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观察丨“泛突厥主义”对中亚的危害

“泛突厥主义”基于完全错误的历史观，主张将操突厥语的各民族都拼凑起来，建立一个“从中国的长城到亚得里亚海”（土耳其泛突厥主义分子齐亚•格卡尔普[Ziya Gökalp，1876—1924]语）的大突厥国家。泛突厥主义一旦与泛伊斯兰主义乃至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结合，势必走向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给现有国际秩序和主权国家的安全造成严重危害。

回顾泛突厥主义的演进史，显然，这是一种具有浓厚投机色彩的政治意识形态。而苏联解体后，一度蛰伏的泛突厥主义在中亚地区沉渣泛起。自1991年起，泛突厥主义在中亚的影响持续了十多年。2005年的中亚“颜色革命”，标志着泛突厥主义对这个地区的危害暂告结束。

一、图兰：匈牙利人创造、鞑靼人贩卖的概念

操突厥语各民族是古老的族群，这个族群在历史上活动的范围很广。而突厥语族属阿尔泰语系，是该语系三大分支之一（另两个是蒙古语族和通古斯语族）。在语言系属分类中，突厥语族在阿尔泰语系中的地位类似于印欧语系中的拉丁语族或日耳曼语族。作个假设，有人若想将使用拉丁语的各国，譬如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组合起来，建立一个统一的“大拉丁国”——其中荒谬，一眼便知。

在突厥语各民族由漠北进入中亚接触伊斯兰教之前，他们的历史主要由汉文资料记载。而近世发掘的作为突厥学基础的暾欲谷碑、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三大突厥文碑铭，破译后的意思与汉文史料基本相符。如暾欲谷碑所记：“墩欲谷，本生于唐，因突厥当日属唐也”。从这句话看，早期的突厥语诸族是中国版图内的民族。（暾欲谷、阙特勤和毗伽可汗，均为公元7至8世纪的后突厥汗国贵族。——编注）

不过，在突厥语各民族向中亚迁徙，尤其是接触伊斯兰教以后，他们对自身历史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种改变突出表现在：大量采信了伊斯兰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历史观，在叙述其历史时，借用了许多阿拉伯和波斯民族的宗教神话和传说。与此同时，突厥语各民族早先在漠北草原游牧的历史被一笔抹去。就此，英裔美国学者学者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评价道：“前伊斯兰时代的突厥人并不是什么未曾开化的野蛮人, 而是已有一定文明水平的民族。然而过去的一切, 除去少数零星片段以外, 都已在伊斯兰教中被人遗忘了。”

及至近世，对突厥历史文化的研究，打破了宗教对史观的桎梏，拓宽了人们对突厥史认知的视野，但是，也为所谓突厥民族主义，特别是为泛突厥主义理论提供了说辞。十九世纪之后，在传播泛突厥主义方面, 两个国家的人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个是匈牙利, 另一个则是克里米亚的鞑靼汗国。

在匈牙利，历来有认为乌拉尔语系与阿尔泰语系有亲缘关系的学术史背景（匈牙利语属乌拉尔语系芬兰-乌戈尔语族），也有一种关于匈牙利人和突厥属于同一血统的学说。1839年, 匈牙利学者首次用“图兰”（Turan）一词来称呼伊朗以外的中亚地区，并用“图兰人”（Turanian）来称谓操突厥语的各民族和蒙古人，以及芬兰人、匈牙利人等，称突厥语为“图兰语”，还炮制了“突厥民族”这一概念, 生造了“图兰主义”（即突厥主义）和“泛图兰主义”（即“泛突厥主义”）这两个词。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 一些匈牙利的流亡者来到奥斯曼帝国，他们在那里落户，部分人甚至改宗伊斯兰教。匈牙利犹太裔学者万伯里（Ármin Vámbéry，1832—1913）来到奥斯曼帝国以后，专门研究中亚和突厥的历史。万伯里的学说深深影响了一代奥斯曼帝国的知识分子，成为近代泛突厥主义思潮的源头。

