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博馆刊︱唐《拓拔驮布墓志》——党项拓拔氏源于鲜卑新证

【编者按】本文摘自《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8年第01期，原题为《唐<拓拔驮布墓志>——党项拓拔氏源于鲜卑新证》，作者为段志凌（西安碑林博物馆）、吕永前（吴起县革命纪念馆）。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有删节，原文注释从略。

党项拓跋氏的族源（族属）问题是学界长期以来争论不休且未有定论的民族史热点之一。概括来说，当代学者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是以唐弘嘉、吴天墀等先生为代表的“鲜卑说”，认为党项拓跋氏与建立北魏的鲜卑拓跋氏同源；另一种是以周伟洲、史金波等先生为代表的“羌族说”，认为党项拓跋氏源于羌族。虽然近年不断有相关新墓志资料出土，但仍然难以改变两派观点各陈理据、分歧依旧。要说研究取得的进展，有学者在“鲜卑说”的前提下，将两种观点进行折中，强调党项族是以鲜卑拓拔部落为统治阶层，以羌族部落为主体的民族；或认为党项拓拔部源于鲜卑，但后来与其它民族融入羌族部落，共同构成党项族。但这一认识由于并无确切证据支撑，仍难以使人信服。

令学界欣喜的是，2013年出土于陕西省吴起县洛源镇走马台，现存吴起县革命纪念馆的唐《拓拔驮布墓志》，明确且较为完整地记录了其族源及其与党项、吐谷浑的关系，为解决党项拓拔氏族源之争提供了新的重要实物证据。笔者不揣浅陋，结合相关文献、墓志材料及学者论述，对此志进行考释，以进一步推证党项拓拔氏源于鲜卑这一论断，并探讨拓拔驮布支系（东山部）与建立西夏的拓拔守寂支系（平夏部）之关系。有失妥当处，祈请方家教正。

墓志录文

墓志青石质，志石高74.5、宽73.5、厚10厘米，铭文34行，满行34字，有界格，楷书。全文1124字。盝顶盖，高55、宽54、厚9厘米，阴刻篆书“大唐故/特进拓/跋（拔）府君/墓志铭”，4行12字，四周卷云纹，四杀牡丹纹。开元十六年（728年）秋七月入葬。

兹移录志文如下：

大唐故云麾将军守右威卫大将军赠特进拓拔府君墓志铭并序/

君讳驮布，其先黄帝子昌意之后。昌意少子受封朔土，因轩辕氏以土德王，北俗谓土拓，/谓后拔，故以拓拔而命氏焉。当有魏握符建元，历祀数百，典章文物,备在良史。德配天者/主中原；勇候月者雄边服。宗成帝王之业，枝分亭障之间。其后，有蒿头川王是称党项，/徙湟中故地，与浑部杂居。种落蕃殖，控弦十万，代修职贡，纳款王庭。属隋室分崩，吐蕃承爨，/伺我无援，大见侵伐。曾祖兀思，恢简多智，沉靖有谋，为浑人所怀，所居成聚，因共立为浑/项王焉。鸠逋散，均嗜欲，物其土宜，同其国俗，法是与举，人用大振。祖吴伽，英果电发，雄气/飙骇，忿东胡之请地，怒西师之过轶。利甲兵，搜车乘，闻吐蕃无备，与浑部潜谋，堕城十数，/斩首万计。革面夷落，屈膝圣朝，以贞观七年款关内附，有诏封西平郡王、兼授/西平州刺史。父岳，幼而敦敏，雅有隽才，景命不融，中年徂逝。

