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忠：皖浙交界处边缘山区的社会建构

旧版歙县地图，其地域范围颇像袖珍型中国版图的主体部分，虽然并不完全规则，但各个部分似乎也还是可以相互对应——东北的杞梓里区，犹如“雄鸡”的头部；而西部的黄山区、岩寺区，则约略相当于新疆和西藏……另外，倘若将整幅地图朝西略微倾斜，则其南面的璜尖、札源，犹如孤悬陆地之外的海南，颇具几分神秘色彩。

民国《歙县全图》，王振忠收藏

与海南岛隔着琼州海峡不同，璜尖、札源一带与其“母体”——歙县，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

在清代，璜尖、札源隶属于徽州府歙县的二十五都，该飞地于1949年由歙县划入休宁，从而结束了飞地的状态。1956年，当时的札源乡又被划入浙江省遂安县（继因新安江水库之兴建而被并入淳安）。原先的飞地区域隶属皖、浙二省，主要包括今安徽省休宁县璜尖乡全部和浙江省淳安县中洲镇西部之札源和木瓜两个行政村。

旧地图中的黄[璜]尖、扎[札]源（民国《歙县全图》局部）

暨南大学黄忠鑫副教授最近完成了一部书稿——《明清民国时期皖浙交界的山区社会：歙县廿五都飞地研究》，就聚焦于此一隶属于两省三县的交界地带。在传统时代，由于该处地属插花错壤的飞地，地理环境自成一体，故其宗族结构、民间信仰以及社会关系网络变迁等，都具有行政区划关照下的学术意义。

（一）廿五都飞地的村落社区

在书中，作者首先探究了皖浙边界的文本叙述及其地理认知。他通过对行政管辖之文字记录、图甲赋役运作实态的分析，溯流寻源，勾勒出廿五都飞地逐渐被世人认知的过程。从中可见，当地的土地开发与聚落成长，是徽州腹地向浙西山区方向移民过程的一部分。皖南、浙西山区自唐代中叶起便形成一级政区的边界，自西向东的新安江因南北走向之边界被一分为二。同时，低山丘陵的破碎地貌中，存在着较多插花错壤的现象。璜尖、札源一带的居民就迁自徽州休宁，但其户籍赋役却隶属于歙县，这与山区地理观念之模糊以及赋役制度密切相关。此后，历经一定时期的土地开发和人口繁衍，尤其是在明万历年间的土地清丈和清雍正朝之顺庄法等赋役改革之后，皖浙边界逐渐从模糊的界限开始向较为明晰的界线转变，这使得廿五都飞地之地域性逐渐凸显，最终呈现于近代地图之上。

歙县二十五都飞地形势图，黄忠鑫绘制

在廿五都飞地上，宗族组织之出现，是村落社区不断完善成熟的结果。飞地内各村落宗族组织之形成，最早可上溯至明代中叶，而其普遍形成则要到清代前、中期。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札源吴氏，该家族是飞地内最早的定居者，他们在此处创业拓地，开枝散叶，较之其他族姓，吴氏制定了更为完善的谱牒以及相关规条。在这些谱牒中，支派荣枯，房分隆替，皆有具体而微的详细记录。盛清时代，札源吴氏还开始统合皖、浙交界各支派，进而形成了更高层次的宗族联盟。

作者认为，从祭祀祖先的物理空间，可以很好地考察廿五都飞地宗族之塑造及其形态。“祖先墓地是维系宗族力量的重要场所。建造、修整和祭拜坟茔，可以显示对周遭土地、林木的所有权，也可以通过儒家祭祀礼仪联络各个宗支”。当地祭祖空间较为多元，除了祠堂、坟墓之外，个别神庙也有一定的祖先纪念色彩。其中，墓地尤其受到重视，而祠堂则未必占据重要地位。这表明，廿五都飞地的宗族观念较为原始而务实。

