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培养出超过自己的学生

茅海建

2018-04-03 15:01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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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敏淑主编《近代中国外交的新世代观点》,台北,政大出版社,2018年1月出版

2011年,辛亥革命一百年的春天,我在政治大学任客座教授,好友唐启华建议我参加一个年轻人的活动,即“中华民国外交史研究群”的例会。记得是一个晚上,在台北的“国家”图书馆一个简易会议室,有着简单的晚餐,十多个来自不同大学或机关的年轻人围桌而坐。讨论的内容我忘记了,只记得讨论的气氛很认真。他们告诉我,他们有着共同的兴趣,有着定期的活动。我也记住了他们中间许多人的名字。
尽管这个研究群后来还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活动,但我却没有再去。一方面我此次来台湾的主要目的是写作,须尽可能避开各类活动;另一方面他们都是年轻人,大多数还是博士生,我这般年纪的人到场,很容易引出那种不必要的压力,使他们的例会有所走形。活动虽然没有参加,但我还是比较注意这群年轻人,也通过唐启华了解他们的学术背景与志向,希望能为他们做点事——毕竟是年轻人自发的、没有正式机构提供正式经费与相应保障的学术团体——当然,我也没有为他们做成什么事。
过了整整四年,今年的春天,任天豪(我一直叫他小豪,现在也不小了)写信给我,他们要出一本集子,希望我写一个导言。我这个人从来不为他人写序言之类的文字,此次却毫不犹豫便答应了。又过了几个月,天豪寄来了这部论文集的稿件,我却不知道应如何来写“导言”,毕竟是第一次做这类事情。
这一批论文我大体看了一遍,水准也有高有低,但从学术标准来看,都是中规中矩的——外交史的研究有两条规矩:一是避免过度的民族主义;二是注重档案史料,尤其是多国的档案史料。
任何一国的外交,都是本国利益的最大化。所谓的“双赢”,大多只是理论上的正确,实际存在的却是交换。在帝国主义时代,弱肉强食的行动也罩着文明与野蛮之别的外衣。民族主义是本国外交的基础,也是近代外交官的信念。然而,外交史的研究却不同,过度的民族主义情绪会自我限制研究者的视野,也不太容易得出中肯的历史经验。在中国的近代,除了大量军事失败外,还有大量的外交失败,完整准确地总结外交失败的教训,应是外交史研究者给予今人的贡献。我看了这批论文后,能够感受到这批作者“退一步看”的研究态度。对于帝国主义的指责,是必要的,但不是外交史研究的主要目的。准确地说明历史过程,客观地提供各方的动机、背景以及效果,由此让今人感受到其中的教训,才是更具价值的做法。这批论文的作者,看来比较冷静,有点老练,表现出其相对完备的学术素养。
历史研究的最初动因和最终目的,皆是揭示真相。外交活动有着诸多的烟雾,所谓“外交辞令”即是对真相的掩盖。由此,外交史研究与其它历史研究相比,更强调查阅其内部档案,以能去伪存真。这一批论文的作者,深明此意,许多人在外交档案中花费了不少时间,也有相应的解读能力。到了甲午战争后期,“三国干涉还辽”,远东的各国之间关系已经不再是单独的两国关系,受到多国外交的制约,每一次事件都可以看到多国对此的外交活动。外交史研究也不能只查一国档案,而需要两国或多国档案来验证。我看了这批论文,感到他们对档案史料的重视,也能查阅外国档案。这是值得肯定的。
我最近的研究方向与外交史还有不小的距离,一时无法对这批论文做更多更准确的评论,尤其是提出批评性的意见。但从这批论文中看到了一个青年团体的成长,感到心情愉快。
我的朋友唐启华为这批青年学者的成长,付出了相当多的努力。他曾经对我说过他的愿望与感受,对此我感同身受。回想起来,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得到过许多长者的帮助,其中最重要的是老师。我们之所以有今天,与这些长者和老师有关。我们今天是老师,我们今天也成了长者,年龄不小了,我们有责任来帮助有学术志向的青年。启华做得比我好,他花费了许多精力,将来会有所回报:即这批青年人脱颖而出将会成为优秀的学者。年近或年过花甲的学者,总是在观察与寻找有志向的青年,愿意为他们提供相应的帮助,使之能在较好的学术环境中茁壮成长。我现在最大的目标,就是能培养出在学术上超过自己的学生,这也是学者生命价值的体现。
(本文是给廖敏淑主编《近代中国外交的新世代观点》所作的《导言》)
责任编辑:郑诗亮
校对:余承君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辛亥革命,近代外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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