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哈莱姆的见与证：曼哈顿的精神与玫瑰①

我在第三大道高架轻轨的北面兜风，一路看着摩天大楼缤纷掠过。离开市中心模糊的街道，我会驶向一个比一个贫困的街区，路上的汽车也越来越少。距离半里长的一家家光彩夺目的婚礼用品商店几步远的地方，住着被遗忘的人们，在这座银行家之城中，他们随波逐流、漂进贫困。这是城里最暗淡无光的地方。

——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1947年，《纽约的雨》

我在冬天的“东哈莱姆”住下，在五条大道和四十多条街巷的阡陌里，包裹严实地逛荡了三个月。每个“扫街”回来的傍晚，从纽约地铁6号线110街站台出到地面，我总遇到把在出口问行人讨要一美元的那个中年妇女，对面街口常在的是一个拄着拐杖要咖啡钱的白胡子男人。他们的背后，杂货店门上显眼的位置贴着“接受电子福利转账（EBT accepted，作者注：困难群体在美国“食物保障计划”支持下可以通过福利卡转账获得免费食物）”几个大字，熟食店晃眼的灯泡照在一列列炸鸡腿上，面包店里的杯形蛋糕装饰着过分艳丽的奶油。在肤色暗沉操着西班牙语的人流里，我总会莫名的想起七十年前的加缪。和他一样，我只是个“局外人”，游弋在这座岛屿上恐怕仍旧“最暗淡无光的地方”。

不同的是，加缪来纽约是为宣讲他的主张，此地无非走马观花而已；而我则想来了解这里人们的想法，所以选择在东哈莱姆小住。每个大都市都残留着可能会转瞬即逝的老旧城区，它们因为尚未被政府或者开发商觊觎，还保持着原初自然生长的样子。我总以为，这样的地界也该是人类学关注的“田野”，毕竟城市已然是越来越多人的原乡，而旧城当然更是新都的原乡。这些具有与生俱来品质的社区带有的“原真性”（authenticity），支撑了将公众组织起来的具有社会用途和文化意涵的脆弱社会结构，激发着人们根源于独特时空的个体渴望，也交织着民众对于各类权力不断侵蚀浸润着记忆与情感的熟悉景观的焦虑。

一、欢迎来到“西班牙哈莱姆”（Welcome to Spanish Harlem）

连纽约人自己都说，“东哈莱姆”（East Harlem）恐怕是这座国际化大都市里最后的“老街坊”了，当地人叫这里“艾尔·巴里奥”（El Barrio），西班牙语的字面意思就是“街坊、邻里”。它位于纽约的曼哈顿岛上，哈莱姆河成为它东面和北面自然弯曲的边沿；西面是纽约最繁华的第五大道，南面的边界则是第96街。

贫富一街之隔，96街以南，就是以奢华高贵著称的所谓“上东区”了。虽然名称上叫做“东哈莱姆”，但是与西边相邻的“哈莱姆”并没有直接关联。只要上街走一走，就能区别开来：上东区是逛不完的高档商场和高雅博物馆，路上多是穿着考究的白人和被雇佣者牵着遛的各类名狗；一路往北则是密集的杂货部和成片的廉租公屋（public house），迎面较多是拉丁裔（Latino）的棕色面孔；紧邻在西边的哈莱姆区被视为非裔美国人的精神与文化之都，街边总有很多黑人站着用英语或法语闲聊；但在东哈莱姆，不少杂货铺、药房和快餐店的服务员是听不懂英文的，他们只会说西班牙语。

本世纪以来，越来越多像销售绿色食品的 “天然食物”（Whole Foods）这类符合中产阶级口味的品牌连锁店开进了东哈莱姆，就像它的邻居先走一步的“哈莱姆文艺复兴”计划一样，城市的升级改造也在加速改变东哈莱姆的原貌。它的范围正在缩水，虽然行政区划上是以第五大道为西界，第96街为南沿，但是恐怕要往东北缩进不少了。