（二）文化资源与社会网络

随着人群的汇集，各类民间信仰亦在此交融、碰撞。据调查，皖、浙交界的札源村，仍保留了较为浓厚的九相公崇拜。在迄今尚存的民间文献中，有内容颇为丰富的乾隆《札溪吴氏宗谱》及其道光年间的续修版本。从这些谱牒中，可以找到不少九相公崇拜的生动史料。为此，黄忠鑫结合口述调查，考其源流，叙其本末，细致探究了地方宗族对九相公崇拜之建构过程。

札溪九相公祠，王振忠摄

根据当地的民间传说，九相公系唐朝越国公汪华的第九个儿子，名叫汪献。其人自幼聪颖过人，诗书过目成诵。某日，他与皇帝对奕，几局下来皆大获全胜。翌日早朝，皇帝对越国公开玩笑：“贵公子如此了得，以后天下恐怕要归卿家所有了！”其时，汪华位居宰相，为人一向谨小慎微，听罢此言如坐针毡，他认为皇帝起了疑心，自家日后会因谣诼日加而祸生不测。回家之后，汪华痛责儿子，震怒之下，竟将汪献一脚踢死。汪献死后，皇帝颇感愧疚，遂赐一沉香木雕的汪献像，供其家中祭祀。及至南宋，有奸臣上书，指责汪献系属犯上，不该受人祀奉。于是，皇帝下令查抄汪献雕像。情急之下，驸马吴恩义将雕像偷偷地藏在家中。某年，驸马返乡省亲，遂将汪献雕像带回札源。从此，札源人就奉汪献为“九相公老爷”，岁远年深，世代相传，九相公遂在札源等地受人广泛崇拜。

《札溪吴氏宗谱》中有关驸马爷吴恩义的记载

根据作者的分析，札源村九相公崇拜之形成，与里社体制乃至更为久远的社祭传统密切相关。此后，日月推迁，通过地域分化与相互联合，形成了颇为周详的祭祀规制，从中可以反映出札源吴氏所构建的社会网络与地方秩序。上揭九相公与吴驸马的传说故事，实际上反映了札源吴氏利用民间信仰强化其宗族组织的努力，他们殚思竭虑地将其家族人物嵌入国家大历史的叙事框架，以期增强本族在地域竞争中的实力。

当时，九相公崇拜不仅在札源立足，其庙宇成为札源吴氏全体有份的神庙，而且还影响到周边的若干村落，从而形成了一个“信仰圈”。休宁县的汊口、商山、浯田等村落，也轮流前来迎请、供奉，这些村落与札源一起，制定了迎神赛会的基本规则。嘉靖十八年（1539年），由于商山村之“雕假易真”，双方聚讼纷纭。所谓雕假易真，迄今在札源当地还有与之相关的口碑传说：札源吴氏派人欲将九相公迎回之际，却发现商山人刻制了九尊（一说九十九尊）一模一样的神像摆在一起，让吴氏自行认领。如何确定真身，让人颇费周章。据说，九相公当晚托梦给札源吴姓，让其在每尊神像前都点上一炷香，哪尊神像前的香烟笔直朝上，哪尊便是真身。正是得益于神明的启示，札源吴氏顺利地迎回了本尊。

迎神赛会的合同议约

在徽州，类似的传说并非绝无仅有，它实际上折射出地方社会对于有限的文化资源之激烈争夺。此类争夺的结果，便是札源吴氏形成了一定的社会网络，体现在民间信仰的秩序上，则是“有份”与“无份”的区别。在包括了位居徽州腹地之汊口、商山以及浙江寄庄田产所在村落等地，札源被置于“信仰圈”的中心，这显然折射出吴氏宗族在皖浙交界地带的社会经济地位，从中反映出由边缘山区的“名族”力量、土地产权共同编织出的利益网络。

