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出版社实习见闻｜第一个中国实习生

邱瑞晶，同济大学德语系毕业、纽伦堡-埃尔朗根大学图书学专业硕士，现于纽伦堡-埃尔朗根孔子学院任图书出版项目助理，微信公号“中德人文交流”专栏作者。攻读硕士期间，是斯图加特克莱特-柯塔出版社（Klett-Cotta Verlag）和维尔茨堡艾瑞纳出版社（Arena Verlag）的第一名中国实习生。在正式成为一个出版工作者之后，她回顾了自己的实习经历，反思这段实习带给她的收获与历练。本文为“德国出版社实习见闻”系列第一篇。

2015年，我在德国攻读图书学专业3个学期了，在空想了一阵子之后，我决定：要去德国出版社实习！而且要去真正典型的德国图书出版社，而不是其他那些小打小闹的业余机构。

经过一番咨询和搜索之后，我发现，作为外国人，最适合我的是出版社的版权部门，因为那里是德国出版社与外国合作者接触交流最多的地方。简历投出几周后，我收到科纳普先生（版权部负责人）的邮件，约我进行一场电话“面试”。谈话的气氛非常轻松，我精心准备的自我介绍完全没有用上——科先生说：您的经历我都已经从简历里知道了。科先生介绍了出版社的构成和对实习生的培训计划，又礼貌地询问，是否介意每个月实习工资只有250欧。在整场谈话中，科先生最严肃的问题就是“您为什么选择我们出版社？又为什么选择版权部？”可见，他最看重的是申请人的动机（Motivation）。我告诉他，之所以选择版权部，是因为在之前的研究生项目中，我与德国同学们一起研究了中德之间版权贸易，访问了中德两国共8家出版社，从中了解了版权部工作的一些皮毛。而选择克莱特-柯塔则完全是个巧合：我在学院的群发邮件里发现了出版社招收实习生的消息。

在与科先生通完电话的那个下午，我就收到了回复——我要去斯图加特了！

我成了克莱特-柯塔的第一个中国实习生。

“第一个中国人”这件事是科先生后来告诉我的。出版社所属的克莱特集团（Klett Gruppe）是德国最大的图书出版集团之一（2016年时营业额排名第四，首位的是斯普林格集团）。集团中最强势的是对面楼的克莱特教材出版社和旁氏出版社（Pons Verlag），前者给诸多中国的德语学习者送来了《走遍德国》系列教材，大概同时成了不少人的噩梦和美梦；而绿色的旁氏外语学习丛书也是外语学习者的宠儿。科先生说，这些出版社会编写中文教材，所以偶尔会看到亚洲脸庞出现，但在克莱特-柯塔这个大众出版社（Publikumsverlag）里，外国人，尤其是亚洲人是“珍稀物种”。

后来，我在和同事卡洛琳聊天的时候得知：在我之前，真正的外国实习生只有一位法国美女，这位法国美女后来在对面的语言教材出版社里谋得了一份正式工作。而我的前一任实习生艾瑟吉尔虽然是个土耳其女孩儿，却是在德国长大的移民二代。在出版这样一个传统行业中，他们与中国人的接触大多停留在邮件阶段，甚至与中国出版社的贸易也都是通过代理公司完成的。但科先生又说，前不久法兰克福书展集团下属的北京图书中心（BIZ）组织了中国出版人研修之旅，克莱特-柯塔也是其中一站，中国出版人对德国出版社充满了好奇，而反过来，他们大家也都迫切地想要了解中国和中国出版业。我心里惴惴不安，混杂着进入新环境时惯常的社交恐惧，又带着自己能否和德语母语者一样出色完成工作的担忧。

现在回想起来，幸而遇到了科先生、哈博曼女士和卡洛琳这样可爱的几个人，才让我的这三个月过得这样充实而有趣。

30年和2天

版权部办公室门后，有一张桌子是专门为实习生准备的，桌子的左边和后面是满满当当的书架，书架上的书大多来自出版社最大牌的几位作家恩斯特·荣格（Ernst Jünger）、戈特弗里德·本恩（Gottfried Benn）以及布里吉特·克洛瑙尔（Brigitte Kronauer）。左侧的书架顶上竖着一张世界地图，各大洲的版图上分散贴着印有书籍封面的小贴纸（欧洲那块尤为密集），告诉人们克莱特-柯塔的书都去到过世界的哪些角落。抬头望向办公室最深处的那面墙，从天花板到墙角跟，摆满了肥胖的文件夹，按照作者或出版社首字母顺序排列着，文件夹新旧颜色各不相同，但都因为肚里塞满档案文件而急需减肥——科先生说，它们本身也是一本本书，说着自己的故事。它们背上的标签撕了又贴、层层叠叠，是它们在这架子上经历的岁月留下的勋章。剩下的所有墙面都被神秘的黑柜子占领，而黑柜子的门上还零零星星地贴着来自遥远国度的明信片。