君禀刚悍之气，承忠勇之烈，/弱冠倜傥，声实著闻。万岁年，以大酋长检校党州司马。长安中，以破默啜贼功特授游击/将军、右威卫郎将、敕留宿卫。先天初，改授右威卫将军、进爵居庸县开国公、食邑七/百户。君贵而能降悦，以先人累膺懋官之宠，式专捍城之寄，劳役所毒，不厚于厮。与饮食/之贶，必均与左右。是以离散响集，帐下威怀。御史杨钦明表请封袭，开元二年，封右威卫/将军、兼安定州都督，明继及也。河曲之役，羯胡称乱，同恶相济，如市贾焉，六州之人剪为/仇敌。公闻鼙勇进，执锐先驰。子抗前锋，身当右矩。兵疲百战，师老一时。刀斗夜鸣，骤见临/营之月；熊旗晓建，时看横阵之云。虽王师大捷，先因充国之筭，而凯歌告还，实丧君/鱼之子。公诚殷王事，爱深天属，远思赢博之魂，倍切沙场之痛。有诏褒美，加云麾将/军，仍拜右威卫大将军、进爵九原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二百户，赐物二百段，金银器各二/事，特听二年一朝。公率正莅官，尽忠事主，出受珪符之委，入参轩禁之荣。尝因从容，/得陪内宴。特赐锦袍并衣一袭，银盘、金碗、马鞍、胡瓶各一事，杂彩一百段。天子嘉奖，/绥之宠灵。昔日磾事汉，唯闻亲密；由余在秦，久恢声称。未有广延曲赉，亲纡圣情，慈/慰绸缪，庆赏交集。方陶二仪之施，永保百年之期，列容范于丹青，传丕构于谋翼。而与□/之报，惚恍难征；过隙之景，蹉跎易失。缅怀代谢之悲，空盈不谏之恨。以开元十六年六月/十二日遘疾，薨于道政里之私第，享年五十有四。皇上悯悼，赗赠有加，诏京兆/少尹监护丧事。秋七月，归葬本蕃。礼也。公器宇恢正，风情端实。粤自祖考，代笃忠贞。解/辫发而袭冠带，走大荒而归中国。皆以功名自终初，无玷缺之累。丰赐则恩无与二，/列爵又侔于大臣，非夫宏旷多才，孰能预于此矣。天长地久，桑田有变海之期；日居月诸，/深谷有为陵之势。所以发挥盛业，幽赞德音，盍镂石于泉宫，俾腾芳于遐祀。其词曰：/寿丘降祥，业统王者。姓本帝系，宗分夷夏。能宠射雕，才矜汗马。诞受一气，声雄朔野(其一)。于/维列祖，毅然称英。脱履云漠，来仪上京。纡金衍庆，列爵承荣。是膺蕃守，代保干城(其二)。桓桓九原，/当年杰起。输力王室，将谋复始。羯胡不恭，毒蜇边鄙。率先士众，深践戎垒(其三)。王/师告捷，帝俞是休。尚延光宠，载锡衣裘。荣埒候服，恩同昼游。忽惊颓驷，俄怆藏舟(其四)。旧国/返葬，方秋旋轸。尽翣齐翊，素旌先引。彼苍斯仁，歼良是忍。故异金石，所悲同尽(其五)。

拓拔驮布族源、世系及生平概要

志文明确记述了志主拓拔驮布族属系鲜卑拓拔，是党项拓拔氏源出鲜卑的有力实证。且清晰勾勒出志主先世以鲜卑融入党项，再为吐谷浑名王，后内附唐廷的曲折历程，客观反映出我国唐代西北少数民族互相交流、融合之史实。同时，也详实记录了志主官职迁转和参与的重要军事活动、卒年、葬地等信息。

拓拔驮布家族与元魏同源。志文开篇即追溯“其先黄帝子昌意之后”，且拓拔姓氏来源的说法与《北史·魏本纪》并无二致：“因轩辕氏以土德王，北俗谓土拓，谓后拔，故以拓拔而名命氏焉”。可见，唐代这一观念在拓拔氏内部影响广泛而深远。更为重要的是，志文提示了志主先世与“握符建元”的元魏拓拔氏同源：“德配天者主中原”、“宗成帝王之业”，即指拓拔氏建立北魏政权；而志主先世所部“枝分亭障之间”、“勇候月者雄边服”，仅得以远避中土，雄居边服。查检史书，“雄边服”的这一拓拔支系或是孝文帝改革时“降为庶姓，散在夷狄”的拓拔氏；抑或即与元魏同出、建立南凉政权的河西鲜卑——秃发氏。