（三）等级身份、山林经济与租佃关系

作为插花错壤的飞地，其上的人群来自不同地方，迁居之时间亦各不相同，经济实力更有很大的差异，由此，遂形成了社会身份上的差别。大致说来，在廿五都飞地上，存在着大姓-小姓-棚民三个层次的社会关系结构。随着时代之推移，“土著”与“客民”的矛盾逐渐凸显，械斗事件亦时有发生。自明嘉靖迄至清代同治年间，歙县廿五都飞地上的札源吴氏与木瓜坦洪氏，彼此砺齿磨牙，曾展开以主仆纠纷为名义的长期对抗。大姓一方寻根拔树，势欲踏尽落花；而小姓则若闲藤野蔓，枯而复荣……此一对抗，始终以山林经济矛盾为基础，涉及等级身份、社会网络等方面的全方位对抗，纠纷过程时如繁弦促调，风雨骤集，煞是惊心动魄。黄忠鑫指出，在这一边缘山区，等级身份之诉求可能只是一种策略，其背后的焦点仍在双方的山林经济利益。而族姓对抗的基础，则取决于彼此之间的社会力量与经济实力。

璜尖的契约文书

在最后一章，作者探讨了飞地山林经济之开发历程与棚民的进入。该书以相当翔实、生动的史料，为我们分析了棚民进入、定居之后飞地社会关系在空间上的变化。从中可见，廿五都飞地的山林经营，主要包括木材、竹笋、茶叶之成片种植以及水稻、蔬菜等的零星栽种。十八世纪后期的清代中叶，棚民开始出现于廿五都飞地，他们主要来自于长江北岸的安庆府和浙江、福建等地。

此后，除了维持杉木、竹木的出产之外，玉米、杂粮也在此处得到大规模种植，由此，租赁关系遂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由于山地经济价值的不断提升，特别是玉米具有货币功能，从而在租佃和信贷领域逐渐得到普及。此后，山场开始作为抵押物进入信贷领域，以获取急缺资金。民众在订立契约时，也更倾向于采用明确表示信贷功能的“当契”。换言之，十八、十九世纪山林经济之变动，引发了契约文书在书写上的变化。

具体说来，1780年以前，山场以蓄养林木和茶叶种植为主，山林土地交易市场发育并不显著，土地交易以没有回赎期限的“活卖契”为主，而“当契”仅止局限于田地交易之中。1780年以后，大批棚民入居并长期租赁山场茶园，种植玉米等杂粮，带动了此处山地的开发，提升了山林经济价值，土地流转频繁。此后的山地交易开始流行具有明确回赎期和利息的“当契”，“活卖契”也开始增添了明确将回赎期限作为是否向“绝买契”转变的内容，“典契”和“活卖契”的内容趋于一致。此一个案表明，“活卖契”脱胎于卖的行为，仍保留了基本小农生存伦理的原则；而“当契”则适应不断商业化的市场逻辑，并对“活卖契”书写细节之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四）边缘山区建构的几点新探索

《明清民国时期皖浙交界的山区社会》一书由数章集合而成，每一章皆以专题论文的形式呈现，这使得全书的研究颇为细致、深入，较好地论述了飞地内部村落社会的诸多侧面，在总体上又自成系统，尽最大可能地揭示出边缘山区社会建构的发展历程。

数年前，作者曾将其收集到的一些资料图片发给我，其中有不少契约文书都是相当破烂、品相极差的资料，乍看琐屑纤微，令人兴味索然。要在类似于此近乎“断烂朝报”的文献中寻找研究线索，具有相当的难度，需要有很强的综合研究能力，更需要极好的耐心。稍后，作者曾向我提交读书报告，其间概述了该批文献的学术价值，并就此提出自己的研究思路。他认为：“似可从‘界限’观念下的社区空间入手，考察政府治理从粗线条的‘界限’到细线条的‘界线’变动与当地社区的多方面互动过程，进而讨论都图里甲体系在这一过程中的实际地位。”可见，他最早主要关心的仍是都图里甲体系问题（这是其博士学位论文研究的主题），而非整个山地小区域社区的历史地理。此后，随着对资料阅读的深入，作者逐渐有了更大的学术企图。于是，目前展现在我面前的专著，较先前的设想有了极大的拓展，举凡都图里甲体系、宗族建构、外来棚民、佃仆小姓、民间信仰、山林经济、诉讼纠纷和契约书写等问题，皆有专节涉及，此类成果，触及历史地理、明清社会经济史、文化史研究的诸多前沿领域。

在我看来，《明清民国时期皖浙交界的山区社会》一书，在以下三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