科先生正在为我解释出版社的管理系统，我的两位同事哈博曼女士和卡洛琳突然从办公桌后面走了出来。接着，卡洛琳从身后“变”出一只蛋糕，上面插着的烟花蜡烛是“30”的字样，来到了科先生面前。我疑惑，科先生花白的寸头，高高瘦瘦、精神矍铄，西装加身，衬衫领上还讲究地围了丝巾，一副老绅士派头，但怎么看也不可能是而立之年的人吧！“寿星”科先生自己好像也忘了“生日”，看到蛋糕才恍然大悟，笑着从电脑后面站起来，一副“哎呀叫你们那么客气我都不好意思了”的表情，一一与闻讯赶来围观的同事们握手致谢。见我还是一脸茫然，站在我旁边的哈博曼女士——她一头利落的银灰短发，细瘦的鼻梁上架着细瘦的眼镜，说起话来语气和眼神都很温柔，她告诉我，今天，科先生在克莱特-柯塔出版社工作满30年了！——而那天，是我到出版社第2天。

30年——一万多天，那些地图上的贴纸是这一万多天里记录的旅行日志，那些塞得不能再满的文件夹是这一万多天里写下的长篇小说！我又想起这天早些时候，科先生充满热情地为我介绍办公室的布局，不遗巨细地向我解释工作内容——30年之后的我，能不能忠实地保持对这份事业的热情呢？能不能成为像科先生这样认真又帅气的职人呢？

版权部的工作

德国出版社的版权部，其工作主要是出售版权。而购入版权的决定权，主要掌握在编辑和出版人手中，版权部只是从旁协助，在签订之前帮助检查合同细节，在签订之后保存合同副本。这是大多数德国出版社的情况，也会有少数例外。

但是，销售版权只是卖卖书那么简单的吗？我原本以为，自己最大的贡献可能就是利用母语优势，帮忙联络下中国出版社之类，但事实并非如此。

版权部工作大致分为国内和国外两块。

在德国国内可以出售的主要版权包括：口袋书（Taschenbuch）版权、有声书（Hörbuch）版权和翻印许可（Abdruckgenehmigung），更进一步的还有电影及其他改编权。

按照传统来说，一本书的第一版（原版）一定是精装版（德语称gebundene Ausgabe或Hardcover），有硬质封面，装帧较为考究，定价也较高。如果图书销售情况良好，要进行普及，让更多读者读到，那么便会推出简装版，也可以叫口袋书。在以前，德国出版社分类明确，出版社要么只负责发现新书，出版精装的原版，要么只负责观察哪些新书有潜力，出版简装的普及版。现在，随着市场的转变，这两种出版社的界限逐渐模糊起来。原本做精装原版的出版社若发现热销图书，也会自己出版口袋书，如费舍尔出版社（S. Fischer Verlag）就有专出平装版图书出版社“费舍尔口袋书”（Fischer Taschenbuch）；相对应的，原本只出版平装书的出版社，如dtv出版社（全称为德意志口袋书出版社Deutsche Taschenbuchverlag）也推出了精装书。

作为实习生，我被分配到的工作主要是协助哈博曼女士处理翻印许可的事宜：

如果你要引用某本书中的大段文字，如果你要将某篇小说连载在杂志上，如果你要使用一首诗歌或一张图表，如果你要将一篇短文收录到一本文集中，如果你要出版某本书的特别版（例如，这对某个读书俱乐部会员的特别版本，只限一次印刷的那种），你就需要申请翻印许可。申请人需要给出详细的信息，要使用的内容是什么，用在哪里（出版物名称、预计出版日期、印数）等等。经过核实后，申请人和出版社会签订一份简单的合同，出版社收取一定费用。简单的内容使用一般是百欧以下，非商业性用途会酌情免除费用（例如教会刊物等）。重要的是，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刊物，出版社都会要求申请人寄来样本，存放在出版社的档案室内，并寄给作者，让他知道自己创作的内容被散播到了哪里。如果是书籍，还会寄往位于马尔堡的德国文学档案馆存档收藏。

但是，有一些出版机构使用别家的内容是不用付费的。或者说是不直接付费。这里就不得不提到文字版权管理协会（VG Wort）这样的中间机构，它们是德国版权管理和使用的重要一环。比如，在为中小学编写教材时使用的内容，使用者只要标清版权所属，并不需要直接向作者付费，而是由管理协会来支付费用，按年结算，而这些经费的则来源于各会员单位缴纳的会费。这些细致而繁琐的工作确保了作者和出版社工作人员们不会白白付出，让他们的智慧和劳动都能得到报偿。

