情的推进和影片的大时代变迁意蕴。尽管如此，无论是题材、影像气质，还是具体的内容表达，《村戏》在如今中国的院线电影当中，还是属于不多见的一种类型。这种类型和题材的电影能够公映，值得关注。
围绕《村戏》的相关问题，笔者跟郑大圣导演展开了对话。
许金晶：从描写初唐才子王勃的《王勃之死》，到讲述民国时期天津市井生态的《天津闲人》，您的电影作品，一直有着比较强烈的对历史和文化变迁的关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题材偏好？
郑大圣：一是因为自己喜欢，觉得历史是最好的剧本；二是为图方便，眼前的现实题材，大多数难以深度挖掘，到一定的地质层就不让再往下探了。
许金晶：《村戏》照旧是一部关注中国重大历史变迁题材的电影，这一次，为什么会把视角放到当代，放在改革开放刚刚开始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
郑大圣：40至50年以前，不远也不近的历史，最难描摹。但同时，这段历史也最值得回顾——我们是怎么变成现在的我们的？变得都快不认识自己了。
许金晶：《村戏》改编自贾大山先生的小说，跟原著相比，您对这个故事做了哪些改编和整合处理？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处理？
郑大圣：从《贾大山小说精品集》（作家出版社）中选取了《花生》《村戏》《老鶴》三篇做人际关联的基础，从作者的“梦庄”系列中反复体会北方乡间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人情世故。《花生》一章中的一个动作——看青人一巴掌不小心“打死”了自己的亲闺女——被拎出来做了电影故事的硬核。由这一个动作出发，我们试着延伸想象之前、之后、尤其是之后的之后还可能发生什么？在当年那种情境形势下……一个动作足够发动一部电影了，哪怕在原著小说中并非叙述的重点。
许金晶：《村戏》整部电影都是以黑色基调为主，只是在男主角奎生回忆女儿被自己噎死的场景时，采用了彩色处理。这种黑色与彩色之间不同色彩的处理方式，有着怎样的用意？
郑大圣：没有什么特别喻意。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刚开始有记忆，最记得的颜色就是草绿和鲜红，到处都是。
许金晶：《村戏》的核心故事围绕村子里的新年大戏展开，为了反映新时代的来临，县里的干部选定了《打金枝》这出戏。能否介绍一下这出戏的背景？之所以考虑安排这出戏，是否有着特殊的寓意？
郑大圣：最终选定的非职业演员群体是河北省井陉县的一个民营的晋剧团，演员加上乐队，全员来演电影。他们是唱山西梆子的，常年巡演在太行山东西两麓的村镇里。过年时节乡民们最爱点的戏码就是这出《打金枝》，是这个戏班子的拿手戏、热门戏。我是因人选戏，乘着顺手。《打金枝》在很多地方戏里都有，在昆曲叫《满床笏》。“行当齐全，热闹吉庆”是戏班子的编导（电影里村支书的扮演者）的原话。这出戏有着非常典型的中国式伦理，家和国纠缠在一起，将每个家庭里人之常情的琐碎矛盾放大到第一家庭、第二家庭的等级上夸张地显现出来……正好，戏文里还有打公主的“一巴掌”。
许金晶：除了《打金枝》之外，还在电影里扮演重要角色的戏剧，有《万泉河水清又清》和《钟馗打鬼》，能否介绍一下这两出戏的大致情况，以及它们在电影剧情推进中的作用？
郑大圣：《万泉河水》是“样板戏”里难得的抒情歌唱，暗含着隐秘的男女情愫，大概是那个年代里唯一能寄托恋爱意思的革命歌曲了。“跳钟馗”则是北方农村里民间祭儀的遗风，过春节请戏班子唱戏，须扮上钟馗老爷的形象，连唱带舞，在村子里巡一周遭，在要道口、在水井台，每家每户也不能漏过，进了院门就要唱吉祥词、挥动宝剑捉拿、驱逐恶鬼和瘟疫……演剧的渊源就是降神。而钟馗这个鬼雄，自己是个命运乖舛而性格暴烈的鬼魂。
许金晶：《村戏》这部电影采取的可谓是三重戏剧的表达，村里剧场的小戏、村庄围绕分地和演戏产生的闹戏，和时代交替的大戏交相上映，《村戏》这个电影名，是否就有着这样的多重指向？
郑大圣：台下幕后，“一村”的戏。所以后来就不交代那出《打金枝》如何如何了。
许金晶：在《村戏》这部电影里，毛泽东时代的种种痕迹随处可见，然而电影中摆脱了集体主义教条束缚的村民，却已经开始为了各谋私利，展开各种斗争与算计。通过这样的拍摄与表达，您对于改革开放前后的这两个时代，寄托着怎样的态度？
郑大圣：我只是尽可能地去体会在那种情境里的每一个人，从改编、到拍摄、到剪辑，一直在设身处地。我恐怕会做出与他/她们一样的判断和行为来。我觉得，真可怕。
许金晶：在电影的宣传海报里，您写下了这样的话：“没有一个坏人，也没有一个无辜的人。”能否谈谈这句话的具体意蕴？
郑大圣：海报上的这句话，是我的直感，有一天的拍摄现场，从自己的脑海里脱口而出。再细论，恐怕也说不出更多来。各位观众，可以自行体味。
许金晶：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村戏》是您第一部在国内院线上映的电影，今天能在院线跟广大观众见面，能否谈谈您对此的感受？
郑大圣：能上映，就是上上签。将被看到，或还能引起质询和追问，就是不白拍。
- 报料热线: 021-962866
- 报料邮箱: news@thepaper.cn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证：31120170006
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沪B2-2017116
© 2014-2024 上海东方报业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