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广华:中国有潜力恢复增长,但先要缩小贫富差距

万广华/亚洲开发银行主任经济学家、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

2018-03-21 15:1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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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争早晚要爆发。”3月15日,亚洲开发银行主任经济学家、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在第119期鸿儒论道上做出了上述判断,当日他发表了题为“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不均等和逆全球化”的演讲。
他认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就是靠内需。如果能够做到有效地扩大内需,那么中国有潜力进一步恢复增长,至于到7.5%还是8%大家可以讨论。
亚洲开发银行主任经济学家、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万广华
以下是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授权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刊发的万广华演讲全文:
我在国外待了很多年,一直关注中国的发展,也一直在做中国的发展,主要是做中国收入分配方面的研究。关于逆全球化问题,我本人做得不是很多,但这是今天我们国家面临的一个很大的而且紧迫的问题。昨天香港一个报纸给我写邮件,也希望我谈谈目前全球化的问题。
逆全球化:特朗普发动贸易战不可避免
关于逆全球化,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从美国传过来的信息,有些人在相当一段时间都以为贸易战不会发生,这与我个人的看法相反。我认为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争早晚要爆发。刚才傅院长(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执行院长傅蔚冈)提到特朗普把他重要的政府成员都换了一拨,这些新成员共同的特点是他们均属于反全球化的鹰派。那么,特朗普为什么要这样做?这需要回到他竞选时的承诺,自那时起包括上台到今天,他一直抱怨,说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对美国不公平,尤其是美中贸易。我们知道,他要做的是让美国再次伟大,不能继续让美国吃亏。事实上,全球化没有让美国吃亏,吃亏的是美国的部分群体,但恰恰是这些群体的支持使特朗普胜选了。所以,他的胜出、他继续执政的基础、他是否能够连任,他能够选举成功,与选民阶层有关系,都与全球化紧密相关。
我们知道,全球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后果,就是让发展中国家的低端劳动力受益,让发达国家高端的劳动力受益,比如中国的很多老百姓、尤其是中西部的农村劳动力。如果没有全球化的浪潮,没有中国加入全球化,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很多老百姓的生活就不可能提高到今天这个水平,所以在发展中国家,是低端的劳动力相对来说受益比较多。这在宏观上就是帮助缩小贫富差距。但是,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大量有资本的人借助全球化,到全世界去追逐利润,还把很多工厂转移出去了,使处于收入阶梯下面的人,尤其是蓝领阶层失去了工作,收入也降低了。这样一来,全球化则拉大了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而前面提到,美国国内的贫富差距与特朗普上台以及他将来连任都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说,特朗普发动贸易战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面对逆全球化,中国怎么办
那中国能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本来我们卖给美国的东西卖不掉了,所以首先要做的是找其他的买家,但这是需要时间的。当然亚洲发展比较快,而且我们国家对亚洲的出口在整个出口当中的比重不断增加,这已经发生很多年了。中国一直在发展亚洲内部的贸易,以降低对美国、欧洲和日本的依赖。从数据上看,我国对日本的贸易依赖已经下降了不少,要降低对美国的依赖是需要一个过程的。第二,我们必须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以应对新的国际形势,这可能是更加困难的事情。第三,中国的贸易问题不只是对美国的顺差,从根本上说,我们国家要增加消费。我们国家的储蓄太高了,而且储蓄又大于投资,所以积累了大量的外汇。
