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印关系︱即便印度不参与“一带一路”又何妨

印度对华具有明显的“问题外交”思维，而中国更愿意寻求和印度的整体稳定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对印度没有具体的需求，单纯出于节约成本的角度希望维持所谓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以当前论，中国政府对印度的最主要期待应该是争取印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利用莫迪政府对推进国内经济改革的热切心理，参与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而参与印度的工业化进程。中国驻印度大使馆公使刘劲松在印度观察家基金会（孟买）召开的“一带一路”研讨会上，强调“印度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方向与中方重要合作伙伴”。

相当多的中国学者也认为印度的参与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南亚的成功与否具有决定性至少是重要的影响，例如认为“争取印度是有必要的”，理由是“南亚的地理结构使得印度成为整个次大陆的核心，而印度的整体经济实力占据了这一地区的80％以上，使得它在南亚所享有的影响力是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匹敌的。但凡印度反对的事情，其他国家必须有所顾忌。‘一带一路’作为中国构建的开放型的周边经济架构，如果缺少庞大的印度市场的加入，无疑是一大憾事。此外，更直接的原因是，当前南亚很多国家政府都是亲印派主导，如斯里兰卡、孟加拉国，而莫迪上台后印度采取的邻国优先（neighbour first）政策将提高其对这些国家政策走向的影响力”。有学者认为印度的“‘季节计划’虽然对中国‘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造成了一定的影响，但基于两国国家发展战略需要，并不排除中印在‘季节计划’和‘海上丝绸之路’方面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双方对‘季节计划’和‘海上丝绸之路’彼此认可，甚至合作，两国的相关项目才有可能顺利实施”。

也有一部分学者，如提出中印两国在各自的地区发展战略上存在明显差异，战略对接并不现实，印度根据自身的产业发展、地区战略、对华政策，是不太可能认真参与“一带一路”的，也不会实现所谓“对接”。有学者主张，“对印度而言，通过战略自主打造‘季风计划’，拥有自己主导的贸易路线和文化影响，更有利于维护自己在南亚和印度洋区域的主导地位，相比于跟在中国后面，也理所当然更为可取。同时，印度又或许根本不可能放弃在地区层面扮演针对中国的‘制衡力量’之角色，因为与中国保持适当距离，乃至时不时挑衅中国，有助于其维持一种特殊身份，进而获得地缘政治的投机空间。又鉴于‘季风计划’本身的缺陷以及莫迪政府所面对的严峻挑战，该计划有可能停留在‘象征意义’层面，或者逐渐沉寂。在此种种情势下，中国大可不必急于讨论与印度‘季风计划’战略对接问题。”

还有学者强调，“在印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问题上，中方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既要考虑印度参与可能带来的利益，也要认清印度在这一问题上狐疑和渔利的心理。要更多地强调‘一带一路’战略的开放性和平等性，少谈论印度对‘一带一路’的特殊战略价值。这一价值可能是存在的，但中国要看到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中国谈论得越多，印度‘奇货可居’的心态就越强，中国就越不可能获得印度的支持。中国应该明确强调“一带一路”战略的经济合作性质，拒绝任何将政治、安全和领土问题与‘一带一路’结合起来的主张”，并且建议“中方争取印度参与‘一带一路’要实事求是，尤其不能把印度的参与与否作为衡量‘一带一路’战略成败的标准”。

应该看到，莫迪政府对待“一带一路”的态度是经历了发展变化的过程的，且目前仍在调整之中，认为莫迪政府已经决定印度参与或者不参与“一带一路”的判断均为时尚早。莫迪当选之初，虽然在“一带一路”问题上表态也比较谨慎，但基本策略是观察、评估，直至2016年，印度才公开表示拒绝参与“一带一路”，理由是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穿越印度主张的克什米尔地区，侵犯了印度的主权，印度无法在这种情况下参与“一带一路”。

