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指控名人自杀引发争议，韩国＃MeToo运动前途未卜

专制傲慢的权威令人憎恨，但大众的愤怒和反抗情绪并不会理所当然地被浪漫化为正义与希望，从而被所有人接受。

发端于美国的“＃MeToo运动”蔓延到韩国后，以司法领域为滥觞，迅速向社会各领域蔓延，对韩国政界与演艺界产生巨大影响。被视为现任韩国总统文在寅继任者的忠南道知事安熙正因涉嫌多次性侵随行秘书而被开除党籍、辞职告别政治生涯。话剧导演李润泽，诗人高银，导演金基德、赵根贤，歌手金兴国，演员吴达洙、曹在显、李英夏、赵珉基，等等，都先后被指控涉嫌性骚扰、性侵犯。被指控者中，公开道歉、退出业界者有之，否认被指控事项者有之，声称以法律为武器保护自己名誉者有之，接受警方调查者有之，在接受警方调查前自杀者亦有之。其中，金兴国案指控人被指证存在所要钱财、赠送画像等行为，出演过百部电视剧的李英夏受指控行为发生在36年前，证据存在争议、证据不足使得这两项指控成为近期焦点。但韩国“Me Too运动”中引发反响最强烈的还是赵珉基自杀事件。

3月9日，曾出演韩国电影《辩护人》的演员赵珉基在于家中车库自缢身亡，留下的六页遗书证实了“碰触女学生胸部”、“搂抱女学生”等被指控行为的存在，但否认行为的“性骚扰”性质，认为碰触、搂抱只是与学生交流、鼓励学生的一种方式。由此，韩国成为“MeToo运动”发起后，首次出现被指控的社会知名人士自杀身亡的国家。

葬礼当天，曾获封韩国青龙电影奖影帝的演员刘亚仁通过个人Instagram账号发布了一则描述欧洲中世纪猎巫的影像视频，被认为是影射韩国“＃MeToo运动”，引发争议。事后，刘亚仁仅关闭了评论，并未删除视频，还通过个人推特账号发言称“除了思考，别无他法”。面对批评，刘亚仁仍坚持己见，认为该运动丧失理性，是以涤荡之气灭平和之德。在东亚社会历史的大前提下，这种担忧不难引发共鸣——20世纪的东亚历史中类似的例证俯拾皆是，它们都以简单化的希望为开端，以更深刻的幻灭为结果。一个丧失细微感受力和基本判断力的社会，通常是希望与幻灭交替生长的最佳温床。尽管在波澜壮阔的运动面前，赵珉基自杀掀起的只是小小的舆论声浪，运动的践行者与支持者仍占多数，但韩国“＃MeToo运动”的前路仍布满荆棘。

恨脉怨流

＃MeToo运动不杀赵珉基，赵珉基也不因运动而死。赵珉基在接受警方调查之前自杀的行为本质上是在逃避法律的问责，并不属于以死谢罪，更谈不上“知耻而后勇”。追根溯源，赵珉基的死因与＃MeToo运动指向的是同一对象：韩国男权至上的社会文化。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自杀论》中指出，某个个体自杀是整个社会自杀率高的一个表现，而韩国恰恰是举世闻名的自杀大国，2003年至今稳居经合组织（OCED）三十五个成员国自杀率榜首。自杀是韩国10到39岁人群的首要死因，40岁以上群体的次要死因，仅次于癌症。同处于全球经济潮流和儒家文化圈，韩国人自杀率更高，原因在于韩国有着完全不同于其他儒家文化国家的生死观念。

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中讨论中国式的理想生活，认为中国式理想生活的精髓是活在当下。中国人非常珍惜现世的生活，恐惧死亡和孤独，孔子 “未知生，焉知死？”的观念也反映出中国人对现世的关注与珍视，民间亦有俗语“好死不如赖活着”。韩国人并非不怕死，但韩国生死观乃至整个民族情感的核心是“恨”。韩国的“恨”文化形成于李氏朝鲜时期，李氏政权斥佛扬儒，推崇朱子理学，非常重视等级、地位、身份、性别等，催生“疏离”。同时，儒家文化强调集体性，个人鲜有发泄不满的机会。韩国学者金烈圭在上世纪80年代论及韩国社会文化类的著作《恨脉怨流》中曾这样描述：“如果‘恨’也有颜色，那么一定是这块土地、这个国家的颜色。……黄土色的‘恨’，是韩国人用生与死调色浸染而成的。”在韩国，“恨”并不是一种个体体验，而是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影响着韩国人的行为方式，自杀是其中最典型的体现。与高自杀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韩国烈性酒的高消费比率和超低的心理医生问诊率，换言之，很多韩国人宁愿买醉、去死，宁愿沉浸在无限的恨意中，也不愿直面问题、解决问题。