难道我们国家消费水平已经很高了吗?其实不然。在上海,可能感觉中国人生活已经很好了,但我总是告诉国外朋友,你到中国北京、上海会觉得中国比较发达,甚至有人认为上海比首尔好。但是他们不知道中国远比上海大很多。如果从平均水平来看,全球目前的人均收入是1万美金,中国是9000多,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所以,提升我国消费的潜力是很大的。至于为什么我国处于全球平均收入以下,反而储蓄更多,消费太少,这就牵涉到下面我国的不均等和贫困等问题。
中国经济再次提速的可能
今天我要讲的就是逆全球化大背景下我国的消费能否提升,我国经济有没有可能再次提速等问题。我以前就写过,中国一直把大量剩余的生产能力通过出口转移到了国外,但后期越来越难,到了2007/2008年经济危机后几乎不可能了。更为重要的是,逆全球化浪潮意味着在将来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都无法再依靠出口来转移剩余产能。所以中国必须在国内寻找出路,也就是必须增加国内消费,不然无法使增长持续,更谈不上提速了。
现在,先来看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的趋势图(上图)。大家非常熟悉,我国早期增长很快,但自2007年后直线下降,虽然去年又有所回升,从6.7%回升到6.9%。对于这个直线下降的趋势,我们需要问两个根本性的问题。第一,这么多年的经济下滑是不是长期性的趋势?当然不少经济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回答这个问题,有的说是L型,将来中国增长不可能提速,有的说还要往下降。官方的观点更是明确,政府早就用“新常态”表明经济增速不会发生。我们的观点不同,并在后面用数据说明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有可能回升。
作出上述判断还与我们所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有关,即近几年增长直线下滑的原因究竟在哪里。当然原因可以从不同的层面去讨论,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讲,在最宏观的层面,我们可以问问这是需求方还是供给方的问题。在这里,我要提一下,官方明确提出是供给侧的问题,并出台了供给侧改革方案。遗憾的是,我一直都不能理解为什么说中国的经济下滑是供给方的问题。后面我们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对于中国经济的中期前景,我们的观点认为中国是有潜力恢复增长的。对于这个观点更详细的论述,可以参考我与林毅夫老师在《比较经济学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为什么我们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有提速的潜力?我们从几个方面去看。前面已经讲到中国的人均收入低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而且中国是一个大国,有很多潜力可以挖掘,无论从与发达国家的技术距离上,还是国内的城乡差别上,抑或与其它国家相比在要素投入上的差异,都代表了中国增长的潜力所在。
这个图(上图)显示了几个国家的劳均GDP,是经过了所谓的购买力评价调整了各国价格水平差异的。最上面这条线是美国的,最底下是中国的。以2011年购买力评价计算的中国的人均GDP大概在2万美元,但跟它对应的美国是将近12万美元,是中国的5-6倍。这个差距意味着中国还可以追赶美国很多年。其实中国这么多年一直就在追赶当中。
再具体到行业的层面,我们看第二栏的数据(下表),该栏显示了中国劳均产值在美国劳均产值的占比。可以看到,在化工行业,中国劳动生产率只有美国的1.5%,即美国的生产率是中国的60多倍,往下去是电子行业,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是美国的10%,也就是有10倍的差别。这些都说明,中国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潜力是巨大的,在追赶美国的这条路上还能走很久。
第二方面的潜力是我国内部的城乡差异。我国的城乡差异特别高,有些年份城市人的平均收入是农村的3倍多,虽然近几年有所下降。这巨大的城乡差别也代表了潜力。在这里,我想提提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我们知道中国从1990年代初开始,有大量的劳动力从农村往城市转移,最新数据表明有近3亿的农村劳动力离开了农业,这个转移无疑使农村家庭的收入大幅度提高了。假如这些劳动力没有转移出去,中国经济会是什么样子?大家还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近3亿的劳动力现在返回农村,中国的城市和农村又会是个什么状况?通过这两个想象,我们可以推断移民或城市化对缩小城乡差异的意义了。特别重要的是,中国的城乡差异仍然很高,而这个高居不下的差距显然代表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这需要通过继续推进城镇化来发挥。
还有区域差异。我们在上海的收入很高,生活水准很好。但我们的中西部,尤其是中西部的农村,收入仍然相当低。这样的区域差异也代表了增长潜力。顺便提一下,我们提到的为什么可以带来增长呢?这是基于经济学里所谓的收敛理论,比较穷的地区可以追赶比较富的地区,这样的追赶当然能带来国家的经济增长。