对此，中国学术界和媒体的普遍认知是印度只是在以中巴经济走廊为由表达对中国的不满，拒绝参加“一带一路”是对华博弈策略的一部分。其目的或者是迫使中国在“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中做出切割，进一步挤压巴基斯坦；或者是增大要价，迫使中国在“一带一路”中给予印度更大优惠；或者是实现对冲，迫使中国接受印度的“东向行动”政策，认可印度在东南亚日渐积极的活动。这些分析和研判都有其道理，但是在讨论印度为什么要以中巴经济走廊为由拒绝参加“一带一路”以及中国如何应对这两个问题之前，或许中国首先应该认识到莫迪政府“问题外交”心态和策略是造成印度抵触“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层逻辑基础。

第一，中国需要认清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提出质疑的真实原因——印度的质疑不仅仅是一件外交工具，它同时体现了印度的外交立场。

印巴围绕克什米尔问题的分歧和博弈已经超过半个世纪，2016年再次激化起因是印度在克什米尔采取的“奔袭”行动，恶化是由于印巴双方早已形成了循环升级威慑，和中国特别是中巴经济走廊并无直接关系。

然而耐人寻味的是，印度却在2016年9月印巴关系骤然紧张后起连续、高调对中巴经济走廊表示不满，理由是中巴经济走廊穿越了克什米尔地区，中国未经与印度磋商就在巴控克什米尔展开工程建设侵犯了印度主权，违背了中国在克什米尔主权问题上不持立场的承诺。

理论上，这些理由如果是印度的立场，那么这一立场应该在中巴经济走廊推出之时就明确表达。而早在2014年中巴两国共同推动中巴经济走廊之初，印度却并没有对此做出强烈反应。这或者意味着印度在中巴经济走廊启动之初并不相信该合作计划有可能取得成效，没有必要阻挠；或者意味着印度对中巴经济走廊的反对并不是一条外交原则，而是一件外交工具。

但是无论印度最初在中巴经济走廊启动的时候反应微弱以及当下对抗态度日渐强烈的心理动因是什么，中国必须看到，当印度正式将主权争议作为反对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理由那一刻起，印度就已经不可能既接受中巴经济走廊又在中巴经济走廊被看作是“一带一路”旗舰项目的情况下，参加“一带一路”建设了。中巴经济走廊问题不管是印度的外交立场，还是外交工具，现在都已经约束了印度的政策选择。

那么，问题就转换为中国能否找到变通手段，突破两国目前在“一带一路”问题上陷入的僵局，如果中国认为争取印度参加是“一带一路”成功的重要条件的话？

第二，中巴经济走廊和“一带一路”的关系上，中国不具备按照印度的要求调整表述方式的空间。

中巴经济走廊和“一带一路”的关系，中方数年前就已经进行了外交上的官方表述，认为中巴经济走廊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如果确实是“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至少需要满足三个条件：①中巴经济走廊能够成功，且其成功的条件可以复制到“一带一路”的其他参与国家或者参与地区；②中巴经济走廊所产生的正面溢出效应有助于中南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和区域经济发展，能够产生超越中巴两国利益的地区综合效益；③中巴经济走廊的负面溢出效应不至于影响“一带一路”的整体推进。只有这三个条件都满足，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才名副其实。

印度的阻挠实际上影响的是中巴经济走廊发挥旗舰作用的第三个层面。而一旦印度的阻挠成功，或者中国顾及印度的感受，调整了在中巴经济走廊和“一带一路”关系上的表述，其结果不但是这三个条件的前两个无法实现，而且还会严重降低中国外交的可信度和对外话语表述的严肃性。因此，中国是不可能通过改变中巴经济走廊和“一带一路”关系的话语表述来争取印度对“一带一路”的参与的。

第三，印度从自身利益考量，并不需要参加“一带一路”建设，中国对印度的期待，并不符合印度对自身外交战略的心理基础和目标想定。

中国学者在讨论印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时往往强调印度和中国之间的相互需求，以及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比较优势。这些因素都是客观存在，但中国必须考虑到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能够提供给印度的，印度几乎全部都可以找到替代。