少了一段《指环王》

所有实习生在进入克莱特-柯塔的同时，也得到了在各个部门上一堂培训课的机会。说是培训课其实不准确，部门的负责人除了会向你介绍他们的工作内容，也会聊起自己入行的经历以及工作中的趣事。

让我印象最深的，大概是在生产部（Herstellungsabteilung）的那节课了。德国出版社的生产部主要负责一本书从数字文件变成实体的过程，设计装帧（有些出版社也会另设设计部门）、选纸选材、联系印厂等。生产部和我所在的版权部是邻居，所以我每天都能见到生产部的女主管。主管女士身材敦实，总是穿一件绿色的呢子大衣。她声音沙哑，常常冷着一张脸，微笑着与她问好也得不到什么热情的回应，这使我总怯怯地联想到一头绿色的悍龙，认为她是个不好惹的狠角色。进到她的办公室，最先看到的就是矮桌上成堆的书，其中不少被撕开了封面，可怜兮兮地露出了书脊（啧啧，狠角色）。她兴许是发现我们注意到了那些被撕开的书，解释说这是她的职业病。“作为专业的制书人（Buchbinder），看到装帧漂亮的书，就想拆开看看是怎么实现的。”话语间满是对自己职业的自豪感。

的确，制书人——将散页装订制作成书的人，这在欧洲是一个充满传统的古老职业，德国人中甚至还有姓“制书人”（Buchbinder）的。早在13世纪，制书就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手工行业：如果说中世纪那些最初的制书人，是为贵族和神职人员装帧产量稀少的手工图书，靠双手和简单工具制作出充满艺术性的孤品——是阳春白雪，曲高和寡；那现在，工业化的批量生产，恐怕就要被想成是“下里巴人”了，但我看到的是，“下里巴人”的通俗并没有抹煞其中蕴藏的匠心。

主管女士还为我们几个实习生讲述了发生在2012年的一次出版事故：

Klett-Cotta出版社旗下有一个专门出版奇幻文学的副牌霍比特出版（Hobbit Press），由1970年代出版德语版《指环王》开始，除托尔金的小说之外，也出版其他奇幻作家的作品。2012年，该副牌推出了首个德语评注版《大霍比特全书》（Das große Hobbit-Buch）。硬面精装，正文使用黑色字，评注则是与封面相呼应的青色字，还加入大量细致描摹的插图，在排版装帧上下了很大一番功夫。然而，热闹上市之后，却有《指环王》的忠实读者在论坛上指出，这个版本的282页和283页之间，由于排版失误，缺少了一段重要的文字！失望的不仅仅是读者，还有在前期工作中付出诸多努力的工作人员们——这样的问题恰恰出现在这样一本“精品书”中，是让人沮丧的。

两个星期之后，该书责任编辑在“指环王”爱好者聚集的论坛上表明了出版社的态度：已经购买该书的读者可以邮件登记，出版社会寄出一张特别设计的增补页；该增补页也会夹入该批尚未售出的图书中；之后的批次将不会再有缺少段落的问题。

出版社以这样的方式，让托尔金“把话说完”了。主管女士感叹，图书这样一种媒介，一旦成书便是一锤定音，再也没有更改的余地、撤销的机会了。（也许有人会问，如果销毁这些缺少章节的图书，为每位顾客更换新的图书不是更有诚意吗？但我个人却认为Klett-Cotta出版社的做法已经很好了。抛开成本不说，从环保角度，也要考虑一下被砍掉的树们的感受啊！）这就更加要求每个做书人都怀着审慎的态度，始终悬着一颗心来完成自己的工作。我想，图书同时还是这样一种媒介，其中的文字、插图正确无误是理所当然的事，为之付出的努力是隐形的，而其间夹杂的错误却是极其扎眼的，给读者留下的负面印象可能回立即抹煞其它的努力。作为读者的我，更加感到出版社各个部门工作的珍贵，“完美”的书来之不易；而作为出版行业新人的我，也更明白自己要积累和学习的还有太多。

培训结束之后，主管女士向每个实习生手里塞了一本口袋书版的《指环王》，说：“你们不要看这本书普普通通。像这样一本超过1500页的书要印在一本书中，书不能太重太厚——重了不方便携带；纸张不能太薄——那会使后一页的字映上来，造成阅读时的不适，也给人廉价的感觉；字也不能太小——口袋书是让人带在路上看的，太小了无法在车厢里阅读；还要控制成本——口袋书版必须比精装版便宜一半以上……”做书的人脑中想着的全是看书的人：为了让一本书能被某个人手捧在手中，他们考虑到了每个小细节。

在那次培训之后，虽然穿着一身绿皮的“悍龙”女士看起来还是一样的严厉，对我的“早上好！”还是“爱理不理”，但我对她的感觉变了，我相信她是个善良而细致的人，就像每个做书的人一样。

（本文转自微信公号“中德人文交流”，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