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自由主义”，从中东到西方：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国家

自从冷战开始以来，西方政治文化的特点向来是普遍采取自由主义立场——一种以个体选择、不可妥协的权利（尤其是少数人的权利）、国家的中立性，以及在公共领域限制“私人”宗教信仰为前提的政治哲学。

然而，最近越来越多的西方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开始质疑这种自由主义立场。欧美民粹主义运动再次复兴了民族主义身份认同的非自由观念，以法国小说家米歇尔·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和美国政治理论家帕特里克·丹尼恩（Patrick Deneen）为代表的作家则在其畅销书中指出，由于自由主义社会悬搁了人之为人的意义的基本问题，它将无法长期延续下去。这些批评家没有增添押在自由主义上的筹码，而是在提出严肃的替代物，和为英雄式的认命而哀叹之间徘徊不定。

就这一点来说——即如何设想自由主义以外的国家身份和替代物——西方世界落在了中东的后面。七年多以前，阿拉伯之春期间僵死的独裁政体的倒台激起了一场有关宗教在公共生活中的角色、以及国家的性质的活跃的大辩论。各自有着不同的不可妥协的诉求：国家应当在意识形态上中立，还是应担负起宗教和政治使命？

屈从

令西方观察者失望的是，自由主义在阿拉伯之春时代的辩论中不怎么受欢迎。中东社会缺乏一种先在的自由共识，于是人们不仅仔细考虑了自由主义的替代物（即伊斯兰教），在埃及、突尼斯等国家，人们甚至把伊斯兰教选上了台。

伊斯兰运动相信伊斯兰（Islam）和伊斯兰法应当在公共生活中发挥核心作用，它们早已提供了一种自由主义的替代物。在这些运动的参与者看来，真正的自由是按其所愿地表达虔诚的自由——而在保守的社会中，人们往往会相当虔诚。正如前穆斯林兄弟会成员阿卜杜勒·穆奈姆·阿布福图（Abdel Moneim Aboul Fotouh）对我说的：“议会不会给同性恋者权利，因为这与社会的主流文化相悖，如果议员敢这样做，他们下次就会落选。社会上对伊斯兰法的尊重是已经固有的。”

除了总的来说更倾向于社会保守主义以外，神秘的伊斯兰社会的轮廓通常都很模糊。细节很难判断：17世纪制定的伊斯兰法并不是为民族国家或现代国际系统而设计的；按照最初的伊斯兰教义，信徒应当首先忠于宗教共同体而非国家。

无论如何，在阿拉伯之春之前，大多数伊斯兰教徒似乎很少考虑到真正掌权的前景，因此“真正的伊斯兰社会是什么样的”这一更困难的问题就更是被搁置了。穆斯林兄弟会的各分支和等级都有许多医生、工程师和教师，而非思想家、理论家；他们主张神权政治，但反直觉的是他们并不擅长神学。由于宗教保守社会中的大多数投票者都是非自由派的，伊斯兰政党便很容易落入这种假设：无论选上的是哪个政府，它都应反映全体选民的“非自由”倾向。宏观的设计是不必要的，至少这时还不是。

然而伊斯兰教徒的优势是短暂的。在阿拉伯之春波及到的大多数国家，民主的进展很快就被逆转了，或者如埃及那样被彻底抹除了。一切关于基本问题的真辩论都被搁置了，对于该如何、或在多大程度上执行伊斯兰法的争论也变得无关紧要。当然，有关现代国家和伊斯兰法的关系的永恒问题总有一天会再次变得重要；但在压抑的专制主义和政治迫害的背景下，人们优先考虑的是单纯的生存问题。

教会与国家

正如在阿拉伯之春期间，有关意识形态和身份的讨论从民主化进程之初就开始了，但这些讨论通常只流于表面。要想深刻地考察“后自由主义”或“反自由主义”，并把这些观念传达给更广的大众，需要有最低限度的表达和质询的自由，而目前中东大部分地区都不具备这样的条件；于是，关于自由主义替代物论辩的焦点就从东方转向了西方。特朗普总统的当选，以及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兴起，激起了一批新兴的杰出“后自由主义”思想家，他们正挑战着主导西方数十年的本地知识传统。