接下来我们看投入要素。国内外的经济学家都讲中国的增长主要是靠要素投入,创新贡献比较少。但是是不是已经投入过高不需要增加了呢?这个图(下图)显示的是几个国家劳均资本量,美国大概是我们的4倍左右,所以我们在资本投入方面的差别其实还是很大的。完全可以追加投资,提高资本有机构成,来使经济进一步增长。
第二个投入要素是劳动,我们拿中国与韩国、日本做对比。这个图(下图)显示,韩国在农村劳动力占比下降到20%之前的经济增长率一直在8%以上。在2010年,中国农村劳动力占比为32%,要下降到20%需要15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中国还有15年左右高速增长的潜力。
这里就不能不提国内经济学界,包括媒体常常说起,中国农村已经没有剩余劳动力了。但这个观察或结论与数据是不一致的。除非政府数据出了问题,中国农村剩余的劳动力数量可以说是巨大的。我们这个结论基于这样一组计算:中国的人口将近14亿,全国的劳动人口占比为73%左右,真正的户籍城市化率在39%左右,也就是说农村户籍人口占比为61%。这样算下来,中国农村劳动力总量为6.1亿。另外,根据官方统计,我国有接近2.8亿的农民工,同时从事农业生产需要5000万劳动力。将这2.8亿和5000万从6.1亿中扣除,可以知道中国农村尚有2.8亿的剩余劳动力。我们知道改革开放40年,中国转移了2.8亿农村劳动力,尚有2.8亿需要转移。为什么说中国已经没有剩余劳动力了!如果我们的推算基本正确,那么中国通过劳动力转移来获得增长的潜力还是很大的。刚刚说了劳动力的数量,我们用这个图(下图)从劳动力质量的视角来讨论,指标是中国和韩国人均受教育年限。韩国的数据表明,当人均受教育程度达到10年时,GDP的增长速度才下滑到8%以下,而我国目前的人均受教育程度是8年,提高到10年需要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这也说明我国大概还有1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期。
最后说说城市化问题。多年来,中国一直试图把城镇化率的增加控制在每年0.8%之内,而我个人从2010年起就主张中国要加速城市化进程,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次会议上预测中国的城镇化率将以每年1%-1.2%的速度向前推进。都说经济学家的预测基本上不准,但如果看看中国过去5-6年的数据,就会发现,中国城镇化的速度恰恰就是1.2%。与城市化相关的一个问题是,城市化达到什么程度以后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会下降?这几年一直有人讲中国的城市化已经过了50%,城市化提高的速度应该下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因此也会受到影响。但是如果你看韩国和日本的数据甚至全世界的数据,GDP增长下降一般要到城市化达到70%-75%的时候。所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相当大的经济增长潜力。
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出现下滑?
至此,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在中期是有回升的潜力的。那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反而出现下滑呢?这就需要分析下滑的原因。经济学界提出的原因包括人口红利的消失或老年化问题,债务问题,结构失衡问题等等,这些确确实实都是问题,但它们不是一天出现的,也不是2007年突然出现的,无法解释中国经济从2008年起突然大幅度降速。我打个比方,中国经济就像一个快速跑步的人,突然跑得很慢了。我们去找其中的原因时,必须确定降速的节点,然后去弄清楚在这个节点上发生了什么事件,同时弄清楚这些事件的影响。毋庸置疑,中国经济下滑的原因就是2007年的全球经济危机,而这个事件的影响是我国外部需求的丧失。也就是说,中国经济下滑是外部因素引起的,而且是从需求端开始的。非常不幸的是,美国次贷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先后发生,连续给我国经济带来负面冲击,并产生叠加效应,使得经济直线下滑。
上面的答案也可以这样去寻找:倒过来想,如果没有2007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和跟在后面的欧洲债务危机,中国的经济增长会不会下滑到今天这个程度?我想大家都承认,是这一连串的外部事件,带来了出口的下降,影响了需求,而且到现在还没有恢复,所以中国的经济下滑了。
如果我们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中国真正要做的是增加内需,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如此,这牵涉到后面要讨论的所谓的去全球化或逆全球化问题。但是怎样增加内需?我们不赞成使用类似于2008/2009年的刺激手段,而常规的方法是减税。但是,减税能否惠及普通老百姓是个问题,企业或者其高管可能受惠更多。还有一条途径是我个人特别关注的,那就是通过降低中国的贫富差距促进消费。这里的道理很简单:中国有很多有钱人,但是他们不消费,因为该消费都消费了。但同时,我们国内还有很多穷人,他们迫切想去消费,但没有钱。这就是接下来我要讨论的中国居高不下的贫富差距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富裕阶层的情况。这个表格没有最新数据(上表),但在2014年我国人均具有一千万以上资产的户数,已经超过100万。我认为这个数字大大低估了这群富裕人群的体积。下面这张表显示,2012年中国人均资产超过一个亿的户数已经有6万多。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穷人也很多。根据世界银行的贫困标准,我国有数亿人在贫困中挣扎。
