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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刺耳的声音在身边响起:读黄宇和《历史侦探》

陈其伟
2018-04-23 14:57
私家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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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黄宇和先生的《历史侦探》稿子,“中国该挨打”的字眼不时映入眼中,耳边似乎隐约听到一百多年前“落后必挨打”的声音从遥远的天际传来,隐隐约约却又清清楚楚。一句重千斤,作者不断隐喻,让挨打的形象笼罩全书,真是沉沉暮色压心头。厚厚一迭书稿,从最初的六十章增加到七十四章,书稿中有旧故事,有新知识,有着诉不尽的沧桑。第一次读的时候,真是边读边骂娘。我在想:这些故事有什么用,会带来什么财富吗?在这个金钱论世,资本在天空飞舞的年代,人们还能安静地去读这些故事么?那频频出现的“中国该挨打”的声音以及对学者、国人的批评,读者愿意掏钱来买书吗?想着想着,就觉得黄先生挖了好大一个坑啊!无奈已承诺了出版,只好硬着头皮跳下去。静下心来细读第二遍,读着读着倒有了点柳暗花明的感觉,有那么几点可以拿出来与读者分享。

大尺度的眼界

侦探办案与历史考证有着许多相似的地方。布洛克《史家技艺》说:“在历史研究里,一如在其他地方,原因是不能事先设定的,我们得去寻找……”胡适之先生说过:“历史的考据是用证据来考定过去的事实。史学家用证据考定事实的有无、真伪、是非,与侦探访案、法官断狱,责任的严重相同,方法的严谨也应该相同。”好的史学家应该是好的侦探,因为他必须穷理如断案。我想黄宇和先生的新作取名《历史侦探》应该也是本于这一追求吧!正如黄宇和先生在序言中所说:“不局限于某一种思维方向,而是从不同的方向、甚至于反方向解读史料和思考问题。”他正是本着几十年来档案钻研、实地调查与历史想象的治史方法撰写这一本书的。

自古以来,史学家们都自有技艺,如分析解读史料的功底,勾连史料与事件的方法,通过不同性质、层次的史料建构历史解释的能力,等等。历史读物吸引读者之处不只在于解谜,更在于作者对历史格局的宏观把握,以及对事件深刻而合理的解释力。

黄宇和先生一直希望写一部通俗类的历史学著作,然而写出一部好的历史研究读物终究是不易的,《历史侦探》算不算是好的历史研究著作呢?

孙中山

《历史侦探》一书从鸦片战争时代的林则徐、叶名琛写起,到辛亥革命的孙中山,讲述了中国近代的前尘往事,透过纷纷扰扰的历史故事,窥视人世间的百态,将近代的苦难中国展示于读者面前。随着书页的慢慢展开,历史的大幕徐徐拉开,主配角粉墨登场,故事情节扑朔迷离,鸦片战争、虎门销烟、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等等。可能有人会说这些历史故事都耳熟能详了,根本就没有必要再去写了。黄宇和先生在序言中也提到这是不是在炒冷饭的问题。他认为不是,笔者也认同他的这一说法。举例说吧,在虎门发动销烟运动,以一场波澜壮阔的民族禁毒斗争开启中国近代史帷幕的林则徐会是制毒巨枭吗?少年时就“以诗文鸣一时”,妥善处理“亚罗”号事件并赢得马克思赞扬,有“海上苏武”之称的两广总督叶名琛是如何成为不战不和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总督”的,里面到底会暗藏了什么呢?1857年香港的“毒面包案”连香港总督包令爵士的夫人都中毒去世了,这又是如何发生的?……诚然,史家们都曾对这些历史事件做过深度研究,读者们或者已熟知这些历史事件,甚至黄宇和先生也写过不少关于这方面的著作,但是当人们把审视历史事件的尺度再拉大拉长后,就会有新的认识,不同的认识,对该段历史也将看得更加立体清晰。正如人类关于天体运动的认识,随着认知水平的提高,放在更宏大的宇宙体系中,才知曾经正确的“地心说”“日心说”都是错误的。