苏格兰哲学家阿拉斯代尔·麦金泰尔（Alasdair MacIntyre）于1981年出版了《德性之后》（After Virtue）一书，这本书使他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启蒙自由主义批判者之一。他论证说西方社会已经放弃了“真正的道德共识”的各种托词，在《在自由的想象之中》（In the liberal imagination）他写道：“我们出生时没有过去，只有现在和未来。”麦金泰尔预感到了政治正确的浪潮，并激烈反对“利用恐怖强加道德的企图，”他称这种做法为“孤注一掷的权宜之计。”这些向来十分重要却一度被忽视的讨论终于进入了主流的视野，如今当我们阅读“后自由主义”理论，几乎处处都会发现麦金泰尔的影子：曾经是政治传统的自由主义已成为一个野心勃勃的意识形态项目，它无法容忍真正挑战它的人。恶习被拥戴为德性，宗教已变得陌生，真理成了相对的，孤独感成为地方病。

到目前为止，伊斯兰教徒——他们当中许多人会觉得“自由主义的终结”的哀叹很有意思——似乎基本没有察觉到西方的新心态，但在他们那里也出现了类似的状况。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与利比亚、叙利亚和也门在内战中被摧毁的兄弟会不同）展开的一些内部讨论，对任何一场大规模伊斯兰运动而言都意义重大。这个组织首先是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内部分歧——兄弟会的两名成员，阿姆鲁·达拉克（Amr Darrag）和阿马尔·费伊（Ammar Fayed），在他们刊载于《反思政治伊斯兰》（Rethinking Political Islam，由我和威尔·麦坎茨[Will McCants]共同编订）的文章里谈到了这件事。2016年1月在多哈举办的一场仲裁（由极富争议性的布道者卡拉达威[Yusuf al-Qaradawi]主持）也未能化解矛盾双方的分歧。

埃及穆兄会的分歧表面上是关于组织和策略问题的，但这背后还隐藏着关于“同时作为一场宗教运动和一个政党意味着什么”的深层意识形态分歧。毕竟，运动和政党的目标在根本上是不同的——前者关注宗教教育、社会服务的提供以及纯粹性，后者在乎的是赢得选举。那些更倾向于改革的派系中，有一群年轻的兄弟会成员和支持者希望限制国家，甚至（在有别的东西将它净化之前）削弱国家：他们来说，民族国家——以及伊斯兰教徒对于通过选举控制国家的长期沉迷——的存在本身已经腐蚀了这些运动的宗教基础，它们应从国家干预中独立出来，自下而上地将运动重构。

这些年轻的伊斯兰教徒多半并不了解美国正统天主教作家罗德·德雷（Rod Dreher）的观点，德雷传播了 “意愿性共同体（intentional communities）”这一“后自由主义”概念，并主张说无论是选举政治还是国家都无法让基督徒践行他们的价值理念。但那些年轻信徒或许也确实知道德雷，正如一位前兄弟会活动家最近对我说的：原则是“强社会，弱国家”，“你不能通过国家来履行你的思想观念，”他解释道，“尤其是当这种观念与大众的主张不同的时候。”

讽刺之处在于，意愿性共同体（尤其是非自由派的那些）只在自由的社会中取得了成功。在缺乏自由社会的情况下，那些希望重构社会的人的最有前景的出路，大概是在半失败的国家（semi-failed states）、在中央政府无法控制其广袤国土的地方。因此不出所料，黎巴嫩（它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失败国家）有它自己的意愿性共同体的变形版：人民首先是忠于宗派而非国家，不同群体在冷和平中共同生活。但这种地方主义模型要想真的有成效，大概需要考虑关于共同体前现代方案。在穆斯林的想象中，先知默罕默德的国家雏形麦地那实际上是一个由立场相似的信众们组成的意愿性共同体——这也是伊斯兰宗教和政治的紧密关系的基础。

所有这些前现代或现代启示都有一个共同点：一个去中心化的弱国家，只具备有限的司法权，且对于管理公民的生活没什么兴趣。这种国家无论在西方还是穆斯林世界都很难找到，现代国家按其定义就是广阔的。摧毁已有之物的工作似乎使人畏惧，因为它确实可怕，但这不会阻挠人们去尝试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