拓拔驮布家族融入党项。在记述“雄边服”的拓拔氏“枝分亭障之间”后，志文又云“其后，有蒿头川王是称党项”。“蒿头川王”虽目前难以证考，但结合上下文，其系部族首领、志主先祖的身份是确定无疑的。身为鲜卑族却自称为党项，可知其已经开始融入党项之中了。若要细究拓拔鲜卑自称党项的原因，或于攀附当时强大的党项部族不无关系，至于融入党项的具体时间，撰写墓志者或许也是模糊不清的。如果据《旧唐书》推测，党项强大始于“自周氏灭宕昌、邓至之后”，那么，“蒿头川王”自称党项或约在北周时。

拓拔驮布家族依附吐谷浑。志主先世自称党项后，再“徙湟中故地，与浑部杂居”。秃发氏建立的南凉政权曾长期居住河西和湟水流域，志文言湟中为“故地”，亦可视为志主出于秃发氏的再证。与吐谷浑杂居后，种族部落繁衍，士兵达十余万，且“代修职贡，纳款王庭”，即知其已归顺中央政权了。至“隋室分崩”后，受吐蕃侵伐，拓拔驮布先祖依附同出鲜卑的吐谷浑，其曾祖兀思还受到浑人爱戴，拥立为浑项王（吐谷浑名王）。可见，这支鲜卑拓跋氏在隋唐之际又融入吐谷浑之中了。

拓拔驮布家族内附及志主生平。志主之祖吴伽“以贞观七年（633年）款关内附”，授封西平郡王、西平州刺史；父岳，中年徂逝。志主弱冠即承袭大酋长之位。万岁间（695—696年）检校党州司马；长安中（701—704年），以破默啜功特授游击将军、右威卫郎将、敕留宿卫；先天初（712年），改授右威卫将军、进爵居庸县开国公；开元二年（714年），封右威卫将军兼安定州都督；开元九年（721年），参与平定“六胡州之乱”，其子阵亡，朝廷抚恤嘉奖，加云麾将军，进爵九原郡开国公，后晋升为右威卫大将军；开元十六年（728年）六月，病逝于长安道政里之私第，终年五十四岁，七月，归葬本蕃。

拓拔驮布、拓拔守寂两个支系之关系

唐宋之际，党项拓跋部(平夏部）割据陕北夏、银、绥、宥地区，建立夏州政权，至宋代正式建立西夏王朝，与宋金对峙二百余年，对中国历史进程发生过重大影响。在之前出土的夏州拓跋（李）氏墓志中，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的唐《拓拔守寂墓志》时代最早，自公布以来引起学者极大的关注与研究探讨，而新出《拓拔驮布墓志》又较其早了10年。通过比对研究，得到的认识是：虽同为内附党项拓拔部落，但二者既有联系，又有不同。

相同者：其一，世居西平。《拓拔守寂墓志》载：守寂先世“世雄西平，遂为郡人。”如按照汤开建先生观点，拓跋赤辞为守寂先辈，则赤辞约在贞观九年（635年）附唐之后，唐廷“拜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氏”。当时的西戎州治于青海省西宁附近乐都一带，乃西汉西平郡故地。《拓拔驮布墓志》载，其先世“徙湟中故地，与浑部杂居”，驮布祖父吴伽于贞观七年（633年）“内附”，获封“西平郡王兼西平州刺史”。湟中为湟水中游，亦即今西宁、乐都一带。两人世居之所均指向同一地域。

其二，曾同为吐谷浑名王。守寂远祖木弥为吐谷浑“名王”，驮布曾祖兀思“为浑人所怀”“因共立为浑项王。”浑项王即吐谷浑名王。

其三，都参加了平定“六胡州之乱”。开元九年（721年）爆发了以康待宾为首的粟特诸胡联合党项诸部起兵叛唐，史称“六胡州之乱”。守寂之父思泰率部众“讨袭”战死，朝廷以守寂袭其官爵。《拓拔驮布墓志》所云“河曲之役，羯胡称乱”亦指这一事件。时任安定州都督的驮布率军平叛，并以其子为先锋，在其子不幸阵亡后，唐廷大加抚恤，加封驮布为大将军、进爵国公、“特听二年一朝”。

