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浙江产业升级看中国如何维持高速增长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改革是改变思想和机制，开放则主要体现为引入外资、技术和面向海外市场。这四十年间，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增长，到现在已经非常难得了。今后是否能继续维持高速增长，并不是一件靠预测就能解决的事情，应当靠自己的苦干。

经济的增长需要微观上一个一个企业的高速增长积累起来。如果没有这个基础，指望整个中国的经济高增长，的确是一种幻想。前几年“供给侧改革”深刻表明了中国经济简单拼规模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尽管依靠科技进步来实现经济增长，知识界四十年前就在大力呼喊，但经济发展是有其自身规律的，假如通过简单规模扩张就可以实现经济高速发展，无论你怎样呼唤科技进步都没用。但目前，中国企业确实到了需要大力转换发展思路的阶段。

靠不上政策和外资的浙江

深圳出现了很多科技含量很高的企业，但因为是特区，而且是比较特别的特区，所以很多经验在中国内地范围内可能不完全具有代表性。回顾浙江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它既没有靠上多少国家宏观发展政策，引入的外资也很少，却成为经济发展最好的省份之一。浙江未来经济的发展和升级情况如何，对整个中国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刚改革开放时，搞经济特区的只有很少几个地方。后来的上海浦东开发对浙江是促进还是吸走了资源，不好说，例如洋山深水港建起来后，近在咫尺的宁波港就很难受。洋山港区本来属于是浙江嵊泗县的，但建完连接洋山与上海临港区的东海大桥后，这里其实就算是上海的了。再后来是天津滨海新区大开发、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振兴东北，直到最近被称为“千年大计”的河北雄安新区。扶贫计划就更不用说，国家的宏观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基本把整个中国都覆盖了，但似乎唯独忽略了浙江。

浙江吸引的外资也不算多，外资要么去上海、北京、深圳，要么去更远一点、劳动力更便宜的江苏等地，现在是去中西部。浙江真的不是不想吸引更多外资，而是客观条件让浙江确实很难受。有一份浙江自己讨论该如何增加外资的资料是这么说的：2002年，浙江实际利用外资总量仅为江苏的27.3%，上海的41.7%（全省竟不如一市——作者注）；同为长三角主要城市，2003年，杭州实际利用外资5.22亿美元，宁波12.47亿美元，远远低于上海的50.30亿美元，苏州的48.14美元，甚至与南京、无锡相比都有不小的差距。尽管浙江付出了很多努力，吸引外资工作依然进展不大。

政策靠不上，外资靠不上，浙江的发展更多靠的是自己的民营经济。原来浙江的企业主要是生产加工型企业，现在互联网、科技研发进展都很快。因此，浙江民营科技企业的崛起是很值得研究的，这对整个中国都有比较好的指导意义。

2017年，浙江全省GDP总量首次突破5万亿，达到51768亿元，同比增长7.8%，在内地省份中位居第四，前三位分别是广东、江苏和山东。但是，谈一省经济发展显然不能简单谈总量，因为各省的人口数量差异是很大的，不同人口数量前提下直接比较经济规模，意义是有限的。以人均GDP来看，浙江是内地第五位，为12635美元，已经在向发达国家的门槛迈进。前四位分别是天津、北京、上海、江苏，其中有三个都是直辖市，浙江与它们没有可比性，只有江苏省超过浙江。再以人均居民收入来看，浙江是38529元人民币，居第三位，前两位分别是上海和北京，可这两地都是直辖市，浙江与它们一样没有可比性。

对一般民众来说，真正最有意义的指标是人均收入，而正是在这个指标上，浙江其实已经算是内地第一。如果看2017年内地各省份的GDP增速，浙江为7.8%，排第14，这个排名看起来是相当靠后的，但排在前13位的都是哪些地方呢？或许想都能想得到一个大概，分别是贵州、西藏、云南、重庆、江西、安徽、福建、四川、陕西、湖南、宁夏、河南、湖北。不论是GDP还是人均GDP，排在浙江前面的几个省份，这时都见不到了。

产业升级原理

现在大家都希望中国的产业能够升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问题不在于知道应当升级，而是要清楚理解升级是如何进行的。很多人批评中国企业不掌握核心技术，也有一些人为中国企业从低端一步步向上升级的路径辩护。