黄宇和先生说:“试想:把‘独立性极强的片段’结集在一起,‘队伍不整,放枪时参差不齐’,真是贻笑大方。”可见,只有将一个具体的细节、一个小的事件串起来放在百年间的历史长河中去考察,并紧扣着文明交战的主题,才能够丰富对于这段历史的理解。70多篇独立的文章,如同一个个贝壳,经过作者的精心串联,环环相扣,成为了一串美丽动人的项链,系统地回答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规律,为读者拨开历史的层层迷雾。中国近代的转型,国人的欲望,历史的博弈,繁星般的历史人物,似风中的尘埃,只有在大尺度时空范畴里将是非曲直深入到人的内心灵魂,才能感染人。

中华文明的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中华文明的底色。黄宇和先生对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也是充满忧患意识的,其忧患意识如同一棵大树立在书中,将它的枝叶蔓延至书的每个角落。他在书中反复强调的“文明战争”“中国该挨打”的观点是否过于偏激呢?笔者认为并非偏激。拿当下的世界体系来说,以实现全中国人民富裕为政策基础的中国政府,在经济领域取得了成功奇迹,中国被称为世界经济发动机,其经济总量已成为全球第二,世界500强企业中中国企业有100多家,然而“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仍然不绝于耳,就像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的情况一样,中国在面对着现代转型难题时,“唱衰”的论调也是此起彼伏。历史并没有远去。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有着历史的逻辑。国外对中国的偏见,想把发展的中国困在笼子里。

有人说过,文明交战说得通俗点就是认知水平的竞争。如,清政府的惨败,是认知水平所导致的,是格物学对四书五经的辗压;辛亥革命的成功不是偶然的,是一批认知水平提高的国人共同推动的。

林则徐

我们不妨再回头看看近代的中国,林则徐禁烟、两广总督叶名琛抵制英国人入城,在西方人的眼中成为了中国人不懂事、不听话,是落后、愚昧的体现,甚至于少数国人也在叫喊着“鸦片战争是一场清朝统治者们的犯贱找抽”。在他们看来,英、法、美、俄等西方列强是为了自由贸易,为了和平而努力着,最终发动的种种侵略行动只是为了教训大清王朝的顽固不化、执迷不悟……如此冠冕堂皇的理由。

在一些极端西方主义者的眼中,中国是将灵魂卖给地狱的。西方对中国的宣传总是表现出嘲弄与鄙视,新闻媒体总是讽刺画般地介绍中国。人们在“中国人”一词之后立即加上“酷刑”“令人讨厌的”和“阴影”等附加词,如鸦片战争时期的克利乐上校把叶名琛绘成恶魔般的模样,连英国记者也不忍直视,说是只有故意吃了生牛扒、生洋葱而借此产生无穷幻想的人才会绘画出如此脱离现实的速写。就连著名汉学家麦都思都认为中国应该被征服,而不是被理解。一些外国作家创作的历史著作,其背景是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而我们多是无视、无知,甚至于这些著作堂而皇之地成为了我们的畅销书。

黄宇和先生在书中指出,在鸦片战争之前,1843年11月在广州外国人商行区成立的“在华传播有用知识协会”就开宗明义说:“当华夏扼杀了一切促使它与世界上所有文明国家结盟的努力之后,我们现在尝试使用智性大炮,让知识取得和平。”

即使“时至21世纪的今天,西方学术界非但不感到惊骇,反而涌现了百般砌词替鸦片战争辩护的大学教员暨作家……这些大学教员和作家包括盖尔伯教授、冯客教授、蓝诗玲博士,以及罗宾倪特先生,他们所开的课程、所广为传诵的书,都能深远地影响下一代。”“格雷厄姆教授之言,明显地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的英国外相巴麦尊子爵、19世纪下半叶‘改造中国’者,以及20世纪上半叶的‘天才张’与‘傅满楚’等的作者,诬蔑中华民族的言论,是一脉相承的”。