实际上，近年来，印度的经济高速发展首先并没有依靠中国对印度经济的介入。其次，即使印度经济增长和中印经济合作存在关联，这种关联也不是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产生的，换句话说，没有“一带一路”框架，中国也会和印度保持非常密切的合作关系，并且希望合作更加密切。既然如此，印度有什么必要承诺参加“一带一路”呢？最后，“一带一路”建设启动后，中国和参与国家的绝大多数之间，贸易顺差都在扩大。而印度又对中印贸易不平衡非常敏感，这种情况无疑将会使得印度对“一带一路”的客观效果更加怀疑。

以上种种原因使得中国在争取印度参加“一带一路”建设时不但要绕开中巴经济走廊产生的外交困境，还要说服印度参加“一带一路”建设后能够获得比目前的中印经济合作更具吸引力的回报，并且不会造成逆差进一步扩大的后果。这意味着中国必须给予印度超过“一带一路”其他参与国家至少是南亚其他参与国家的独有优惠待遇。这种优惠待遇还不能让自信心自尊性都不断增强的印度感受到被中国施与恩惠。对于中国来说，这基本上已经属于无法实现的目标了。

第四，“一带一路”取得成功，印度的参与并非必要条件，中国没有必要为争取印度而支付过大代价。

中国必须审慎思考，印度的参加对于“一带一路”而言，是否真的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哪怕是重要的战略价值。理论上，印度的参与能够产生如下积极效果：首先，将10多亿人纳入“一带一路”的市场空间，为“一带一路”建设注入强大的市场潜能；其次，避免印度反对、阻挠“一带一路”在南亚次大陆地区的推进，实现中国主导下的南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再次，为中印关系的长期稳定提供基于合作的经济基础，为双边关系其他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最后，为后TPP时代的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新经济秩序的建立提供更多有利因素。

毫无疑问，以上效果都是中国所希望的，然而，问题在于，即使印度参加“一带一路”，这些积极效果就能够出现吗？一个简单的反诘，中印两国经济关系对中国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作用远远大于中国和巴基斯坦经济往来，但在涉及中巴经济走廊的问题上，中国毫不犹疑地拒绝了印度这个南亚中国最大贸易伙伴最关键市场的要求。那么，中国又有什么理由认为印度会为了市场因素而选择配合中国的外交行动甚至按照中国的意愿处理双边关系问题呢？

不仅如此，中国还需要看到，印度早在多年前就已经开始试图阻挠“一带一路”建设。印度始终反对尼泊尔和中国的接触，敌视中国在斯里兰卡的港口建设，公开抨击中巴经济走廊项目。但是，中国和以上国家的合作都在不断取得积极成果。尼泊尔大地震后，印度对尼泊尔进行实质封锁，结果是尼泊尔对华亲近感进一步增强；斯里兰卡政权更迭导致科伦坡港口城项目出现波折，但其他合作项目仍在推进，且港口城项目也在一年后复工。至于巴基斯坦，中巴经济走廊项目并未因印度的阻挠而出现动荡。

的确，中国和南亚地区中小国家的合作进展并非一帆风顺，但就其根源，波折的出现到底是因为印度的阻挠，还是中国与这些国家开展合作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障碍没有得到妥善处理？这是需要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时需要慎重思考的问题。

中国应该看到，“一带一路”建设成败的关键是中国能否与具体项目的承载国家开展建立在互信互惠基础上的双边或小多边合作，很多问题的出现是双边关系框架下的，比如中巴经济走廊的安全问题，以及科伦坡港口城的环境评估问题。将这些问题都归因为印度的阻挠，是不符合事实的，即使没有低估印度用零和博弈思维处理涉“一带一路”的底线，也高估了印度在南亚地区给中国制造麻烦的能力。

归根结底，“一带一路”建设的成败关键并不在于区域内外大国的阻挠，而在于中国和参与国合作的具体成果是否能够说服更多国家对“一带一路”抱有信心。同理，中国也没有必要反对印度参加“一带一路”，而是应该把选择权交给印度，让印度通过相对长时间的观察来评估“一带一路”的性质和作用，以做出最终决定。

-----

本文选编自作者发表于《当代亚太》2017年06期的论文《莫迪政府对华“问题外交”策略研究》。“澎湃”经授权刊用。为方便阅读，略去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