民间信仰是社会文化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在徽州，隋末唐初的汪华，被塑造成当地最为重要的地方神明，并在皖、浙各地受到广泛的信仰。南宋以来，汪华不仅被称为“汪王”、“越国公”或“汪公（大帝）”等，而且还衍生出一些附属的神明崇拜，最为常见的就是汪公九子之传说。在歙县民间，直到现在仍然流传着唐太宗追封汪华九子为“一、二、三太子，四、五、六诸侯，七、八、九相公”的说法。通常认为，一、二、三太子神像极小，四、五、六诸侯并无塑像，而七、八、九相公则因其神像高大，而受到更多的关注。

此前，学界对于汪公崇拜的研究较多，但对九相公信仰之探讨则尚未有专文，这当然是受制了资料的零散与不足。如今，黄忠鑫结合地域开发过程中社会关系的建构、土地产权之变化等要素，透过具体、翔实的个案分析，推进了传统时代徽州重要的民间信仰——九相公崇拜的研究。此外，他还试图透过这一探讨，回应学术界有关“祭祀圈”、“信仰圈”等的相关讨论。他认为，无论是社区性的“祭祀圈”还是区域性的“信仰圈”，都与里社制度有着密切关系。在民间信仰组织呈现出此类地域色彩的背后，是宗族力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札溪九相公神位，王振忠摄

除了民间信仰之外，作者对大、小姓纷争的研究亦颇值得关注。明代中后期，徽州的各个宗族加强了内部的同族统合。在我看来，《新安大族志》、《新安名族志》、《休宁名族志》等综合性谱牒文献的出现，是对既有强宗巨族状况的客观反映，与此同时，它们又在徽州划定了一个“名族”或“大族”的标准，从而奠定了徽州一府六县境内宗族分布的基本格局。不过，在一些偏远地区，各个族姓之升沉隐显尚未可知，相互之间的关系仍然极不稳定，各个族姓能否成为该地域中的“名族”或“大族”，除了凭借自身的实力之外，很大程度上亦取决于他们能否成功地与明代中后期业已存在的“名族”或“大族”相整合。

歙县廿五都飞地留存有乾隆《札溪吴氏宗谱》、道光《续修札溪吴氏宗谱》、同治《金山洪氏宗谱》等谱牒，较为集中地反映了此一边缘山区的大、小姓纠纷。其中，不仅有大姓一方的《札溪吴氏宗谱》末卷之《跳梁记事》等，还有作为佃仆一方的木瓜坦洪氏谱牒文献。通过对两造叙述之对比与解读，作者从较长时段考察了徽州边缘山区村落中的大小姓关系演变。此一成果，与近年来相关研究的学术趋势颇相吻合——随着徽州文书史料的大批发掘，传统的佃仆研究课题，被置于历史社会地理、宗族社会和地域社会竞争等领域予以重新审视，取得了不少新的成果。作者的此一研究，正是在前人讨论的基础上累积了新的个案，并提出个人的见解。

此外，作者对于契约类型嬗变之研究，亦颇令人瞩目。此前，在土地契约的类型上，“卖契”与“典契”之关联和区别一向备受关注。有鉴于此，他利用清代迄至1950年代出自同一家庭的璜尖契约文书，以较长的时段，将文书内容与类型之变化过程，与边缘山区山林经济结构的变动相联系。在他看来，在璜尖收集到的数户契约，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在内容上则有较强的系统性，藉此所看到的山林经济变动与契约文书在书写上的变化，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尽管璜尖的个案能否涵盖更大范围内的契约使用历程，仍有待于学术界的检证，“但此一个案在方法论上提醒我们，打破内在联系（地域和人户归属）讨论契约文书的类型、样式固然有可取之处，但集中观察某一地域各类文书内容的变化，以及为何被当地民众所选择或放弃的原因，同样有助于理解不同文书类型的本质，对于深化古文书学和民间历史文献学的相关认识颇有助益”。

（五）徽州文书与历史社会地理研究

《明清民国时期皖浙交界的山区社会》一书，是利用田野调查所发掘的徽州文书展开的历史地理研究，较大程度上凸显了徽州文书对于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重要性。

