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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牙如何成为一种习惯:中国人的口腔清洁史

之下
2018-06-20 16:30
来源:澎湃新闻
私家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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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本成书于晚唐时期(9-10世纪)的由阿拉伯人写的《中国印度见闻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可兹佐证,书中说:“印度人使用牙枝,他们如不用牙枝刷牙和不洗脸,是不吃饭的。中国人没有这一习惯……在中国刷牙是不礼貌的,中国人饭后漱口”。印度人使用的牙枝就是杨枝,玄奘《大唐西域记》载:“馔食既讫,嚼杨枝而净”。杨枝也叫齿木,在印度被广泛用于清洁牙枝,义净说这种齿木“长十二指,短不减八指,大小如小指,一头缓,须熟嚼,良久净牙齿”,在当地通过咀嚼齿木以清洁牙齿的方式是普遍做法,“三岁童子咸即教为”。阿拉伯人也有用牙枝的习惯,他们的先知穆哈默德用的剔牙枝是来自西奈山上一种芳香四溢的树木。传说他在清真寺的时候,经常用剔牙枝的另一头来掏耳朵,夜晚礼拜前再用那头剔牙,饭后也要用它剔牙。

与印度、阿拉伯相比而言,中国古代更为流行的洁牙方式是揩齿。关于中国人何时形成刷牙的习惯这个问题,不少史书中说唐代时社会已经流行刷牙了。但是,经人考证发现其实唐代更为流行的方法不是刷牙而是揩齿或漱口。从时间早晚看,我们相信漱口这种简单清洁口腔的方式要早于揩齿。大概最晚在东晋时期,人们已经知用盐末揩齿的方法来清洁牙齿了。不过,对于揩齿这种方式在社会上的普及度,我们不可过高估计。作者陶弘景既然将其归类于“养性延命”的技术之一,可见其并非人人都懂的。

在敦煌壁画中有不少反映揩牙的画面。据王惠民先生统计,敦煌壁画中的刷牙图至少有14幅,最早的刷牙图见于中唐时期第154、159、186、361窟的《弥勒经变》中。

敦煌壁画中的“揩牙”

总体上看,历史上五代以前中国人揩齿这种方式都不常见,可能漱口相比而言会多一些。揩齿也应该是受佛教生活的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洁清口腔的生活方式。即便到了21世纪,也非所有中国人都养成了刷牙的习惯。据200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人的刷牙率虽然已经由过去的30%上升为70%,但起码还有3亿人不刷牙。而且,在刷牙的人群中,有将近七成的人不知正确的刷牙方式,许多人只是拿着牙刷胡乱搅和,结果刷过的牙齿照样长着厚厚的牙菌斑,久而久之,口气也不清新了。

历史上宋代是最强调刷牙的了,在这一时期的许多医书中均对刷牙与牙齿保健做过全面详细的说明,分述如下:

1、指出刷牙与身体健康息息相关,若牙齿不好,可能引起全身疾病。正如民间经验所言,一个人健康与否可以从其牙齿的好坏上来判断。《圣济总录》卷一百二十一《揩齿》中就说:“揩理盥洗,叩琢导引,务要津液荣流,涤除腐气,令牙齿坚牢,龈槽固密,诸疾不生也。……或缘揩理无方,招风致病,盖用之失宜,反义为害,不可不知也。”

2、规定漱口、揩齿的时间与操作细节,这些主要在《太平圣惠方》中提到,如卷三十四中记有为“揩齿朱砂散”的用法是“每日早、晚各以温水漱口三五度,用药揩齿”。又有“揩齿龙脑散”用法是“每日早晨及临卧揩齿”“揩齿散”“每日早晨及夜卧,常用揩齿”。有时还提到“每日二、三次揩牙”。可见彼时对于牙齿保健的重视理念,已与今天所倡导的牙齿健康保健知识并无二致。