面对着这般的外部世界,我们却仍然不断地犯错。在书中,黄宇和先生心急如焚地描述了中国文化这一画面上出现的阴暗面和不足之处,所重温的是我们民族的苦难记忆,并不是去刻意反对具体的人,更多是我们所存在的不好的习性。他之所以频频喊出“中国该挨打”的声音以及对学者、国人的批评,指出国人缺少文化的根基和文化自信,写尽伤与痛,无非是想警醒国人。玛雅文明、复活节岛都是在相当短的时间里走向灭亡的,我们不得不问,无知和愚味会毁掉我们的文明吗?在一段时期,我们确实为崇尚消费和享乐的风气所席卷,整个社会在欲望的催化下变成了脱缰的野马。但是,中华民族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复杂共同体,具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和凝聚力,勇敢地闯过了苦难的近代,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中华文明之光必将穿越层层“迷雾”,引领新的辉煌征程。

历史学是未来学

历史学的魅力在于洞察未来。要想洞察未来,要先知道从哪里来。历史并不只是过去,其深蕴的逻辑超越了时空,直指未来,充满大智慧。可以说,你看到过去多久,就能看到未来多远。

叶名琛

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中国与世界的互动,苦苦挣扎过,以林则徐、叶名琛为代表的清朝官员与外界的互动可谓跌跌撞撞,在鸦片战争中,在英人入广州城、“亚罗”号事件中,亦步亦趋,被动挨打,结局也都不好。到了民国,以孙中山为代表革命者学习西方的思想,主动与世界进行互动,放眼世界,与帝国主义做了一番较量,如收回海关税收主权和收回租界的斗争,虽然也是吃亏,但是终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百年来中国的巨变历史,其背后蕴藏的历史逻辑和文化基因越过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新文化运动,越过民主主义革命、抗日战争,也越过“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来到今天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值得我们思索与反省。我们在弱小时期曾经克服了文化基因中的弱势。我们慢慢强大了,更加需要清醒地知道我们的强大是源自于自身基因中的哪些方面。直至今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仍然在学习着更好地与世界进行互动。长达百年的屈辱换回来的精神与塑造出来的禀性不该被我们遗忘。如果只是徒具形式的缅怀和颂扬是没有必要的,我们需要看到历史的真实,看到历史的悲伤,当然更要看到未来的方向。

黄宇和先生环顾现实,用悲凉的声调诉说心中的积忿,他是忧郁的,但他也在有滋有味地嚼着这段历史,侃侃而谈历史故事,甚至可以说是“把玩”历史,这需要有深刻的历史透析力和说服力。正如他在书中所说:“本书篇幅,令人乍舌。犹幸各章,短小精悍。窥视人间百态,稍增人生乐趣。”《历史侦探》一书倒像是一把手术刀,慢慢割人,而且是不大留情面,甚至说比较狠。说实在的,笔者心里挺担心它会割错的,心想黄先生真能织草帽,形形色色的帽子,如蹲在太师椅上的历史学家等等。总之,他并不满足于解决历史悬案,他有着强烈的主观感情,又紧密结合当前中国的历史命运,反复强调中国与外面世界的互动,以及这种互动对当下的影响。他风雨兼程夜以继日地研究这段历史,明显是想引导读者理解其中的深意,希望摆渡读者到彼岸。他在书中说道:“因为治史之理想是以史为鉴,避免重蹈前人覆辙。因而治史的最终目标应该是经世致用。这也是本侦探毕生奋斗的目标。”“当今外国不少文化精英高喊‘中国该打!’于是决定尽快拆穿其赖以高喊‘中国该打!’的种种谎言,诸如‘鸦片战争与鸦片无关’‘林则徐是制毒巨枭’‘鸦片有益’等弥天大谎。在介绍与拆穿谎言的过程中,也盼望借此唤醒国人,快快反省!”

至于他指出中华文明存在着“癌症”,我想这里说的是中华文明中的消极因素,或者可以说是文明中的不足之处。他所指出的国人缺乏骨气、装腔作势、虚伪的缺点,是不是就是文明的核心问题有待于我们深省。黑格尔说:一个民族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作为知识分子,黄宇和先生对中华文明的赓续之情,也算是一片冰心在玉壶。满纸、满眼的苦难记忆,如老人脸上的皱纹,可以说是眼冷,心暖,期盼着暖和这个世界,也似一杯苦茶,诉说的不是一个人的沉重,是群体的沉重、民族的沉重,愿中国不再有如此悲伤的故事。

批评的声音虽刺耳,但愿能在身边时常响起。

(本文原载《中国编辑》2018年第3期,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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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对:徐亦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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