1997年，我最早提出开展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倡议。在我看来，历史社会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各地人群的形成、分布及其变迁，研究地理因素对社会文化现象的影响，具体研究内容应包括历史时期社区及社会现象的地理研究。在资料方面，应重点发掘族谱、民间文书以及民间文学三集成（歌谣、谚语、民间故事）等方面的史料，研究各类人群的渊源流布、特征、经济、文化等。此后迄今的二十年，国内学界无论是在理论建构还是具体研究方面都颇有进展，但从总体上看，历史社会地理仍处于探索阶段。在这方面，黄忠鑫认为：“历史社会地理关注的核心问题应当是社会关系的空间结构。承载社会关系的是社会人群，因而社会地理应该关注各个区域环境下的所有社群及其活动空间……社会关系通常表现为融合和矛盾两个层面。落实于地理维度上，整合方面具体体现在共同社会风俗、社会生活和社会心态等塑造的地理单元，即社会关系网络和‘社区’的形成与扩展历程；矛盾方面则是各种历史时期的社会问题（如流民、溺婴）与社会群体冲突（如民变、械斗、诉讼等）产生的地理原因、空间分布及变化过程。”从这个角度上看，《明清民国时期皖浙交界的山区社会》一书，较好地利用了丰富的徽州文书，提供了历史社会地理研究的一个具体成果。

在此，顺便应当提及的是，对于徽州文书的认识，目前在历史学界，仍有一些人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误解。在他们的印象中，徽州文书不过只是一些土地契约，而且其中的绝大多数皆是通过市场买卖辗转而来，缺乏系统性的脉络，从而使得其学术价值大打折扣。其实，此一臆断成证，完全是不了解迄今为止徽州文书之收集、整理和研究的现状，他们的错觉仍停留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而在事实上，徽州文书是迄今所知国内为数最多的民间文书群，不仅数量庞大，而且还以其类型多样、内容丰富、持续时间长久而闻名于世。虽然说在最近二十年，各地的民间文书层出叠现，但可以断言，没有一个区域的文书质量可以与徽州文书相提并论。就像廿五都飞地的这批文献一样，新近发现的徽州文书，有相当多皆有着很好的系统性脉络。而且，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与其他区域不同，丰富的传世文献，使得徽州有着极好的“史料环境”，任何一种文书的新发现，往往很快就能在整体史料环境中寻找到相应的坐标，从而发挥其独特的研究价值。因此，与其凭恃臆见，对现有的文书史料多所责难，还不如面对客观现实，清楚地了解作为历史学者的擅长与局限。在我看来，通过实地考察可以增加感性认识，于传疑传信之间发现富有价值的历史线索，真正读懂手头的民间历史文献，而这，才是我们的目的所在。

在另一方面，虽然说徽州遗存有目前所知国内为数最多的民间文书，但各类珍贵的历史文献之发现却是可遇而不可求。以我在徽州二十余年的考察经验，有幸收集到与区域研究匹配度上好的资料，一半靠个人的学术敏感，另一半则需要冥冥之中的运气。从这个角度上看，黄忠鑫是相当幸运的。作者最早出自华中师范大学历史学基地班，2007年考入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从我攻读博士学位。其学位论文《在政区与社区之间：明清都图里甲体系与徽州社会》，所探讨的课题关乎明清史研究核心的制度史问题，在这方面，前人研究的学术起点较高，因此具有相当的难度。他通过多次深入的田野调查，利用第一手的民间文书，对县以下基层社会与地理单元、地缘组织等诸多侧面，展开较为细致的研究。毕业之后，他并不急于将其出版，而是在此基础上潜心钻研，做更为精深的探讨。