这是我这个冬天扫街的结论。第五大道以东、第三大道以西、96街以北和100街以南的区域是几乎找不到墙画（Mural）的。这是个实在的证据。只有再往东北去，街面上才时不时地会有大小不一的墙画撞入眼帘——东哈莱姆以墙画出名，这名声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毕竟管理精细的高档社区容不下涂鸦，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以画代言的习俗；但东哈莱姆有这个传统，这里穷，对市容没什么洁癖，也没有他们的南邻那么严格的居委会，怕是纽约最后的露天画室了。经年累月，加上其深厚多元的社区文化氛围，使东哈莱姆的街头艺术在全球范围内逐渐赢得盛名。甚至有人专程到此飙技，“涂鸦名人堂”（The Graffiti Hall of Fame）占据公园大道（Park Avenues）附近的两面墙，由于墙面紧张，为了争夺一席之地，年轻的画师们从1990年代开始，每年聚此必有一战。这些大马路沿街的墙画，既非商业广告，也不是宣传海报，出自知名或者不知名的民间画师之手，他们的画作因而也带着某种与街区相伴随的“原真性”。面对它们，总有注视东哈莱姆眼睛的错觉。

60岁的斯蒂芬是建筑商，第三代意大利裔老纽约客，觉得“东哈莱姆”这个名字一定是房地产商给改的，他揶揄说，名字一改就能成时尚地标了？他还是叫它“西班牙哈莱姆” （Spanish Harlem），他还记得他的父母叫这里“意大利哈莱姆”（Italian Harlem）。这个街区看来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移民。最早移民到此的是爱尔兰人和犹太人，十九世纪末第一批意大利人来到这里，他们在这个街区留下了圣卡梅尔山圣母教堂等遗迹；吉诺维斯家族（Genovese Family）在此成立黑帮，电影《教父》里可以看到不少影子。一战和二战后，意大利人升迁到纽约的其他地方，这个街区随即被拉丁裔和非裔美国人进驻，目前这里仍是纽约市最大的拉丁裔社区之一，移民来自波多黎各、多米尼加、古巴和墨西哥等西班牙语地区，他们把拉丁美洲和南美的街头绘画传统带到了纽约，成为这个大都市里热情的墙画创作者。目前波多黎各人大约占这个社区人口的一半，所以大街小巷悬挂的波多黎各自治邦旗随处可见，墙画上最多的符号也是随心所欲的邦旗图案，人们从这些旗帜和图案里感受得到他们强烈的“在地感”：这里是我们拉丁人的，“欢迎你们来到西班牙哈莱姆”（Welcome to Spanish Harlem）。本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华裔从曼哈顿下城搬到这个更便宜的社区，中餐外卖店已经三步一岗。

我确实看到较新的墙画上写的是英文的“东哈莱姆”，当地居民惯用的西班牙语自称倒是一直未变；左下角重现的是凯斯·哈林（Keith Haring）的代表作，右下角画的是旁边北铁火车（Metro-North Railway）的轨道桥，画面上除了标注了公园大道和116街路口这幅墙画所在的小店聚集地外，也记录了临近的两幢居民楼2014年因煤气管道爆裂而坍塌的事故。对社区的认同感明白无误地溢出来，但是如果细究，恐怕不少细节都不可能令人欢愉。但这大约才是东哈莱姆墙画的格调：所有经历，都是见证。