下面看不同收入阶层在全国总收入中的占比。根据官方数据,最富裕的1%的人口拿到全国收入的6%,这相当于底层23%的人的收入。也就是说我国最富的1%的人所获与最穷的1/4的人口所获一样。类似地,我国最富有的5%人口所获得的收入与底层50%的人获得的相当。这些都显示了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是如此严重。
上面我们看的是收入阶梯的两头,更规范的做法是计算基尼系数。这个图(下图)最上面这条线就是我国的基尼系数。可以看到,我国的收入分配在改革开放早期是下降的,从19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上升,到近几年有所下降。中间这条线是农村内部的不均等状况,最底下是城市不均等的状况。特别有趣的是,其他国家的城市不均等大于农村不均等,但我国是倒过来的。
这和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有关系,因为所谓的平均主义其实只发生在中国的城镇,中国的农村在生产队外是无法进行平均分配的。这里我顺便说说,七八年前我已经注意到了中国基尼系数的下降,最近开始做这方面的分析,但中国愈发严重的分配问题是财产不均等,而且财产不均等在很短的时间内大幅度上升。我也正在做点财产不均等的研究。
区域不均等状况我个人做得比较多,它跟全国家庭之间的不均等状况基本上具有同样的趋势。那么如此快速上升的不均等会带来哪些后果呢?一是导致犯罪。关于贫富差距与犯罪的关系,最近10多年国外有不少研究成果,我自己用中国的数据也验证了不均等对犯罪的影响。第二,不均等对健康,尤其是精神状况有负面影响。第三,不均等使穷人的孩子无法获得好的教育,严重阻碍了我国人力资本的形成与积累,对经济发展不利。第四,也是我们今天聚焦的问题,不均等影响消费。在外部需求下降而且中期很难改善的情况下,不下大力气改善收入分配,以解决需求端的问题,我国的经济增长前景堪忧。
中国贫富差距上升的原因
那么,中国贫富差距上升的原因有哪些?根据诺贝尔奖得主库兹尼茨提出的理论,增长会带来很多机会,这些机会不是所有的人、所有的行业、所有的地区都能够同时抓住。而没有增长机会就很少,所以增长时期往往不均等会上升。但当一个国家富裕起来后,一方面增长会减速,带来不均等的下降,另一方面,政府那时有能力通过财政转移降低贫富差距。这就是所谓的不均等倒U型曲线。导致中国不均等上升的第二原因是政府对大型国有企业直接和间接的补贴,还有对垄断的保护,这都牺牲了其它企业和行业的利益,拉大贫富差距。这里不得不提到财政转移的问题。对历史上大多数国家而言,财政的收入分配功能是劫富济贫,但我国非常特殊,财政转移一直是增加不均等的,到近年可能有点偏向穷人,但我们最新做的研究还是没有看到政府补贴惠及穷人的迹象。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中国不均等上升的最为关键的原因是城市偏向。可以说,我国是古今中外少见的一个政体,长期以来歧视具有农村户籍的亲生儿女。其实这种歧视不只是在道义上说不过去,经济学上也没有道理。当然中央政府很多年的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发展的,解决“三农”问题也说了很多年,但最终我们还是要通过数据看结果的。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中国的贫困状况图,上面是农村的贫困发生率,底下是城市的贫困发生率。我们看到,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0年的中国城市基本上没有贫困而农村居民每5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生活在极度贫困线以下。
城市偏向的另一个证据是特别高的城乡收入比,有些省市高达5。我们还看到中国的城乡收入比和以基尼系数表示的贫富差距呈现相同的趋势。下面我们把中国的不均等做个简单的分解。把全国的不均等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城市和农村内部的不均等,剩下的是农村与城镇的差异。城乡差距对中国整个不均等的比重。可以看到,这个比值除了少数年份为50%左右,大部分年份都在60%-70%,而且近二十年中国收入分配状况的恶化完全是由城乡差异引起的,跟城镇内部或农村内部的不均等没有本质关系。
怎么减少贫富差距呢?通常的思路是依靠二次分配或财政转移,但我个人一直强调这对发展中国家是不可能的。拿中国做例子,中国不算是很穷的国家,但能够通过财政手段来解决分配问题吗?以户籍人口计算,我国每10个人里面有4个城市人6个农村人,城市相对来说平均收入高些,但不算富裕,农村人需要帮助。但4个不富裕的人怎么救助6个穷人?所以,通过财政手段在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均等问题是没有可行性的。就我国而言,政府的收入全加在一起大概为GDP的25%-30%,首先的费用是养政府,下面是国防、外交、卫生、学校等方面的开支。能有多少用于劫富济贫?