3、用于揩牙的“牙膏”明目繁多。古代当然无“牙膏”这种叫法,不过有与它功能类似的药物制品,名曰“劳牙散”或揩牙散,也可称之为“牙粉”,如上条中介绍的“揩齿龙脑散”“揩齿朱砂散”,还有“揩齿桑葚散”“揩齿龙骨散”“揩齿麝香散”“揩齿槐枝散”“揩齿莲子草散”等数十种散剂。这些揩齿散剂的用法常为“以指点药,揩齿上”。《博济方》卷三记载了一种名为“揩齿乌髭地黄散”用法为:“每日夜用之揩齿。揩齿法,欲使药时,用生姜一块,如杏仁大,烂嚼,须臾即吐却滓,以左手指揩三五遍,就湿指,点药末,更揩十数遍。”

宋代佛门子弟的日常起居中也很重视洗漱、揩牙,如《禅院清规》中规定早晨起来盥洗漱口“使用齿药时,右手点一次揩左边,左手点一次揩右边。不得两手再蘸。恐有牙宣口气过人”。对于揩齿技术做如此详细的说明,犹如今天我们在教儿童刷牙应注意“左右刷、前后刷,上下左右全刷到”那般细致。可见当时对牙齿清洁与避免口臭关系的认知程度之深。不过社会生活层面,民间百姓恐怕就没有如此多的将就了。莫说揩齿如此复杂,就连简单的漱口能做到的人也不算太多。日常漱口所用的水,多是白水,条件稍好者用些茶水、姜汤漱口也算不错了。青盐也是一种使用较多的洁牙剂,常常配合漱口使用。《红楼梦》中大观园内的公子、小姐们在漱口之前都会先用青盐把牙齿擦一遍。这种青盐含杂质较多,不能食用但却可作为洁牙的试剂。作为擦牙的青盐,常被做成棱柱形状,方便使用。

揩齿除了手指之外,古人还会用到揩齿布,我国大约在晚唐时候就有揩齿布了。1987年,考古队员在清理西安法门寺唐塔甬道时,在发掘的一块记录衣服的碑文中就刻有“揩齿布一百枚”的字样。宋代的医书《圣济总录》中的“治口臭揩齿方”从另一个侧面透露出揩齿布的用法,“每日早,取杨柳枝咬枝头令软,摭药揩齿,瞬水漱,复以棉揩,令净”,南宋张杲《医说》总谈到丁香散治口臭,也是用绢揩齿。依据文献记载判断,揩齿布似乎既可以直接蘸药揩齿,也可作为手指揩齿之后的一道清洁工序。

从人类历史上看,清洁牙齿的试剂虽出现较早,不过其真正向全民普及还是经历了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和香水,胭脂与乳罩一样,牙粉、牙膏之类的洁牙剂可以追溯到古代。在两千多年前,有一位希腊医生曾用诗写下一张配制牙膏的方子。美国于建国之初尚不知使用牙刷,乔治华盛顿的牙医告诫他用一块布蘸了白垩擦牙齿。数十年之后,牙刷传入美国,不过,洁齿剂依然是一种奢侈品,并未太大众化。到了1859年,纽约有一个名叫维康·亨利·郝尔的药物批发商首创一种红色的擦牙水,取名‘苏珊顿’(Sozodent)——是混合希腊文‘保全’与‘牙齿’两个单词而成。‘苏珊顿’含有酒精37%,对牙齿有害无利。但是,1894年郝尔逝世时,却已饱赚一千万美金。不过‘苏珊顿’虽然损害牙齿健康且因牙粉与牙膏的兴起而被废弃,但是至少对它大肆宣传的广告教美国人开始刷牙齿了。第一个制造牙粉的美国人是牙医亚瑟·怀特·里昂,他的第一批产品名叫‘里昂牙片’。这些牙片是把牙粉压成一块薄饼形和条形的巧克力糖一样分成许多相连的小块,用时便折一小块下来放在牙刷上。1874年,里昂又制作了瓶装的牙粉,后来又改为罐装,销路压倒牙片。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前就有牙膏出售,有的是舶来的,有的是牙医为他们的病人调制的。牙膏原来是装在小瓶里,用的时候须将牙刷伸到瓶里去蘸。这里使人们感觉到不卫生而畏缩不用。可以捏的试剂管是美国人约翰·兰德于1841年发明出来装绘画颜料用的。在1892年另一名牙医谢菲尔德开始使用这种管来装牙膏。一经问世,不胫而走,迅速为消费者接受,也奠定了今天牙膏外包装的雏形。”