二、东哈莱姆是不是格尔尼卡？（Homage to Picasso）

毕加索是西班牙人，1937年他为巴黎世界博览会的西班牙馆创作了装饰壁画《格尔尼卡》（Guernica），描绘了德军对西班牙小镇格尔尼卡轰炸后的平民惨状。被践踏的鲜花、断裂的肢体、哀嚎的母亲、身残倒地的战士、濒死长嘶的瘦马……111街红色砖墙上有一幅画，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起这幅控诉法西斯暴行的不朽之作，右下角还写着《致敬毕加索》（Homage to Picasso），但画的显然是纽约——画面四分之三列的位置上，拉丁裔典型的深棕色头发加重了压抑感，洋基队（ New York Yankees）的棒球帽坐实了这就是纽约。1996年，刚从康奈尔大学美术专业毕业不久的詹姆斯·德·拉·维加（James de la Vega），受以“希望社区”为名的非盈利组织的委托，创作美化社区墙面的装饰画。年轻气盛的詹姆斯对自己生于兹长于兹的社区爱深责切，直言不讳地重绘了美术史上那个振聋发聩的控诉：不是炸弹，而是毒品、暴力和贫穷，蹂躏着这里的邻居，格尔尼卡就在我们的脚下！

东哈莱姆曾经毒品泛滥，这倒是不争的事实，这也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纽约的缩影。“毒品是魔鬼”（Crack is wack）至今还在128街室外手球场的混凝土墙上，连带这个运动场也被纽约公园与娱乐管理局用画上的这俚语给重新命名了。这可能是纽约最著名的一幅墙画了，不仅是因为它位于高速公路从东北进出曼哈顿的必经路口，可见度极高；而且更由于这幅画及其作者的真实经历恐怕也是当代美国社会史、艺术史和传媒史的最佳教案。后来位居全球街头艺术家至尊地位的凯斯·哈林，事业初期有一名染上毒瘾的天才助理，叫本尼（Benny），但本尼没有保险，医院不接收，政府不能提供任何戒毒的机构和措施。想帮他的哈林走投无路，在1986年的某个夏日，开着租来的货车，载着扶梯和橙色荧光颜料，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一天之内画了正反两面墙。在短暂的和平围观后，警察逮捕了他。当时适逢里根总统发起“向毒品宣战”运动，这幅墙画的出现引得包括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在内的大量媒体蜂拥而至。《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联系采访哈林，方知作者被捕，舆论大哗。当时力主“反毒品反涂鸦”的市长爱德华·科赫（Edward Koch）也不得不表态，“是要给哈林找个画画的地方了”，以致开庭的结果只是被罚一百美金而已。戏剧性的是，这幅画随后被当地人恶搞涂改成支持毒品的版本，公园职员慌不择路，索性把整个墙面涂成了灰色；又觉得不妥，联系哈林是否愿意再画，就有了现在看到的样子。这幅画和他之后创作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系列公共艺术作品，将政府回避种族隔离、艾滋病防治和毒品泛滥的懒政丑态暴露在阳光下。1990年，31岁的哈林因艾滋病离世。然而，他的展览每天都在进行着，因为他创作的媒介，是这个城市；它们不仅涂抹在墙壁上，同样渗入城市的肌理。