在1873年，帝俄吞并克里米亚，原为奥斯曼帝国藩属的鞑靼汗国覆灭。心怀亡国之痛的鞑靼人从奥斯曼帝国的突厥研究中得到启发，孕育出强烈的突厥民族意识。鞑靼人伽思普林斯基（Ismail Gasprinski，1851—1914）是早期泛突厥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突厥语各民族）要在语言、思想和行动上联合起来”，他鼓噪并参加伊斯兰教“扎吉德”（意为“新的教学法”）宗教改革，寻求泛突厥主义与泛伊斯兰主义的合流。

将泛突厥主义主张由文化转向政治的，是伽思普林斯基的亲戚阿克楚拉（Yusuf Akçura，1876—1935），他深深卷入了二十世纪初俄罗斯的泛突厥主义运动，明确提出要实现所有突厥语民族的联合。而阿合买提•维利迪•托甘（Ahmet Zeki Velidi Togan，1890—1970）则走得更远，他在十月革命时组织了总部位于乌兹别克斯坦西南部城市布哈拉的“突厥斯坦民族委员会”，完成了泛突厥主义思想由克里米亚向中亚的摆渡、传播。

二、土耳其：造出一块自己搬不动的石头

无论是奥斯曼帝国时代还是共和国时代，土耳其都是泛突厥主义的据点和主要推动者。有趣的是，在整个二十世纪，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也几经沉浮。

二十世纪初，由于突厥历史文化研究的发展，加之伽思普林斯基、阿克楚拉和托甘等人流亡土耳其，泛突厥主义曾泛滥一时。但在土耳其共和国创立后，“土耳其之父”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1881—1938）却明确反对建立“大突厥国家”的主张，他宣布：“泛突厥主义不能成为我们的原则或必然的政策，因此，新土耳其政府的政策是坚持独立, 立足于土耳其民族边界之内自己的主权之上。”

为了昭示自己的态度，凯末尔甚至还逮捕并处决了一大批泛突厥主义骨干分子，由此，泛突厥主义在土耳其逐步收敛，进入低潮期。二战后，世界形成美苏争霸、东西方冷战的国际关系新格局。鉴于苏联对境内突厥语民族的严密控制，土耳其生事的余地相对减少，泛突厥主义思潮在苏联境内基本处于静默状态。

然而，随着苏联解体，对抗泛突厥主义的堡垒消失，中亚出现了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真空。土耳其泛突厥主义者的雄心迅速膨胀，他们认为这是重温奥斯曼帝国旧梦的“三百年难遇的良机”。在土耳其推动下，中亚地区掀起了一轮泛突厥主义的狂潮。中亚及高加索五个突厥语族国家（中亚：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高加索：阿塞拜疆）独立后，土耳其立即与之建立密切联系，试图充当突厥语国家的“龙头老大”。

曾先后担任土耳其总理和总统的厄扎尔（Turgut Özal，1927—1993）等土国政治精英鼓吹泛突厥主义狂想，即二十一世纪是土耳其的世纪。他认为，从原苏联体制中独立出来的国家都应将土耳其视为文化中心和历史磁铁，而土耳其则视所有突厥语民族为亲族。

1991在土耳其召开的欧亚大陆新格局研讨会上，苏联的突厥语国家、土耳其，以及欧美的约80名代表，围绕建立何种形式的突厥联盟展开讨论，一位阿塞拜疆学者认为，突厥联盟应仿效欧共体，成为主权国家的联盟。1992年，在土耳其倡议下召开了第一届“突厥语国家首脑峰会”，至2001年6月这个会议已举行了七次。1994年，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第二届“突厥语国家首脑峰会”，中心议题是“确认突厥语国家走向一体化”。之后，土耳其与中亚国家之间的关系迅速发展，互动日益频繁。如1992至1997年，土耳其总统三次访问哈萨克斯坦，与之签订了包括《友好合作条约》在内的56个文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各个领域。此外，土耳其与其他中亚国家也签订了友好合作条约等多项协议，每年都有中亚国家的领导人应邀访问土耳其。