20世纪初美国的牙粉广告,引自《牙齿的故事》

这是牙粉、牙膏等现代牙齿清洁剂在美国的演进史。关于它们在中国的引入与推广过程,李晓军《牙医史话》中有概要介绍,本文以兹参考。19世纪末,与其他洋货一起,牙粉、牙膏也进入中国,并开始在城市流行开来。这时期主要的使用者是学生、公务人员、社会名流、名妓等,刷牙也成了“文明人”的象征之一。不过刚开始,人们对于刷牙的认识还是不太清楚,担心用毛刷这样长久地刷下去,牙齿会坏掉。如1876《格致汇编》中《论牙齿》文就说:“有人喜欢用牙粉刷牙,此质虽能令牙齿变白,但久用之,则外壳销磨净尽,而牙亦易坏。”而在普通人看来,那些“每天一大早就往嘴巴里塞些粉子,弄得满嘴的泡泡,跟洗衣服似”的文明人,用牙粉刷牙“简直是脏死了”。要是被这些刷牙的文明人当面听见这样的议论,估计得气个半死。

清末实行新政,开办实业,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鼓励、扶持商人兴办实业,其中就创办过牙粉厂。20世纪初,较为知名的牙粉国产品牌有“地球牌”“老火车牌”“同行牙粉厂”是当时国产牙粉行业的先行者之一。一战爆发后,民族企业迎来了发展的春天,牙粉业也有较大的发展。这在上海、天津等大都市的报纸广告中体现得尤其明显。1914年《申报》刊登一组竹枝词,其中就有描写小商贩销售国产牙粉的情形:“兜售牙粉把铃摇,假虎真人次第跑。为欲国人用国货,别开生面活商标。”当时有个叫徐景明的牙医说:“迄今牙科林立,而售卖牙水、牙粉之街招复纷纷接与目帘,莫不各言其妙。”可见此时诸如牙粉等洁牙剂作为新生事物被大力向民众推广。

中国国产牙膏行业起步相对较晚,最晚在1915年,汉口民生化学制药公司已经开始制造牙膏了。《牙膏史》说,1922年上海的中国化学工业社生产了我国第一支管状牙膏。不过,牙粉、牙膏这种洋玩意儿对于大多数中国百姓来说,那是新奇之物,以至于闹出一些笑话。1923年5月的某期《申报》上刊登了一则“误把牙膏当炸药” 的趣闻,说山东临城县有名贵妇遭人绑架,绑匪在翻人口袋时,“忽见牙膏,匪不识其用,询之女士,女士挤出少许于牙刷上,匪大惊,遽跃出五尺外,擎枪作势,盖误以为炸药也”。

当时,上海是中国牙膏生产的中心,20世纪30年代上海就有16家工厂及药房兼产24种品牌的牙膏,牙膏销售量达60万打,到20世纪40年代,上海的牙膏厂增至78家,品种达110种之多。另外,在1949年以前,开放程度较高的天津地区也有9家牙膏、牙粉厂,广州有7家牙膏厂。据统计,在民国时期有近百家厂生产过120余种牙膏。