档案显示，向最终用户分发毒品（主要是低浓度的“白面儿”，Crack指的就是这一种）主要发生在以纽约为首的城市低收入中心区，毒品成为该地区社会经济结构必有的成分，暴力和欺诈成为常态，并进一步加快了社会的贫富分化。哈林艺术高峰期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美国各大城市的毒品滥用爆发性流行，导致暴力犯罪升级和更为强硬的警察执法。很多当地老人都说，如果是在上个世纪的五十至七十年代，像我这样晚上独自上街是不可想象的；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也是很不安全的。我以为历史已经过去，直到我看到了布噶（Booga）的像。这个年轻人的面孔占据了杂货铺的整面侧墙，我留意到他不到24岁就死了。地上几十只蜡烛都有点燃过的痕迹，左边一棵塑料圣诞树遮挡了一行文字，挪开发现写的是“停止暴力”。正在我狐疑的时候，一个中年妇女走过来搭讪，她用夹杂着西班牙语的英文告诉我，这个布噶就住在対街的那幢公屋里，他们在电梯里见过，后来他被警察开枪打死了。他的生日在圣诞节，所以有不少邻居和亲友这些天都来看过他。但她不知道他的死因。这会是又一起平民抗议警察暴力执法的案例吗？循着画面上给出的蛛丝马迹，我在2012年4月13日的《纽约日报》上找到了新闻：鲁道夫·怀亚特（Rudolph Wyatt）诨名布噶，12日午间持枪抢劫离家很近的一家药房，抢得三百美金现钞并勒令药剂师给他两种三十毫克高度致瘾的止痛药。在店员按下报警暗钮，巡警搜捕的过程中，他三次扣动扳机，但都卡膛。恰有配枪退休警察经过，从马路对面将其当场击毙。我还找到另外一些信息：布噶是当地黑社会“血”帮“只管要钱”支队的成员，之前曾11次被捕，还被怀疑：在此次案发前一个半月间在纽约的2个区4次抢劫药房（毒品），在另一个州6次枪击一名19岁的少年；在东哈莱姆，9次枪击同一受害者，向另一人点射而致其背部和面部各中15枪和10抢。他的父亲在一起驾车枪战中被击毙，他的叔叔在警察追捕时从楼顶坠亡。我甚至在几个网站上找到了事发时的视频，后面的跟帖更引起了我的关注，有三种代表性的说法：“这种恶棍还在街上晃悠，是因为没人愿意付一年五万美金把他们逮起来。但愿在他们带走更多无辜者之前就在作恶时被击毙吧！”“如果退休警察是白人，我盼望他以后还能执法，但要趁着媒体还没有改变风头。”“在美国每年平均有1200人被警察谋杀，而英国警察24年间只杀了55个。美国警察真是几天干过人家几年啊！”这就是众声喧哗的东哈莱姆：布噶在105街的画像，写着“就这么晃悠下去吧”和“他永远荣耀地活在后来者的心里”，时不时还有蜡烛在烧；这条路也是巡警的工作路线，警察和辅警在这个街区密集巡逻；119街的那间药房继续营业，警察做掩体的对街加油站还是车来车往；三名疑似是被布噶枪击过的受害者都还活着，其中两名就住在他生前居住过的政府提供给赤贫者的最廉价的公屋里。

你得直面东哈莱姆的这些逻辑。我眼见着一幅墙画出现在暴雪之后一步之遥的街口——“你们论抢，咱就使枪”（You loot，We shoot），西装革履的白人戴着“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的胸牌。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最大黑帮“拉丁王”所为。毒品、暴力和贫困总是交织在一起，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截至2012年的数据仍旧显示，东哈莱姆是纽约市失业率最高的地区，少女怀孕、艾滋病、药物滥用、无家可归和哮喘发病等比例都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五倍。我采访到的两名社工都证实，在她们工作的2016年，东哈莱姆有22个戒毒治疗项目、4个无家可归者服务机构和4家生活救助站。

失学也因此成为这个社区的一大问题，“书本与孩子”是这个街区多幅墙画的主题。较大的这一幅是去年的创作，选择的三本书恐怕也对应着此地青少年的教育顽疾：《没有图画的书》，这是一本由知名滑稽演员编写的亲子朗读书，曾位居《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居首；《帮助儿童学数学》，这本小学生的数学辅导书到2014年已经有了第11版；还有一本书是绘本《巴拉克·奥巴马：承诺之子、希望之子》，文字和插图作者都是获得过美国图书馆协会奖的非裔美国人。这幅墙画让我想起引发“希望工程”的那幅著名照片《我要读书》，一样难忘的大眼睛。我在图书馆借到当地青少年的摄影集，配了诗，有一首说：“我不谈论，因为我不想被谈论；不管人们说什么，关于我的面容。我不那么天真，我不那么勇敢；但我确实需要勇气，酷酷地走开去”。1997年还在写诗的少年，现在该是接近了不惑之年了吧。

注：本文图片除有特别说明外，皆由本文作者拍摄，版权所有。拍摄时间为2017年12月28日至2018年3月18日。在调研过程中，斯蒂芬·加利拉（Stephen Gallira）先生多有协助，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