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重塑边疆景观：十八世纪的东川

2018年3月6日，来自德国图宾根大学的黄菲老师受邀在广州暨南大学历史系做了题为《重塑边疆景观：十八世纪的东川》的学术讲座，分享了她对以清代云南省东川府为例的景观史研究心得。此次讲座的内容基于她在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新书Fei Huang, Reshaping the Frontier Landscape：Dongchuan in 18th Century Southwest China《重塑边疆景观：十八世纪中国西南的东川》，此书将于2018年3月在荷兰Brill出版社出版。本次活动借由暨南大学第五期青年史学研讨班的平台开展，暨南大学历史系敏玲老师主持了活动。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本书即将出版之际，作者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向学界介绍她的新书。下面谨将讲座内容梳理成文，以飨读者。

《重塑边疆景观：十八世纪中国西南的东川》

什么是“景观”研究以及为什么是“东川”？

黄菲老师首先指出过去的城市景观研究，多集中在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大都市，另一方面有关边疆的研究则较为偏向军事、经济或族群层面的探讨。她的研究则试图综合上述两者以求突破，以具备史学取向的景观学作为主要的研究旨趣，强调历史进程对社会景观的塑造作用。本书希望在18世纪中国西南开发的大背景下，从王朝、地方、土著、移民等多个面向，逐层展现在西南边疆的不同新旧人群互动下，交织而成的边疆景观塑造的历史过程。

关于“景观”的研究，已是人类学、地理学、考古学、建筑学、城市规划等多种学科讨论多年的议题。相关研究强调景观并非自然而然的存在，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由不同人群参与其中有其特定的文化内涵。这也是黄菲老师选择将Landscape翻译成“景观”的原因，因为“观”一词所体现出的主观的视角。必须特别说明，“景观”（Landscape）一词，并不是古代中文文献已有的概念，而将其运用到中国史研究的时候，就必须解释研究之中什么是景观、所运用的材料又是什么。具体在中文语境当中，与landscape这个西方概念相对应的，可以有“山水”“景”“风水”等与自然相关的中文词汇。此外，黄菲老师一书中对景观的讨论还包含了与城市规划和寺庙建筑等这类物质景观。另一方面，在《重塑边疆景观》一书中，作者运用的主要材料包括了地方志、地方官奏折等较为常见的官方资料，别具特色的是地方志中的地图、游记、画、诗文。此外，她也格外强调寻找在官方记载以外的材料来支撑研究。作者多次前往云南开展田野调查，收集了不少碑刻、彝文档案、民间文书与口头传说，极大补充了史料的完整性。

本书的研究区域是滇东北及其中的东川府（现今曲靖市的会泽县城）。这里是传说中彝族“六祖分支”所在地，长期处于帝国有效控制之外，明中后期起这一地区由禄氏土司控制。至雍正四年至八年，清政府对此地武力改土归流之后，其中的昭通府、东川府、镇雄州等地才实际有效的为国家掌控。由于铜币是清代社会中重要的通货之一，而在雍正朝时期正值国内铜荒兼日本德川幕府通过贸易政策限制铜斤出口，因此西南的铜矿在此时便成为国家最需控制的资源。而其中重中之重的区域即是铜矿蕴藏丰富的东川府，从乾隆三年起，京局的铜钱铸造就全面改采滇铜，而东川府的汤丹、大雪碌碌厂的铜斤则专供京局，成为滇铜京运的主要来源。整个乾隆时期，东川府的铜矿产量已占到整个云南铜矿开采的70%。也因此，这个远在天边的边陲小城，与帝国中心的北京构成了一种“直接”的关联。本书的第一章就在讨论滇铜京运交通路线修建下，东川府逐渐与国家构成直接关联的历史过程。

清代滇东北行政区划简图

矿区与城区之间的“东川十景”

一个典型的云南坝子

在云贵高原的山地中，零星分布着很多相对平坦的山间小型盆地，这类地形被当地人称为

“坝子”。在云南省总面积中，只有约6%是坝子。相对于其他不适宜开发的山地，坝子成为当地政治、经济、农业、文化发展的中心。清政府在滇东北施行改土归流之后，新建立起来的城池都位于在地各个相对较大的坝子中，而主要的矿区则位于府城之外的山区当中。东川府城就是其中一例。 本书的第二、三章分别讨论了山区与坝区的经济关联，以及东川府城具体建筑的过程和城市规划的空间逻辑。在建筑意义上的“府城”建设完成之后，这一群外来的文人、官员，即所谓的精英阶层，业余时间便喜欢到城外的山上赏景，创作出了所谓的“东川十景” 用来记录东川府城周围的景点。本书专辟第四章讨论东川十景。诸如此类的八景、十景、十二景、三十六景等等对于地方胜景的以特定数量进行挑选，是自宋代以来在整个中国以及东亚地区都相当常见的文化现象。过去的相关研究，或者仅限于从文人精英的角度出发的艺术史研究，或者将其视为国家试图在地方建立“文明”话语，以此来转换“他者”的异域。然而，黄菲老师提出，这些对于地方胜景的描述的解读方式过于简一，应该进一步将其置于在地的社会发展的历史情景当中深入思考：这十个景点是如何被选出来的？是否存在一些内在的规律可寻？