1993至2000年担任土耳其总统的德米雷尔（Süleyman Demirel，1924—2015）更加重视保持和发展同中亚国家的关系，仅在 1996至1997年就对中亚地区进行了五次访问。2000年10月，土耳其新任总统塞泽尔（Ahmet Necdet Sezer）一口气访问了中亚四国，以进一步密切双方的关系。

经贸领域，土耳其积极推动同中亚各国的合作, 鼓励本国企业对其进行投资。在哈萨克斯坦，上世纪90年代就有2500家土耳其公司在那里投资，投资额达90亿美元，双边年贸易额更在短短8年间（1991至1998年）从1.45亿美元上升到56亿美元，贷款达15亿美元。土耳其已成为大多数中亚国家的最大投资者、贸易伙伴和援助国。显然，土耳其政府希望在中亚地区寻求长期而且牢固的影响力，吸引中亚突厥语国家不断向土耳其靠拢。

但事与愿违，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土耳其所引领的泛突厥主义进程非但没有进一步发展，却反而走向了低迷。2005年，中亚发生“颜色革命”，更招致中亚国家政府对土耳其的普遍反感。中亚国家从自身利益考虑，外交方针发生变化；而土耳其也调整了策略，双方关系逐渐降温。

土耳其在中亚推动的这一轮泛突厥主义，何以会偃旗息鼓？根本原因，是土耳其的实力不足以支撑其野心，而相对偏西的地理位置也阻碍了其影响力的辐射。加之地缘关联国家，如俄罗斯、伊朗等的坚决抵制，也令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运动只能停留在狂想层面。如果将泛突厥主义喻为土耳其牵头制造的石头，那么这块石头的重量远非土耳其所能承受。

三、另一个“老大哥”：中亚国家对泛突厥主义态度的嬗变

由于语言文化上的亲缘性，土耳其对中亚全方位的渗透少有阻力。土耳其地跨欧亚两洲、左右逢源的外交态势，也使中亚国家产生幻想：与土耳其交好，可以更快地接轨西方世界。因此，在独立之初，中亚国家对土耳其推销的泛突厥主义持欢迎态度。

在哈萨克斯坦，许多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面目出现的言论都有泛突厥主义倾向。早期泛突厥主义分子托甘的政治观点被一些政治派别照单全收。一些学术精英试图论证所谓突厥人的共同历史、文化遗产等，如有哈萨克斯坦的史学著作写道：“图兰及其历史始于3500年前年，而图兰的历史就是古代突厥人的历史。”1992年，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公然提出“突厥联盟”的构想，举世哗然。作为回报，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则为纳扎尔巴耶夫树立了雕像。

在乌兹别克斯坦，1991年9月，乌兹别克共产党改名为人民民主党的成立大会上，乌兹别克总统卡里莫夫（Islam Karimov，1938—2016）提出，要对诸如“扎吉德”运动、泛突厥主义、巴斯玛奇运动（1910至1920年代以突厥人为主的穆斯林针对俄罗斯和苏联在中亚统治发动的起义）等问题进行“全面而客观的分析”。同年，一位乌兹别克历史学家在一部有关苏联民族问题的著作中，专章为泛突厥主义者米尔赛德•苏丹-加里耶夫（Mirsaid Sultan-Galiev，1892—1940）翻案。

在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土耳其援建了大量的大学和高级中学，这些学校除了教授土耳其语、阿拉伯语，还对当地青少年灌输泛突厥主义主张、宗教激进主义思想。尤其是在土库曼斯坦，“与土耳其同族不同国”的言论历来大有市场。

