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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哈佛学者的警示:中国必须为超低生育率做好准备

澎湃新闻记者 洪燕华 整理
2018-03-20 16:33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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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连一孩都不愿生了,这是真的吗?

相继出台的“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对二孩集中爆发的“开闸效应”并没有持续下去。在全国两会期间,广东代表团的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清远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周海波建议,中国应树立人口是资源的新理念,尽快全面放开生育。

周海波向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提交了《全面放开生育,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建议》,《建议》提到,2013年,国家实施“单独二孩”政策。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放开,中国的生育情况并未达到预期。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出生人口1723万人,这一数据,较2016年下降了63万人。按照相关部门原来预测,全面放开二胎之后,2017年出生人口最低为2023.2万,实际人口与预测相差足有300万人。

更令人担忧的是,在2017年的出生人口结构中,二孩比重占到了51.2%,超过了一孩比重。而2017年出生的一孩数据为841万,比2016年的一孩数量足足少了121万人,成为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一孩绝对量和相对量都比较低的一年。

这说明有些年轻人连一孩都不愿意生了。

因为受家庭结构和多种因素共同影响,90后和00后这个新的代际群体,普遍存在着更低的生育意愿。

在黑龙江亚布力召开的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第十八届年会”上,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宋怡明(Michael A.Szonyi)也提出这样的观点,中国必须为超低生育率做好准备,人口结构的改变将会迫使中国GDP的增长率的构成产生影响和变化。宋怡明以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家族四个兄弟合作创业故事举例,表明亲属关系对企业家的成功至关重要,亲属关系的缩小甚至消失将会对经济有负面的一些影响。

以下是宋怡明在亚布力论坛的演讲全文:

谢谢主持人,各位领导、各位企业家、各位嘉宾好!

我是1982年第一次来中国,后来1984年第一次在中国比较长期地住下来。因此我非常荣幸能从研究的角度,从学习的角度,从个人的角度,来观察跟参与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

我今天应邀谈的题目是中国人口的一些问题,事实上我不是人口学专家,但是我非常地有幸担任了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我们团队包括几十个老师,积累了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对中国的研究。我们去年庆祝了中心建立60周年,因为建立60周年就出本了一本书,我要特别小心把这个书名翻译成中文,如果直接地翻就是中国问题,但是事实上这个书不是中国问题,是有关中国的一些问题。我们讨论的不是中国问题,是各个学者对于中国的一些了解和看法。

非常欢迎各位企业家和其他嘉宾多多跟我们中心交流、多多合作。通过你们企业家的支持跟协助,我们继续努力地从事中国研究。在我们目前的世界,中美关系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两国关系,因此我们美国从事中国研究确实是一个非常大的、很重要的一个任务。接下来我就用几分钟的时间讨论我对中国人口结构的一些看法。

我做了美国政府某一个部门的中国人口结构研究的顾问,已经做了几年。我今天想向各位介绍一些美国国内的学者、研究者的看法。其中很多观点我相信各位已经是蛮熟悉的数字了,但是我希望能提出一些比较新的看法,我也特别提出几个我觉得你们企业家该注意的,应该感兴趣的一些观点。

关于中国是否已经到达了刘易斯转折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指在工业化进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达到瓶颈状态),这就是说中国还有没有农村劳动力,目前仍然国内外有许多许多的争议。实际上我认为这些争议并不是太重要,意义不是太大。因为我们都已经非常清楚,我们都已经知道中国的低成本劳动力的供应时代已经到了尾声,可能更重要的是在改革年代创造了大幅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也已经消失了。通过放宽放松计划生育,中国显然在期待创造第二个人口红利,但从世界各国的案例来看,尤其文化比较相同的韩国、新加坡等等,一个社会一旦进入了低生育率或者是超低生育率的时期,就不可能再上升。某一个社会一进入了所谓的超低生育率,我们从来没有一个脱离了超低生育率的状况。在这方面中国必须为一个超低生育率和人口减少的一个时期做好准备。中国进入了一个人口减少的时期,对经济的、社会的、甚至文化的影响很多,我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也很简单地谈一两个。

第一个,在场的人都应该非常清楚这一点。第一个是所谓的抚养率恶化了,不论是你用什么数据?国内的数据也好、联合国的数据也好,抚养比例大家都很清楚,就是某一个社会、某一个人口,工作年龄的人跟老年人、小朋友的总数据的比例。人口的总的结构也正在经过一个转变时期,这个我也不需要多谈。

人口结构的改变将会迫使中国GDP的增长率的构成产生影响和变化。我们可以把国内的GDP增长率想成由两个最主要的因素来构成的,一个是劳动力,第二个是生产率。改革初期大部分时期,我这个数字不是很具体,改革初期中国GDP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劳动力,也有相当一部分是来自生产率。如果国内生产总值为10%,劳动力成长为2%,那么生产率的增长就是8%。但是如果在现状劳动力成长为0%,生产率也降低了,中国的GDP增长自然而然地降低了,我这里要强调的是中国的GDP增长缓慢了,是人口结构自然而产生的一个效果,它是人口学结构的一个必然成就,我们在美国经常谈到中国的生长率降低,对社会稳定会产生什么影响,会不会让中国社会动乱?但实际上从人口的角度来讲,这个理解非常清楚是错误的。中国GDP生产接下来会缓慢化,这是人口结构演变的一个必然结果。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在中国人口的老年化这里说一句,可能因为时间的关系还是不讲了。我最后就两个话题先说几句话让大家思考一下,人口老龄化对创新会有很大的影响,许多证据都表明,主要的新发现趋于集中在25-40岁这个年龄段,在中国这个年龄段正在缩小,缩小的速度也很快。当然我也承认中国还是有许许多多的很聪明的年轻人,但是人口的数据仍然表明,25-40岁这个年龄段人群小的国家,总体而言比同样年龄段人群大的国家创新性会差一些。

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对所谓的社会资本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刘永好讲他家族的故事,说他四个兄弟、几个姐妹合作起来创办企业。很多社会学表明,亲属关系对企业家的成功至关重要,比如说有亲戚关系的企业家能更好地获得金融投资,也会更好地获得市场信息。中国家庭结构的演变当然对这个因素会有一些很大的影响。这并不是说在中国没有人能不依靠亲属关系就成功地经营企业,但也跟上一个话题一样,如果总体亲戚关系对中国商业增长作出了贡献,那么亲属关系的缩小甚至消失将会对经济有负面的一些影响。

以上所有的信息都在强调,中国不仅要成为一个以创新为主导的经济体,而且也要提供更多的教育和培训,保证即使你们中国人口正在减小,即使你们中国人口结构正在老化,每一个中国人仍有充分的机会发挥自己。这是我觉得下一代你们企业家应该很重视,去思考的一个挑战。

谢谢大家!

    校对: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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