例如，有位网络上有名的经济研究者陈经，在很多年前一组名为“中国的官办经济”的系列文章中提到，中国的发展模式是通过先占住低端产业，而后一步一步向上吃掉更高端产业。因为中国的规模巨大，很可能的结果是低端产业不放弃，又不断把高端产业一步步全吃光。另一位自称“在深圳搬砖的中产阶级”的产业经济研究者宁南山，在其最近发表的文章《从系统设计到零部件国产化——中国制造升级路线图》中用大量数据试图证明两件事情：一是系统设计和品牌也能使企业获得很好的并不亚于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利润，二是通过整机的系统设计为核心零部件的国产化提供条件，实现中国核心技术的突破。

这些文章试图批评那些认为中国缺少核心技术的观点。事实上，有关中国核心技术和产业升级问题，以上正反两方面的观点都是有道理的。以低端为基础不断向高端走，的确是中国产业升级粗线条的路径，但一定要清醒知道其中难点所在，每升级一步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以信息技术产业巨头联想公司为例，联想很早就提出了贸工技的发展道路，就是想这样做，但事实上直到现在也并没有进入核心技术领域。中兴通讯是中国最大的通信设备上市公司，在国内厂家普遍采用贴牌方式生产时，中兴最早在手机深度研发上迈出了很大的步伐，因此培养了大批手机深度研发的人才，甚至一度中国市场上80%的山寨机都来自中兴系的手机Design House（设计工作室）。但是，中兴在手机核心芯片上长期没有信心介入，在手机产业上作为后来者的华为，是通过自己的电视机顶盒芯片业务单位海思曲线救国，才最终掌握了手机芯片研发能力。

由以上简单回顾可知，从经济发展能力和水平上可以将产业从简单到复杂，从易到难分为如下的不同阶段：贸易—加工生产—产品外观等工业设计、品牌—产品系统研发—外围零部件研发生产—核心零部件研发生产—原创技术研发。

这个分类并不能有效地包含一切产业领域，例如化工产业等就不太好用这种分类，从一般的品牌到奢侈品级别的品牌也是天壤之别。以上从每一个低的层级向更高一个层级的升级，都可能是很复杂的升级过程。仅从原理上说，充分占住更低端的一个位置后，将有利于向更高端的另一个位置迈进。

适者生存法则推动中国产业升级

但事实上，真正搞过企业的人才会理解，每一次升级都是艰难无比的。我们必须注意到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企业善长在某一个层次做事情之后，就只会做或在思想观念上只习惯于做这个层次的事情，并且长期停留在这个层次上，还可能阻碍其他企业向更高端升级，甚至威胁对方，直到自己破产为止也不去改变。能够不断自我超越是极为难得的事情。由此我们才能明白，做企业已经算非常出色，甚至早就有向技术迈进理想的联想，为什么始终都走不进研发的大门了。

站在旁观的位置，可以自由选择样本的研究者，很容易找到产业从低层次到高层次的不同企业案例。但如果真正深入每一个企业或区域经济内部，去研究企业的发展历程，研究者将发现产业升级是何等的艰难曲折。尤其是从贸易到生产，从生产到技术研发，从系统研发到基础核心技术研发，最后到原创，这几个特别重大的跨越和升级过程更是难上加难。

任何一个企业的核心骨干甚至老板，往往最初就是从做某一个层次的事情起步。企业的骨干往往就是因为做某一个层次的事情或某一个阶段的事情做得很好，而被提拨上来。当企业客观上需要升级到更高层次，或需要升级到全新的技术时，老的企业骨干甚至老板本身往往就是最大的障碍。例如，直观上看，当下的汽车产业巨头应该在新能源汽车上更具备优势，但现实中的趋势完全不是这样。因为传统汽车企业里最牛的技术骨干往往做发动机技术很牛，但在新能源车里，传统的燃油发动机没了，最需要的是全新的过去没有的电池和电机技术。此时传统汽车企业里的核心骨干往往成为新能源车的反对者，而不是支持者。

因此，真正重要的事情不是去争论中国能不能掌握核心技术，和指出从低端到高端是一个可行的路线图，而是要搞清楚，从每一个低端产业向更高一个层次的产业升级的过程，应当如何在具体的微观企业中实现。