无论是牙膏、还是牙粉均是舶来品,起初从国外进口,所费甚巨。鲁迅牙齿不好,所以他十分重视牙齿的保健。在他的日记中有不少记录买牙粉、牙膏的花费,如1912年6月16日,他上午在青云阁买袜子、日伞、牙粉,花了二元六角钱。11月,又去青云阁买拭牙粉一盒。1914年11月,鲁迅在青云阁买牙粉一盒,六角钱。对于有稿费收入的鲁迅先生来说,6角钱的牙粉,价格还算不贵。但对于普通大众,花6角钱来买这玩意儿,显然是过于奢侈了些。民国时期,牙粉、牙膏作为进口物品,被列为奢侈品行列。大有今日法国高档香水的派头。据1935年《申报》上刊登的一则名为《最近奢侈品进口总数》的消息称,当年1月至7月底,进口牙粉、牙膏所花共80.824个金单位。1936年前五个月“牙粉、牙膏进口,计国币二十一万四千六百三十五元”,占到整个进口化妆品总数的1/6还多一点。可见当时在进口牙膏、牙粉方面花费之高。

正是由于作为“舶来品”的牙膏,成本之高,在一战期间的“抵制日货”“抵制洋货”的民族运动中,国产牙膏的销售广告封面大多也印上了“请用国货”“提倡国货”“中华国产”的字眼。

国产先施牙膏广告“炮打舶来品”

总之,在当时大城市世面上卖的牙刷品牌,那是琳琅满目,千奇百怪,对其功效也是极尽夸张。幽默大师林语堂写过一篇《我怎么买牙刷》的生动小文,对当时的情况有生动直接的反映。他说“假如我买文明牙刷的这段历史像一幕悲剧,那么我寻求文明牙膏的经验,真如一部一百二十回小说。那些各种牌号的牙膏、牙粉互相攻讦的广告,读了令人眼花缭乱。简单的叙述起来,各种牙膏、牙粉、牙水我先后都已用过,……我觉得用起来,无论哪一家都是一样,都不能伤损我生成洁白无瑕的牙齿。我看见过化学室化验的证书,说某种牙膏于几秒钟能杀死几百万微菌(后来有医生告诉我,此家消毒水杀菌力不及盐水);有某家广告警告我‘当心粉红的牙刷’,说是用错牙膏,牙龈脓溃的先兆(其实刷牙时用力,牙龈微出血,是当然的事);有的广告警告我,市上牙膏十有八九是完全无用的。”

1926年《申报》上的牙粉广告

相较于牙膏,牙粉因其较为便宜,故能为大众所接受,其生产与销售量会多很多。直到20世纪60年代,虽然国产牙膏生产更多了,但价格还是比牙粉贵不少。毛泽东主席自从延安的时候,就养成了用牙粉刷牙的习惯,当时有人劝他改用质量更好、使用更方便的牙膏,但是他都拒绝了。以至于警卫们同他讨论如果不生产牙粉了,他是否还要使用牙粉的问题。毛泽东笑着说:“牙粉还是会生产的,因为还有人用嘛!至于我,今后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能用上牙膏了,我就不会再用牙粉了。”这是一则反映领袖简朴生活的例子,从中我们可知牙粉因为便宜,其普及程度更高。

常用的空腔清洁剂还有口香糖、漱口水,它们也是舶来品。国人对他们的使用也是晚近的事了。不过,其推广速度倒是很快竞争也相当激烈,现在世面上流行的各种口香糖、漱口水,其广告语总是要帮助使用者保持口气清新、保持牙齿健康。反正,人类在避免异味,追求香气的“文明进程”中也是各有高招。

参考文献:

1.李晓军:《牙医史话——中国口腔卫生文史概览》,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2.陈星灿:《中国人刷牙的历史有多久》选自《考古随笔2》,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版,第187页。

3.温长路:《民歌诗词话养生》,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0年版。

4.吴承艳:《五官科顽症金方》,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74-277页。

5.毛毅:《洁齿史话》,《申报》1947年8月30日。

6.林语堂:《人生当如是》,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17页。

    责任编辑:于淑娟
    校对:丁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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