其四，先祖名字似有关联。驮布祖父吴伽与守寂高祖立伽，名字中都有“伽”字，似乎有字辈关联。

相异者：其一，两者内徙时间与地点不同。驮布一族内徙的时间，志文虽未明言，但据驮布万岁年间（694—695年）已授检校党州司马一职来推测，最晚此时驮布一族已内徙至党州（治今甘肃环县）。党州属安定州都督府，后改为宜定州都督府，隶属于庆州都督府［16］。而立伽仪凤年间（676—679年）内附后即由庆州徙至静边府，治银州（今陕西横山）。

其二，官职有异。驮布祖父吴伽内附后获封西平郡王、西平州刺史，驮布官至右威卫大将军，进爵九原郡开国公；守寂家族自高祖立伽内附拜大将军、兼十八州部落使以来至守寂之世，数代一直任职静边府，守寂曾袭西平郡开国公。

其三，卒地与葬地。驮布卒于长安“道政里”，后“归葬本蕃”。结合其任安定州都督及墓志出土地来看，驮布一族内徙后羁縻之的应大致在安定州（今陕西吴起与甘肃华池一带），可知唐时今吴起境内也是党项部落聚居之地。守寂卒于银州“敕赐之地”，护葬于银州儒林县（今横山党岔），亦可见二者羁縻之地并不相同。

其四，族源。驮布墓志明言，其族属为鲜卑拓拔氏且与元魏同源；守寂墓志谓其族属“出自三苗，盖姜姓之别”，两志正好形成党项拓拔“鲜卑”说与“羌族”说的一对相反的例证，下文将对此问题专门进行辨析。

综上，二者虽有同有异，但其同为后世所称的党项拓拔氏的身份是可以肯定的。二者应同属鲜卑拓拔之后，或在西迁河湟后逐步分化为不同部落，但都曾为部落首领，融入吐谷浑，最后内属唐朝并内迁，可谓殊途而同归。

党项拓拔源于鲜卑推证

尽管党项拓拔源自“鲜卑说”与“羌族说”的观点分歧目前还难以解决，与此相关的学术争鸣与讨论仍会继续进行，但新材料的发现总是能给学术研究带来新的认识，成为推动其不断深入的动力。如下将结合《拓拔驮布墓志》志文对史料及学者关于“鲜卑说”观点进行印证，并试对“羌族说”主要依据进行辨析，以促进这一学术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先看志文同“鲜卑说”史料及学者观点的互相印证。一是《拓拔驮布墓志》所云党项拓拔氏与元魏同源。与这一观点相一致的文献与资料有：《元和姓纂》将党项拓拔守寂一族与元魏拓拔氏相联系，称其“亦东北番也”；崔致远《贺杀黄巢贼徒状》认为拓拔思恭为拓拔力微之裔孙；夏州拓拔氏旁支《李仁宝墓志》亦称其“乃大魏道武皇帝之遐胤”；元昊高叔祖《李彝谨墓志》云其为“后魏之莘系焉”；元昊族兄《李继筠墓志》亦认为“公本后魏之苗裔也”；元昊更明确宣示:“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可见，党项拓跋氏“鲜卑”说除《拓拔驮布墓志》外，亦为宋金元史及多数新出唐宋拓跋氏（李氏）墓志所认可。如果说上述墓志所言夏州拓跋氏出自后魏或有攀附帝胄之嫌，那么精通谱牒之学的《元和姓纂》作者林宝及朝鲜学者崔致远也认为守寂和思恭与元魏同族则是无此必要的。前引唐弘嘉、吴天墀等学者“鲜卑”说被《拓拔驮布墓志》再次佐证，理应采信。

二是后魏、吐谷浑、党项拓拔氏同出一源。唐弘嘉先生曾明确指出：“实际上, 吐谷浑里的拓跋氏，由后魏拓跋氏一系而来。党项羌中的拓跋部, 即吐谷浑的拓跋氏。所以, 只有一个鲜卑拓跋氏。”《拓跋驮布墓志》述其先祖以鲜卑拓拔身份先后融入党项和吐谷浑的史实正好印证了这一观点。在当时并无直接史料依据的条件下，前辈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判断是令人钦佩的。