我们确实能找出少数从低层次一直向高端升级很多步的企业。例如，中兴通讯团队最初是做消费类电子产品来料加工和三来一补，当初仅在深圳能做这个层次事情的企业就有成百上千。然后进入低端的用户交换机产品研发，这个阶段全国能做的企业有两百多家。再到通信运营商核心的局端通讯设备研发，更进一步是芯片研发，到这个阶段剩下的就只有华为、中兴等极少数企业了。华为最初是做贸易代理的，然后进入研发和芯片研发。

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家企业能升级一步已极难能可贵。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国的产业升级并不是原有企业自己完成的，而是通过经济进化即残酷的适者生存的方式实现的。这一过程中涌现了大量一开始就处于新的更高层次的企业，无法适应新形势、故步自封的企业则大量破产灭亡。整个过程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华丽美炒。

产业升级绕不开上游竞争问题

以为只要放任自流，通过企业的自我新陈代谢，以及市场的自然淘汰就可以完成进化和升级，那就又错了。企业难以实现自我升级，原因远不只是上面所说的思维习惯和能力，还有很多更深刻的原因，例如上游竞争问题。

你做贸易时，别人生产的产品是你生存的上游基础和依赖。你要转向自己生产，就相当于把原来自己的上游基础给抛弃了。这个过程相当于你建了一栋楼房之后，想建更高的楼但地基不支持，于是你想将自己的地基换掉。换好了可以建更高的楼，换不好的话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就塌掉了。你的企业原本做系统产品研发，你想要换掉原配件自己研发生产。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上游原配件企业的竞争力很弱，你换了也就换了，但如果上游原配件或原料企业的市场控制力和垄断程度很高，换不好的话在这个过程中你自己就先挂掉了。

因为别人不是傻瓜，如果发现你想从上下游的伙伴变成直接竞争对手，他很快会大力扶持另一个伙伴，并不再对你进行支持。如果你不能很快完成这个转换过程，结局就是没把别人换掉，自己先挂掉了。

联想为什么没有进入操作系统和CPU（中央处理器）的研发？绝对不是从资金上没有这个潜力，主观上的原因此处不深入分析，客观上存在的原因之一是，如果它做出这种表示的话，别说是做中国和世界最大的PC（个人电脑）企业，还能不能继续做PC都是问题。可能CPU没做成，自己的生意先做不下去了。中兴为什么长期不做手机芯片？并不完全是没能力，也不完全是对开发手机芯片没信心，而是不敢轻易做出这种决策。

如果你做手机研发又大张旗鼓地想做手机芯片，国际手机芯片的主流供应商高通（Qualcomm）、联发科（MTK）怎么可能再支持你？华为通过机顶盒芯片长期积累，而后突然之间杀入手机芯片领域。这个切换过程必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但芯片这种级别技术产品的研发怎么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个过程要想实现，得有极高的经营艺术和技术能力，甚至于还需要机缘巧合的恩赐才能做到。

所以，产业升级说起来轻松，只有当你作为一名企业家真要做决策的时候，才能知道其中的险恶和难度是什么。远不只是简单的信心、资金和技术问题。

新的产业层级需要完全不同的新能力

进入一个新的层次，不仅是简单抬腿就可以迈上一个更高台阶的问题，而是每一个新的层次都需要全新的能力和运营理念。其中研发能力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跨越，能够学会如何进行研发是相当困难的事情。

中兴和华为在中国企业发展历史上的确是有重大意义和价值的，因为它们让中国企业获得了一个如何进行研发的样板。一旦有这样一个样板，过去只会做生产和贸易的企业可以不断学习，或者简单点，从华为和中兴挖一些会研发的人，就可以把相应的能力引进过来了。

但是，向更高层次提升，往往是一个需要从原来的企业学习、总结经验教训，自我提升到新的层次的过程。因此，更高层次企业的出现往往是从原来企业里出来的人完成的。但这个过程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实现的。从中兴和华为出来创业成功的公司有很多，但真正能够说在研发能力和产业层次上超越中兴、华为的企业还极少。事实上，虽然中兴和华为的研发能力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但技术上自我创新的能力事实上还是极弱的，基本上是对国外提出的技术亦步亦趋地跟随模仿，不敢越雷池半步。

