査道炯谈中美贸易战：要以“事”谋“势”，对美做有限反制

【写在前面】

北京时间3月23日0时50分许，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正式签署对华贸易备忘录，宣布将有可能对从中国进口的6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据白宫新闻稿，美国将对航空航天、信息通信技术、机械等产品加收25%的关税。

6小时后，中国宣布反制措施。中国商务部于3月23日清晨发布针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232措施的中止减让产品清单并征求公众意见，拟对自美进口部分产品加征关税，以平衡因美国对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加征关税给中方利益造成的损失。该清单暂定包含7类、128个税项产品，按2017年统计，涉及美对华约30亿美元出口。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査道炯在北大国发院第110次“朗润·格政”论坛“中美贸易摩擦新进展与应对策略”上的发言谈到，有关贸易战的议论背后，反映出中、美主流地缘经济思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一思维的差距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关于中国近几十年得以快速发展或者说崛起的原因；其次是贸易制裁所伴随的政治意义；在中国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的议题上，双方分歧也越来越大。

査道炯认为，中国应当以力戒虚妄的方式来应对美方和自己的忧虑。应该意识到，贸易纠纷只是一种手段，是美国以“事”（敲打中国和其它贸易伙伴）谋“势”（美国继续全球领先）的一种技巧。一方面，中国应当时刻谨记以开放促发展这一成功经验，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谈成一项就要落实一项地开放，而不能是停留在口号性表述。另一方面，千万不可以用不能向美国低头为借口，让有损提高经济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事发生。

以下是全文：

发起贸易战是美国处理对外经济纠纷的常用手段，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的做法，具有一定的历史周期性。特朗普政府为什么执意要采用单边且激烈的方式来试图达到纠正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目的？这是不是中美两国处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表征之一？其实，美国不是第一次使用这种方式了，发起这次贸易战也不完全是因为对手是中国。

正如刚才卢锋教授所说，包含“301条款”的《美国贸易法案》是在1974年通过的。比较有名的先例是80年初，里根总统用这个条款来处理与日本的贸易纠纷。今天，特朗普贸易政策的基调与里根执政初期有很大的相似性，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本人就是里根时期与日本谈判的主角。当时美国与日本贸易战的打法，和今天类似，也是聚焦在部分商品上，例如钢铁、机器工具、半导体、整车及零部件等，具体手段包括要求日本增加进口、设置进口配额清单、要求承诺自愿出口限制，此外，还联合其它主要经济体一起要求日本签订“广场协议”来迫使日元升值。

从美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状况看，到80年代末，美国的逆差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扩大了，亚太地区产业链使然。包括美国学者在内的不同国家的学者们也都指出，今天美国与中国之间贸易与当年的美日贸易，在本质上而言，并无不同。

那么，为什么美国还要发起贸易战呢？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一个有力的解释是美国社会对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出现了不安的情绪。 70年代末，特别是伊朗人质事件（驻德黑兰使馆被伊朗学生占领，营救行动失败），“美国衰落”的情绪开始蔓延。在这种情绪中，日本被认为搭了美国的便车。今天也一样，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回顾过去二十年，发现自己的国家花钱出力在中东、阿富汗等地的反恐过程，不仅屡屡受挫，甚至越反越恐；而中国在这一过程中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美国货物贸易总量被中国超过，经济总量不断被中国逼近，又一轮危机意识弥漫美国社会。在他们眼中，就全球竞争态势而言，中国虽然没有像当年日本那样搭美国的便车，但却钻了美国发展历程的空子。

在贸易议题上“敲打中国”，并不是特朗普执政的发明。例如，在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2016年5月，就针对原产于中国的耐腐蚀钢征收过450%的关税。根据世贸组织网站所列的数据，奥巴马总统执政的8年期间，一共向WTO提起了25起诉讼，其中16起是针对中国的。到了特朗普总统，他认为WTO的多边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不足以有效地保护美国利益，已经收不到遏制住来自中国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的效果，所以，在美方看来，目前更高频、更精准的贸易战（威胁）是美国政策的自然延伸，也是不得以而为之。

有关贸易战的议论背后，反映出中、美主流地缘经济思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一思维的差距体现在很多方面。

首先是关于中国近几十年得以快速发展或者说崛起的原因。现在美国大部分精英都认为中国的成功是由于美国给中国创造了有利的环境。他们常提到的“事实”有两个：二战后，美国在东北亚、南海-印度洋-中东运输通道驻军，为进出中国港口的商船提供了安全保障，此其一；没有美国的同意，中国就不可能加入WTO，而WTO成员国才是中国对外经济稳定增长的制度性保障，此其二。言下之意，中国非但没有感激美国，没履行其WTO承诺，反而在一些方面对美国发起了挑战。

针对这些议题，中国的主流地缘政治意识并不接受美国的军事存在和行为是对中国的利好的看法，而且明确反对那些有损中国的国家利益的行为。在中方看来，中国加入WTO，体现了世界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世界这个历史性契合。针对特朗普政府明确地反对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中国做的好不好应该由WTO评估来做，不应该由美国控制话语权。

其次是贸易制裁所伴随的政治意义。从美国的视角来看，针对一个贸易伙伴的国内经济和政治安排提出要求，是对它负责任的做法（对中国也不例外），更是为全球谋利。在中方看来，美国拿贸易和投资准入条件来要求、规范中国具体的改革步伐，这是在干涉内政。

第三是国家间贸易与各自政治体制之间的关联。在美国的地缘经济思维中，当美国与另一国之间有贸易往来时，美国就有基础期望甚至要求对方在国内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上都与美国靠拢作为回应。而在中方看来，中国和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相处的理念是“和而不同”：一个国家与另外一个国家在国内政治经济体制上存在区别，这不应影响市场之间的正常贸易往来。

另外，在中国所承担的国际义务的议题上，双方分歧也越来越大。在中方的地缘经济意识中，尽管中国整体的经济总量上升了，货物贸易量也上升了，但是我们认为自己依然是中等收入国家，所以只能承担与自身发展水平相匹配的市场开放义务。但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认为今日的中国与2001年加入WTO时完全不同，应该承担与中国经济体量及其潜力相当的国际义务。虽然不同的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两国思维上的差距越来越大，沟通时容易情绪化，并很难相互理解。如何缩小差距，这是未来进一步交流的重要目标。

纵观全局，中国应当以力戒虚妄的方式来应对美方和自己的忧虑。应该意识到，贸易纠纷只是一种手段，是美国以“事”（敲打中国和其它贸易伙伴）谋“势”（美国继续全球领先）的一种技巧。美国和中国发展到今天，双方都已经不能完全改变彼此，各有各的自信基础，因而这种对抗性的情绪还会持续一段时间，甚至可能出现更激烈的忧虑的思潮。作为应对，我们应当邀请对方“相向而行”，做好要打长期交道的准备，万万不可以类似“修昔底德陷阱”（即：就剩“死磕到底”这一条出路了）的所谓规律性思维指导应对。

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中国应当时刻谨记以开放促发展这一成功经验，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谈成一项就要落实一项地开放，而不能是停留在口号性表述。另一方面，千万不可以用不能向美国低头为借口，让有损提高经济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事发生。

我想用一句话作为总结，“德不孤，必有邻”。 针对来自美国的压力，我们一不可照单全收，二不必举国反击，三无法与他国合纵连横，那么，我们（第四个选择）对美国做有限反制，我们的对外经济政策和国内的涉外经济举措，就必须是符合追求尽可能多方的利益的最大公约数这个大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