璜尖民居

作者声称，有关“歙县廿五都飞地”的研究，是其博士学位论文的副产品。的确可以想见，倘若没有对明清时代经济制度有过较为深入的探讨，他显然不可能如此敏感地意识到璜尖文献的重要性。数年前，在徽州友人的帮助下，他曾多次前往皖浙交界处的璜尖、札源一带调查，并走访徐家、乔亭、清坑、木瓜和樟村等地，收集到民间遗存的各类文献多达200余件（册），这些文献，包含有家谱、契约、信件、产业簿册等多种类型。在此基础上，他还口头采访了当地村民，从而加深了对此一特定微观地域之自然和人文环境的理解。在他看来，这块历史上插花错壤的飞地，因其地处两省三县交界，故而有着别具一格的研究价值。于是，他考索于契约残蠹，咨询于故老通人，全情投入此一边缘山区的研究，通过对小区域的细致分析，藉以观照十六世纪以后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大趋势。这是丰富的民间文献对于明清史研究的独特贡献，也从一个侧面彰显了徽州文书对于中国史研究的重要性。

（六）余论

数年前，笔者亦曾由屯溪出发，独自包车前往璜尖、札源一带实地考察，在迢遥道远之地登山度岭，于山蹊野径间坐看云起……沿途的山麓葱翠、幽岩密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札源，我看到相当完好的一处“九相公祠”，庙内香烟燎绕，求签问卦者络绎不绝——这大概是皖浙交界山区现存唯一完好的九相公祠，也是迄今仍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一座庙宇。由此看来，黄忠鑫的研究，既是对久远年代的学术追寻，也是对当代社会鲜活历史的生动剖析。

皖、浙交界处的九相公崇拜，王振忠摄

在我想来，“歙县廿五都飞地”之所以令人瞩目，原因还在于此一区域的开发较晚，较之唐宋时代已开始发展的歙、休盆地，此处是十六世纪以后山区再开发的一个典型。从总体上看，皖南地处万山之间，及至明代中、后期，随着低山丘陵的腹地膏腴开发殆尽，人地矛盾进一步尖锐，过多的人口压力，使得民众理性地通过两种渠道加以纾缓：一是外出务工经商，二是进军深山的遐陬僻壤。前者表现为徽人纷纷穷途远涉，在全国各地居廛列肆、服贾经商，从而开创了“无徽不成镇”的局面；而后者，则是在邻近深山锄云犁雨、辟土殖谷，靠开垦更高的山地（即“种山”），开拓新的生存空间。这些山高林密之区，处处危峰峻壑，猿径鸟道，生存条件相当恶劣，原本一向人烟稀少。十六世纪以后，随着美洲作物的引进以及逐渐推广，深山之大规模开发成为可能。在当地，来自各地的人群履危涉险，在此僻壤一隅朝起暮息、披星戴月，从而开创了深山间的一片新天地。于是，宗族组织的建构，人际、群际关系之重新塑造，大、小姓纷争的展开，里社制度与社祭传统之变化，祖先纪念与神灵崇拜的相互交融，地方文化资源的形成及其争夺，棚民的移徙与山林经济结构之嬗变……一幕幕的悲喜剧于此渐次上演，形形色色人群之频繁互动与冲突，为明清社会史、历史社会地理和历史人类学的综合性探索，提供了极佳的个案。

我特别注意到，在清初的契约文书中曾出现过“璜川”的地名，由此让人不禁联想——从历史地名变迁的社会地理背景来看，此处的地名大概也经历了由“黄尖”至“璜尖”再到“璜川”的演变过程，这应当反映出与徽州的其他低山丘陵一样，原本路歧荒僻的地名亦经历了逐渐雅化的过程。这就像札源一带流行的九相公崇拜与“雕假易真”之类的传说，实际上与山下的歙休盆地之相关信仰颇有异曲同工之妙。类似于此的沧桑变幻，从诸多侧面反映了深山区域开发的成熟，而由此类“挺进深山”的动态过程，遥远年代各地人群对山地社区历史的建构轨迹，遂得以清晰呈现。

看来，地处深山僻坞的廿五都飞地，其山遥水隔虽无万态千变，但曾经的鸟啼花落、流水浮云，却亦别有故事……

（黄忠鑫著：《明清民国时期皖浙交界的山区社会：歙县廿五都飞地研究》，将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文中所插图片，凡未特别出注者，皆由该书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