杭州宇视科技有限公司是从华为（确切说是华三）出来的人创立的，在人工智能安防监控方面开发出大量国外也没有的创新技术和产品，这是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超越原公司产业层次性质的少数案例之一。（华三即“杭州华三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最初由华为与美国3com公司合资成立。——编注）

以上是2017年浙江发明专利授权量前十位企业的排名，令我感到惊奇的是杭州宇视科技在发明专利总量上并列第二名，华三和宇视科技居然已挤入中国企业人均专利数量最前列。要知道这个排名并没有分行业，而是将所有企业放在一起比较的。

要在整个中国范围内具备创新能力，远不只是会研发就可以了。创新能力还涉及天使投资、风投与股票市场、产学研关系等事项，即是在国外也不是普遍做得都很好的。

浙江企业的进化

我之所以选择浙江作为具体研究案例，并不是说浙江这里一切都做得很好了，而是说浙江的确在产业持续升级方面有很好的参考价值。浙江的故事不单纯是某个企业的升级，而是区域经济的不断自我升级。

浙江因人多地少，在改革开放前就有很多人出省做生意，也因此很早就开始产业的积累。改革开放后，从最早的手工业、服务业和贸易企业到加工型企业，再到研发型科技企业大量涌现，浙江走出了一条值得研究的产业升级之路。虽然在媒体上，除了阿里巴巴、吉利等少量企业之外，我们能听到的浙江企业不多，但浙江的优秀企业数量之大、新陈代谢之快，的确是其他地区少有的。

媒体乐于报道或一般学者谈到较多的往往是电视机、冰箱、空调、智能手机等整机产品的生产企业，因为这类产品是大众消费品，与普通民众关系很密切，相关企业和品牌在民众那里也就变得耳熟能详。但对生产电路板、电子器件、材料、汽车零配件、开关电器、纺织布料、纽扣等原料、建筑材料这些上游产品的企业，民众往往知之甚少。因为浙江的整机产品生产企业不是很多，因此普通民众往往不知道浙江企业的一般情况，学者们研究的也不多。

前几年我们常常听到东南沿海大量企业破产倒闭的信息，并且只以负面角度看待这些问题，但事实上不能完全如此理解。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年浙江法院受理企业破产案件346件，审结269件，同比分别上升145.07%和265.79%。破产企业债务总额达到1595亿余元，比2012年的243亿元增长近6倍。之所以2013年增长这么多，并不完全是当年破产的企业突然增加了，而是浙江改变了对待破产企业的一些政策，对中小企业采取了“宽容失败”的原则，即在企业破产案件审理中给予“诚实而不幸”的债务人相应救济。这使过去隐藏的一些破产企业浮出水面。

企业的新陈代谢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情，尤其是在产业升级过程中，必然会有大量企业因难以适应、无法自我升级而失败。重要的不是这些企业破产，而是适应新层次的企业能否顺利出现。浙江企业最初并不普遍具备研发基因，但新近出现了一大批拥有这种能力的企业。

前面的2017年浙江发明专利授权量前十位企业排名可能把一些企业内部给分拆开了，如吉利汽车。重新整合一下，排名情况如下：

吉利汽车收购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旗下瑞典沃尔沃轿车公司（Volvo Cars）时，人们还只是把这个做摩托车起家的汽车企业看成暴发户，讥之为“买沃尔沃，也就是图个吉利”。但最近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入股德国戴姆勒汽车公司（奔驰轿车母公司），成其最大单一股东的消息，却让所有中国人一时有点转不过弯来了：“难道买奔弛，还是只图个吉利？”

强劲的科技研发给浙江的企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内生发展动力。只要有更强劲的动力，找对方向，就会有更快且有质量的发展速度。在中国，现在人工智能到处喊得震天响，似乎只要是个高端点的论坛都不能不说下人工智能，否则就显得格局不够。但事实上，人工智能当前最大的实际应用领域就是安防监控，而整个中国最大几家人工智能安防监控企业，如宇视科技、海康威视、大华科技等，总部居然全都设在杭州市，而且都在滨江区，无论从增速还是利润指标看，都相当不错，增长率和净利率都在两位数，与过去“只赚几个点代工辛苦费”的普遍说法完全不是一个概念。