不过，中亚各国在经历了重建民族国家的兴奋后, 开始反思对泛突厥主义的狂热。它们看到，泛突厥主义除了在建国之初有强化民族自信心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作用外, 还有相当大的消极作用。随着时间的流逝, 这些国家的政治家们更是从中嗅出了大国强权政治的气息，感觉到了其对新独立国家民族关系的消蚀作用, 特别是在认识到极端民族主义的无限制发展将会对现有国家关系和各国主权、领土完整构成极大威胁时, 他们开始重新认识和评估泛突厥主义。事实上，对于中亚各国而言，泛突厥主义在苏联时代有着抵御泛斯拉夫主义的政治意义，但在苏联解体后这种意义已不再激动人心，且弊端多多。鉴于此，中亚各国的政治家宁愿让泛突厥主义停留在抽象的文化层面，在政治领域则对之进行严格的限制。

1996年，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其新著《站在21世纪门槛上》中明确宣布：土耳其总统在和中亚各国的交往中，从不掩饰地向往着建立从贝加尔湖到地中海和多瑙河的强大突厥国家联合体“理想”，但是这不能被新独立的哈萨克斯坦所接受。因为这意味着放弃刚刚获得的独立，割断与邻国的传统关系，用另一个“老大哥”取代这一个“老大哥”，让其骑在自己的脖子上。

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在他1997年出版的著作《临近21世纪的乌兹别克斯坦》中则略微含蓄地强调：“历史上我们属于突厥语大家庭，但我们的人民坚决抛弃大图兰主义这一沙文主义思想。对于来说，图兰——这是地区突厥语各民族人民文化共同体的象征，而不是超越政治共同体的象征。”

毋庸赘言，泛突厥主义所要实现的目标，直接威胁着国际社会经过长期努力促成的相对稳定的秩序和疆界，从根本上说，不会被多数主权国家所接受。毕竟，每个国家都有选择自己发展路径的权力，哈萨克斯坦有“哈萨克斯坦模式”，乌兹别克斯坦有“乌兹别克斯坦模式”，他们无意照搬土耳其的道路，这是政治稳定的前提，也是国家主权的诉求。中亚各国对泛突厥主义的防范姿态，正是表达了他们对丧失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担忧。

真正教育中亚各国的，是2005年爆发的“颜色革命”。这一年三四月间，肇始于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城市贾拉拉巴德的“街头革命”，导致总统阿卡耶夫（Askar Akayev）被迫辞职，并携家眷远走他乡。同年五月，发生于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市的大规模骚乱，迫使总统卡里莫夫动用了大量军警才控制住形势。中亚这两个国家发生的“颜色革命”，都是源自“美国式民主”的全球扩张，都是以人权为由头，目标都是要替换掉现任的“亲俄”领导人。值得一提的是，在中亚“颜色革命”中，土耳其都扮演了欧美国家代理人的角色。土耳其推行的泛突厥主义，剥开其糖衣，里面藏着颠覆中亚国家合法政府的毒药。

基于上述惨痛的认知，2005年后，中亚各国开始与土耳其保持“适当的距离”，这一轮泛突厥主义由此走向衰微。

四、结语

泛突厥主义是漫长历史进程的一个怪异的插曲，它产生于近现代，作为泛斯拉夫主义的对立面而存在。本质上，这是一种基于仇恨、流于情绪化的极端民族意识, 是全球化的反命题。从这个角度说，泛突厥主义危害甚重，没有前途。

苏联解体后，土耳其在中亚推行的泛突厥主义，明显得到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支持，可以视作西方国家在亚洲腹心地带植入的政治病毒，用以牵制俄罗斯、伊朗以及中国等地缘关联国家。当然，也势必为上述国家所警惕和防范。

可以预见的是，泛突厥主义的命运都注定是失败，但在短期内它不会消失，也将继续影响相关国家和地区，在特定时刻兴风作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