所以,我一直的主张,是通过初次分配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不均等问题,而在中国,就是需要推进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即无条件推进市民化。我们最新的研究显示,在市民化实现之前,盲目地进行财政转移尽管有可能带来贫富差距的缩小,但并不能带来中国需求的增加,反而会使国内总需求下降,进一步伤害增长。
新一轮去全球化浪潮的原因
最后再提逆全球化的问题。目前东欧往右走得非常厉害,西欧也开始向右转,就是在亚洲,也出现了逆全球化的浪潮。研究表明,从2010年左右,亚洲区域一体化的势头在2010年左右开始下行。
为什么有这一轮所谓的去全球化浪潮?这里的原因可能涉及到宗教、文化差异等等,但最终要落到两个根本性的问题:一是以贸易、资金、人员流动为特征的全球化有没有带来收益?经济学家一般会说分工、贸易是好事,至少在全球加总层面是好事。接下来我们要问第二问题:全球化是不是使每个国家的每个人都受益了?其实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民族主义大行其道等都与这极为重要的第二个问题紧密相关。哪怕经济学家说的是对的,全球化带来了收益,但哪个国家、哪组人群收益了?遗憾的是,这方面经济学研究的不多。我认为,逆全球化的根本原因是收益分配出了问题。美国的蓝领阶层认为他们没有收益反而受害了,所以他们把特朗普选上台了。英国和欧洲的去全球化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
下面我简单地给大家汇报一下关于全球化与不均等的关系。先看看劳动占比与全球化的关系。把一个国家分成资本家和劳动人民,劳动占比指的是劳动人民在GDP中分到的份额。可以看到这个占比从1970年代初期以来一直在下降,全世界如此,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也如此。中国的情况比其他国家更糟。与劳动占比不断下降的趋势相反,代表全球化的两个主要指标,即贸易和FDI占比快速上升,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不断加入并推进全球化。所以全球化与由劳动占比代表的收入分配不均等是负相关的。这个负相关关系在外面更为严格的模型分析里仍然成立。
第二用我们国家的数据看贸易与FDI对区域差异的贡献。结果表明,全球化的贡献相当显著,而且不断增加。如果把贸易和外资加在一起的话,全球化对中国贫富差异的贡献率,高达20%以上。基于亚洲数据分析结果,我们看到,净出口早期帮助减少不均等,但是自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就开始增加亚洲的不均等。
数据分析证实了无论是中国还是亚洲都是从全球化当中受益的,但全球化同时带来了中国乃至亚洲的收入分配恶化。正是全球化这个“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的效应,决定了中美之间的摩擦。关键还是要去解决它,即出台对全球化带来的收益在国家之间进行二次分配的政策和执行机构安排。
最后我做一个简单的小结。第一,中国有潜力进一步恢复增长,至于到7.5%还是8%大家可以讨论。但恢复增长的关键是内需,我们不能再依靠外需了。第二在长期,我们仍然要致力去扭转逆全球化的趋势,这与全球的收入分配问题紧密相关。所以说,即便是一带一路建设,也必须早早考虑其国家之间的收入分配问题。第三,中国的内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贫富差距的影响。不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中国的内需无法大幅度提升。这就要求要无条件地尽快地推进市民化,包括在超大特大城市。
责任编辑:田春玲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经济增长潜力,贫富差距,收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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