杭州市不仅聚集了相当多的高科技企业，而且新生的高科技企业不断出现：UT斯达康、浙大中控、大和热磁、信雅达、恒生电子、大立科技、博世、苏泊尔、康恩贝、威盛电子......最重要的是：科技研发的模式已经在浙江的民营企业里大规模普及，由此储备的内在后续发展动能越来越强劲。2017年，仅杭州市滨江区就有398家企业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从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承办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网”中可以获得内地各省（市、自治区）拟认定高新企业的数量信息。这些信息显示，2017年全年，广东、北京、江苏、浙江、上海分别有12200、8860、4660、3595和3273家企业被认定为高新企业，数量遥遥领先于内地其他省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主要依据是研发人员的数量比例和研发投入等情况，各地拥有的高新企业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地企业的研发能力的发展状况。

上表列举了部分省市2008年（或因数据不全问题有些采纳的是2009或2010年数据）、2016、2017年拟认定高新企业数量。从这个表里可见，各省市近十年高新企业认定的数量都有显著增长，增长率大多在2倍左右，尤其从2016年到2017年有更明显的增长。其中广东与北京的增长幅度最大，分别为12.3倍（自2009年至2017年）和5.86倍（自2010年至2017年）。浙江2017年比2016年增长了64%，有显著的加速。从这里可见浙江企业从生产加工型向研发型转型升级的步伐是可观的，这才是最重要和最根本的转变。

拥有研发的能力并不等于拥有创新能力，更不等于具有核心技术创新和原创的能力。但毕竟，研发能力是创新的重要基础，而且浙江的科技企业中已经涌现出可喜的原创势头。中国各地高新技术企业数量上突飞猛进的增长，也表明中国企业现在的确在从生产型向研发型全面升级。

资本市场助力

到2018年初，浙江共有沪深两地上市公司415家，总量居第二位。最多的是广东，569家。2017年全年，浙江发行新股的企业就有87家，仅次于广东的98家。以下是截至2017年12月30日统计的内地各省（市、自治区）拥有的上市公司数量。

截至2017年9月30日，浙江共有境内外上市公司485家（境外88家），总市值7.6万亿元（包括阿里巴巴集团的3万亿元），累计通过境内外证券市场募集资金11946亿元。其中境内上市公司397家，数量位居全国第二，总市值4.6万亿元，累计募集资金8482亿元。

2017年10月，浙江提出“凤凰计划”，未来每年新增上市公司100家，到2020年实现境内外上市公司超过700家。

浙江的经济规模不是最大的，增长速度也不是最快的，却主要依靠自身内在动力实现了高速、有质量的增长和可观的规模，也是居民获得实在效益最多的省份。关键在于，浙江实现了从贸易和手工业、生产加工到科技研发的产业升级。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互联网经济虽然不具有普遍意义，因为互联网的规律是赢家通吃，但也说明了浙江在经济发展上具有的自我突破潜力。如果浙江企业整体上能在原创能力上再上一个台阶，那么，浙江作为一个经济区域就将全面进入产业发展的最高层级了。

共同富裕

中国的产业升级不仅是要升向更高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是普遍成功、共同富裕。这方面浙江一样可成内地的典范。浙江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特点是，它并非集中资源发展少量中心城市，或某几个区域、某几个大企业，而是县域经济发展比较整齐，走的正是共同富裕的道路。

赛迪顾问（香港创业板上市咨询企业，直属于工信部旗下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2017年中国内地县域经济100强榜单显示，浙江是拥有百强县最多的省份，占了其中的23个。“凤凰计划”不仅对整个浙江省给出总量的指标，而且要求新增5家上市公司以上的县（市、区）数量达到40个以上。浙江可以算是内地共同富裕做得最好的省份。到2016年，中国内地还有国家级贫困县600多个。浙江是五个没有国家级贫困县的省份之一，但自己内部还在评省级贫困县。到2015年2月27日，浙江省把26个“欠发达县”（全称叫“非片区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帽子摘掉了，因为很多所谓欠发达县，比西部一些省份的整体经济发展水平都高。

浙江评出的贫困县平阳县，还一度入选全国经济百强县，这更让人有头晕目眩的感觉。浙江再不给自己评选的省级贫困县摘帽，让评上国家级贫困县还敲锣打鼓庆祝的一些内陆地方情何以堪？！

从浙江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未来主要依靠内生动力继续保持长期高速增长，并且从根本上转换发展模式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