改土归流之后的东川石城

首先，“十景”的建构其实是遵循一种既定文体格式的结果。遵循自北宋以来沿袭“潇湘八景”所逐渐形成的固定文学和书画格式，各地文人所创作的“八景”或“十景”诗文书画，所要对话的是前代固有的文人传统，而并非风景本身。以最为闻名的北宋潇湘八景和自元代至清初逐渐定型的燕京两组八景，与清代东川十景略为对照，便可以直观地看出三者之间的微妙联系：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地方上的“八景”、“十景”写作，是由文人按照一套既定的文体格式写作而成的，这些天各一方的景致也因此具有极多相似之处，比如秋月、晓月、夜月，又比如暮雪、晴雪、残雪。因而，这些落在文本上的景观记录未必见得真的有过多意识形态上的意图，更多是文人为了满足既定格式的文学创作所呈现出来的结果。

其次，更值得关注的是“十景”的地理分布。如果我们对照方志的记载，将之复原到卫星地形图上，就能看到这“十景”在现实地理空间中的具体分布。不难发现，这些景观大多都集中在府城的西南面，这是因为“十景”虽从文学体裁选出的，但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地方真实存在的山水、地名。这种记录实际上与当地的经济活动密切相关。前面谈到，东川最重要的经济支柱就是采铜业，而铜矿正好位于小城的西南部，在当时这里的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几乎都与铜矿有关。可以设想这样一幅场景：每一天熙熙攘攘的人群沿着城西的道路从山区中把铜运输出来，而因为铜矿所在地缺盐、米和其他的日用品，又需要有人经过这里把必需品运到矿区去，这便形成了一个交换的过程，位于城西南的交通要道自然成为了最受人瞩目的地方，也是地方官员最为重点管控之所在。由此而言，“十景”的诞生看似是文人精英的建构的文明话语，但其实是与当地的日常生活的需求和在地的经济背景密切相关。类似的关联，不仅局限于东川，在滇东北其他城市中的胜景选择也可以得到印证。

东川十景的地理分布

最后，“十景”的形成与分布还与当地不同族群互动下的历史记忆有关。与西南其他地区类似，清代中叶的滇东北地区生存环境、族群关系相当复杂，生活在同一坝子中的不同族群彼此往复影响。东川十景之一的“蔓海秋成”（上图中10号标记），就是指府城所在的坝子区域，也是十景中最为中心的一个景点。此景之所以当选为“十景”之一的重要理由，即是因为清代官员来到此地之后积极在这片曾是沼泽地的低洼之地开渠引流、开垦土地。而实际上，结合地方文件和彝文口传可以发现，在清政府实际完全控制本地之前，滇东北的坝子曾是本土族群的上层势力力图占据的地理空间，在这些适合耕种水田的坝子中，他们依靠一群例如“勤于耕种，性甚淳良”的“猓人”（当时汉文记录中对彝族的蔑称）作为他们的佃户以纳租供食。除此之外，自明代以来的官方记录显示，以耕作方法来划分还有其他各种族群，例如苗人“善治田”，干人“刀耕火种”，披夷“种山粮者十之七，种水田者十之三”。这些会耕种的本土族群在清政府改土归流之后都继续为清政府所用留在当地开垦农田。此外，东川府也因铜矿产业引来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他们参与到地方上的采铜、农业、手工业、商业活动当中，但他们在当时的清代官员的眼中则大多是“罪浮潛匿，无赖奔亡，厂商贩贾”，也都是并不安定的流动人口。

而为了展现十八世纪在地不同族群交错相处的复杂情况，黄菲老师在讲座中用她在会泽县收集到的清代刻本《湖广会馆传书》（乾隆四十九年，1783年）作为一个例子。

乾隆《湖广会馆传书》所载“拖罗田图”

上图是湖广会馆的一块田土，此田位于“蔓海秋成”一景的东南角的拖罗村，图中标明与此田相邻的是“骂色田”和“阿谷田”。其实“骂色”“阿谷”都是汉语书写的彝文名字，可以看到在当时的汉人、彝人其实联系非常密切，甚至田地都是背靠背相连的。此外，在此图的东北角，以小字写着“苏宅”、“与文明争此地”等字样，实质对应的是在《湖广会馆传书》后文记录湖广会馆与其中一户“猓佃”的后代却在此时成为了武举的苏文明争夺土地的诉讼官司文本。事件大致来说是湖广会馆最早在清康熙五十九年获得此处田产，而后又把土地租给了五个“猓佃”来耕种，到乾隆三十八年的这块田的租客已经经历了三代人，在这个时期双方产生了纷争。值得一提的是，通过梳理案件文件可以发现在这些“猓佃”中，其中一户从第一代租种的戈着，到儿子长命，再到孙子苏文明；另外一户从第一代的戈即，到儿子阿三，再到孙子包廷相。从这两户三代人的名称变化，已不难看出土著彝人慢慢汉化的过程。因此，汉彝之间的分野相当模糊，并不能简单的截然两分。