三是党项族是以鲜卑部为统治中心、羌族部落为主体的民族共同体或多种部落的集合体。持此观点的学者主要有顾颉刚、汤开建、金宝祥、黄兆宏、苗霖霖等。从拓跋驮布部族与多个民族融合发展的历程来看，这些学者的论断无疑极有见地的。

另外，试对“羌族说”论据予以辨析。可以说，部分史籍记载、《拓跋守寂墓志》以及对《元和姓纂》可靠性的质疑，是持“羌族说”学者驳斥“鲜卑说”的三个重要依据。但如果细究起来，这些所谓的依据仍可值得商榷。

虽然《隋书》《旧唐书》等较早史籍有党项源于羌之说，但并未明确说党项拓拔氏源于羌。其实，党项与党项拓拔氏并不能简单划等号。如吴天墀在其《西夏史稿》再版后记中，主张党项共同体中的统治民族西夏拓跋氏出自元魏拓跋氏，而被统治族则是人数众多的羌人；魏英邦先生《西夏民族的先祖是党项抑或是拓跋》也提出应当区分党项部落与拓跋氏族属问题，认为二者并非同族，拓跋氏是东北鲜卑族人而非西南党项。《拓跋驮布墓志》所载有力地佐证了二位学者观点。

民族融合与民族变迁问题十分复杂，加之时过境迁，后代正史修撰者对于这些问题并不一定十分清楚。在此前出土的五代至北宋夏州拓跋氏墓志中，大多数皆言其先祖出自后魏或与后魏同源，仅时代较早的《拓跋守寂墓志》云其先祖出于西羌。究其原因，或是因代远年湮，家族族源记忆模糊，《拓跋守寂墓志》撰者认为拓跋守寂家族为党项族，误信了《隋书》《旧唐书》等史籍中党项出自“西羌”的说法。如果以此作为党项拓跋“西羌说”的立论支撑，似乎孤证难立。

林宝撰于元和七年（812年）的《元和姓纂》所云“右监门大将军、西平公、静边州都督拓跋守寂”“亦东北番也”，成为“鲜卑说”立论的重要文献依据之一。但力主“羌族说”学者对此书内容正确性提出质疑，甚至认为《元和姓纂》记载是导致五代以来的夏州拓拔李氏墓志均认为夏州拓拔氏源于鲜卑的直接原因。新出《拓跋驮布墓志》镌刻于开元十六年（728年），比《元和姓纂》早了84年。可见，此前近一个世纪，唐人已经有党项拓跋氏与鲜卑拓拔氏同源之论，并长期在拓跋驮布家族中流传，《元和姓纂》中拓跋守寂“亦东北番也”之说并非空穴来风，而是确有所据的。鉴于此，对《元和姓纂》内容正确性的质疑是需再重新认识和商榷的。

余论

结合《拓跋驮布墓志》、史料及学者成果推断，居于庆州的拓拔驮布（东山部）与迁于陕北的拓拔守寂（平夏部）两个党项拓拔部落原本同出鲜卑，后分支各为部落，独立发展。拓拔驮布一支自他之后，并无子嗣情况记载，想是因后继乏人，便衰落了；而拓拔守寂（李氏）一支人丁兴旺，才俊辈出，成为割据一方之枭雄，直至建立西夏王国，在中国历史上打下深深的烙印。

作为内附党项的鲜卑拓拔部后代，拓拔驮布虽并未名著史籍，但墓志却详实记录了其受到唐廷格外信任与优宠的历史信息。他生前以世袭大酋长、检校党州司马为起点，累积军功，官至正三品的右威卫大将军、进爵九原郡开国公，并特许“二年一朝”“得陪内宴”；居住于京师亲近皇帝的显要之地——长安兴庆宫旁之道政坊；去世后，又获得京兆少尹监护丧事，“归葬本蕃”的高规格葬礼。唐廷待其可谓恩宠有加，也可见其地位之特殊。这些都将为研究唐朝中央对归顺蕃将态度问题提供丰富而生动的研究资料。此外，志文中提及的“默啜之乱”“六胡州之乱”等战事可与史籍记载相印证，也是值得留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