在韩国“＃MeToo运动”中，受指控者回避问题，甚至为了逃避法律责任而自杀，部分人却将恨意指向了运动，而非韩国急需改变的社会文化。近年来，韩国通过影视文化“去国籍”策略，以韩流明星、韩国歌曲和影视作品等为媒介，努力塑造全新的、更加西方化的、民主平等的、反儒家传统的国家文化形象。表象之下，韩国社会并没有发生任何的改变，男女不平等问题仍然十分严重。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韩国性别平等状况在144个国家中排名118位，东亚三国垫底。另据彭博新闻社报道，经统计，韩国系2017年经合组织内部男女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女性收入只有男性的63%，经合组织平均值收入差为16%，男女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是卢森堡，仅为4%。

世界经济论坛的另一项研究表明，女性社会政治活动的参与度越高，该国男女收入差距越小。“＃MeToo运动”是女性保障自身合法权益的社会活动的一部分，然而自诞生起便不断遭受非议，在性别严重不平等的韩国，在这个以儒家文化为根基、以恨和逃避为民族性的国家，面临的挑战势必更为严峻。

“彭斯法则”

在酒桌文化昌盛繁荣的韩国，于非工作时间组织聚餐已经成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赵珉基自杀前后，韩国企业的男性职工开始在聚餐活动中排斥女性员工出席，工作中也尽量避免同女同事接触，以避免潜在的性骚扰指控。韩国男性职工将这种职场上搞性别隔离的“潜规则”称为“彭斯法则”。

“彭斯法则”因现任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得名。彭斯2002年在接受美国《国会山报》（The Hill）采访时表示，在12年的国会议员生涯中，他洁身自好，尽最大努力防止自己的名誉受到玷污，具体做法包括不和女同事加班、不和妻子凯伦以外的女性单独进餐、不在没有妻子陪同的情况下出席提供酒精饮料的宴会等等。在美国，这套性别隔离手段有个更富宗教感的名字——“葛培理法则”。相传，牧师葛培理在一次宗教活动结束后回到宾馆后发现自己的房间里躺着一位赤身裸体的女性试图勾引他，为了维护自己的贞洁、名誉和信仰，葛培理当即离开，从此开始拒绝与女性独处。韩国人所谓的“彭斯法则”可视为“葛培理法则”的副总统权力升级版——2017年，彭斯在一次就餐过程中要求餐厅的服务员将身旁一位正在就餐的女士的席位撤走，理由是他的妻子凯伦尚未入席，身旁的这位女士违反了他的“法则”。

作为一名保守派基督教徒，美国副总统彭斯在个人生活中践行这一法则或可被视为一种个人选择，但在工作场合中贯彻执行这种法则，势必导致性别隔离，也构成赤裸裸的性别歧视。首先，性别隔离就是性别歧视的一种表现形式，是衡量社会性别平等状况的重要考察指标。所谓“职业性别隔离”（occupational gender segregation）的概念最早于1968年被提出，意指在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因性别不同而被分配、集中到不同的职业类别、从事不同性质的工作。由于女性直到工业化后期才大量参与非家庭劳动，绝大多数劳动市场一直处于男性权力的控制之下，并基于社会的性别刻板印象认定女性在体力和脑力方面缺乏胜任某些工作的能力，认为女性的天性愿意回归家庭生活，因而很少聘用女性或给予女性晋升空间，女性通常被排挤到晋升空间小、收入低、非核心业务领域，进而导致男女收入不平等。其次，“彭斯法则”是对女性的污名化。“彭斯法则”将女性视为潜在引诱者，是性欲的载体和投射对象，而非单纯的工作伙伴，暗示男性与女性的日常性的、事务性的接触也有可能导致名誉受损。

2015年韩国性别平等与家庭事务部调查表明，十分之一的女性曾在工作场合遭受到性骚扰，44.6%的性骚扰发生在非工作时间组织的活动中，工作中的性骚扰位居第二，占42.9%。在这些被性骚扰的女性中，17.7%的女性因惧怕报复性后果选择沉默隐忍，多数女性则持“不想把事情搞大”或者干脆认为“这不是什么大事”的观点。多数性骚扰表现为酒桌上的荤话，这是男性性别表演的一部分，用于彰显男性权威和男性气质：要么是想用涉及性的内容引发女性惊慌、害羞的反应以展示自己在性领域所具有的权力，是一种变相的威慑和恐吓；要么试图用充满性暗示的荤话调情，将女性作为性欲投射的对象。上述无论哪种情况都是属于性骚扰，但在多数女性的认知中，这不过是职场文化的一部分，只要自己的能力出众、努力拼搏，不需要改变社会文化也能获得上升空间。

作为对韩国“#MeToo运动”的反击，“彭斯法则”的出现宣示着自由派女性主义者通过自我提升改变境遇的想法是行不通的，既有可能将无意识的自由派女性主义者推向社会派女性主义者，也可能导致女性群体内部彼此撕扯。男性员工奉行“彭斯法则”势必导致不仅是对女性员工的疏离，也会直接导致女性员工的工作机会、工作业绩被剥夺。发起“#MeToo运动”本身是为了改变社会性别不平等，但在韩国恨与逃避的民族性趋势下，“＃MeToo运动”很可能因“彭斯法则”而出现内部分化，最终重蹈覆辙，成为东亚历史上又一例以希望为开端、以幻灭为终结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