这个例子正是在提醒我们，重塑边疆的景观，不仅仅只是从国家的强制武力控制，以及地方文人官员精英的层次单方面所发生的历史，而是各种不同的在地族群相互融合相互竞争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多重景观建构过程。黄菲老师也因此在书中用接下来的五、六、七、八章，针对个案深入分析了不同的人群对于同样的景观有着不同叙述，但同时也彼此影响对方的过程，这四个个案分别是青龙山真武祠与出泉溶洞的龙潭祭祀的混合，反映了官方与本土信仰的叠加；西文昌宫与东文昌宫，反映出汉人与夷人的空间争夺叙事；汉人官员孟达与女土司摄赛的传说故事，则展现出当地群体互动下非汉非夷的群体与祖先故事；以及因为铜矿产业而引来的大量外地移民和客商在地会馆的修建过程，中展现出的坝区和山区之间的关联。这些关于不同族群的历史记忆如何叠加影响的分析，为我们理解“十景”的诞生提供了新的思路。地方胜景的建构，并不是文人精英的带着强烈建立文明话语的意识形态的建构，而是他们遵循特定艺文体裁的结果，也是受到地方日常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的产物，更为重要的是，与在地不同族群的互动及其各自本地景观过去的相互交叠的历史记忆有着密切的关联。

对边疆研究的讨论和对新文化史的反思

最近在西南边疆的讨论中，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 提出了山地（Hill，无国家）与低地（Valley，国家）理论的讨论：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山地区域，包括中国的西南、越南以及一部分印度地区，斯科特将其称作Zomia(佐米亚)，这些地区的人上千年来的历史就是不断的逃离国家的历史， 因而他认为山地是一种无国家的空间分布，低地则是一种国家占据的空间分布。对于位于山地当中的海拔相当高的“坝子“社会，斯科特将其视为他论述框架中的例外。而黄菲老师的新书关于对东川坝子景观的讨论，则说明了在高地当中这些无数个小的坝子地区，刚好是在高地Zomia与低地国家之间的不同不同人群来回进入，彼此或竞争或融合的关键空间。正是在此，十八世纪的东川经历了从本土族群占据争夺、到随经济上铜矿开发、政治军事上的改土归流，国家力量直接控制当地，文人精英文化开始进入，同时各种流动的人群共同生活在此的精彩纷呈的历史阶段，实际上这本书也正是考察了西南族群在多元叙事结构下层累而交错的历史过程。

此外，黄菲老师的新书也力图重新反思新文化史的研究取向。自上世纪以来的新文化史取向，受文学和人类学理论的影响，更多强调文化建构对于历史发展的推动。在此影响下的边疆文化史研究，也往往局限于这类以官方文人精英为主导的“边疆文明建构”的叙事，但却较少讨论相关文化再现叙事的形成机制与发展过程。的确，当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员进入到这个东川原先的“异域”，地方上的官员、精英也在不断地将边陲以“文明”的视角加以重新诠释。但相关研究不应该满足于指出官方或文人精英对于边疆景观的单一文化形塑，而应当探索这种文化形塑自身的边界与限制，更需要深入地方个案中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历史情境当中，探讨更为复杂而细腻的历史层累过程。东川的例子说明，边疆景观的重塑不仅是文人精英受限于固定的格式下对于异域的投射和建构，更重要的是与在地日常社会经济生活、以及本地多个族群互动下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互相交集的不同的族群，对不同景观的叙述、记忆相互竞争或重叠，不断重塑出了边疆景观。

关于黄菲老师的相关研究还可参考她其他的代表文章：

2017 “Between Hills and Valleys: Contesting Bazi Landscape, Society and Environment of Southwest China (1700-1900)”. In: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51.2: 257-282. (Art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2014 “The Making of a Frontier Landscape: The Ten Views of Dongchuan in eighteenth century Southwest China”. In: Late Imperial China, 35. 2: 56-88. (Art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黄菲，<移建文昌宫:清代云南东川府的景观再造与空间争夺>，《历史人类学学刊》(香港), 11卷1期，2013年4月，页115-141。

黄菲，<祀真武或祭龙潭？清初云南东川府的信仰空间交叠与景观再造>,《新史学》（台北），23卷4期，2012年12月，页119-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