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逝世三十周年︱李松睿评张新颖著沈从文传:执著的身影

中国艺术研究院 李松睿

2018-05-10 10:07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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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新颖:《沈从文的前半生(1902-1948)》,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2月出版,368页,68.00元。
张新颖:《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增订版,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2月出版,424页,69.00元。
张新颖的《沈从文的前半生(1902-1948)》和《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这样的著作,在我们这个时代注定是两部“奇书”。知识分子自古以来都多少会有点自恋的毛病,恃才傲物、矜才使气之人简直不可胜数。随便翻开这个群体的很多著作,那怕是在谈论别人的思想、逝去的往事,字里行间也总是闪烁着作者的身影。他们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才华,因此在写作中要不断地向读者展示自我,有时候会让人觉得作者已经忘记了自己真正的主题。而《沈从文的前半生》《沈从文的后半生》却与这样的写作传统完全相反,张新颖以极为谦卑的姿态书写沈从文的一生,主要使用沈从文本人的文字串联起他的人生经历,并参照以其他人对沈从文的回忆与评论,尽可能地把自己隐藏在众多史料的背后,进入“忘我”乃至“无我”的状态。
如果草草翻阅这两部书,你可能会觉得作者只是抄录了一系列沈从文自己的文字,并没有太多独到的见解。只有非常细致地阅读,让思想沉浸在书中,我们才能够觉察张新颖文字背后的深情和对沈从文的洞见。这两本书为读者设置了较高的门槛。毕竟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这类需要读者抛开嘈杂扰攘的琐事、静心品读才能进入的著作多少显得有些另类。就我个人的阅读感受来说,由于此前认真读过两遍《沈从文全集》,对沈从文研究的相关史料也较为熟悉,刚开始接触《沈从文的后半生》时,觉得书中的大部分文字都曾经读过,本能地产生了厌倦心理,也把握不住作者的叙述,就好像迷失在一片云雾弥漫的森林,其中的每一棵树走近了都能辨认清楚,但却无从寻找前进的方向。不过读过几十页之后,我发现那些原本枯燥的史料经过作者一番剪裁,竟重新焕发出夺目的光彩,让人不忍释卷。张新颖似乎用微弱的烛火,在那座森林中标示出一条曲曲折折的小径,通过它,我们慢慢地走出迷雾,走进沈从文的世界。
因此,《沈从文的前半生》和《沈从文的后半生》看上去只是简单地罗列了一系列材料,实际上却通过独具匠心的编排给出了一条理解沈从文的线索,这个线索就是沈从文的执著。
这种执著首先是对文学的执著。1923年,沈从文并不是唯一一个怀着文学梦来到北平寻找出路的年轻人,在那个群体中,他甚至并没有表现出过人才能,连标点符号都不会使用,更没有写出什么令人称奇的作品。就像大多数文学青年那样,他最初写下的大部分作品都乏善可陈,自然遭遇了无数次退稿。由于接连不断地投稿,让当时《晨报副刊》著名的文学编辑孙伏园感到烦不胜烦,孙伏园甚至把沈从文寄来的稿件连在一起,当着众多同事的面宣称这就是一位大作家的作品,随后将那厚厚的一叠稿子扔进废纸篓。我们可以想象,当这样的消息传到沈从文那里时,这位年轻人会受到多么巨大的伤害和刺激。
沈从文,摄于湖南保靖军队中,1922年2月照。
对当时聚集在北平的众多文学青年来说,文学固然具有着足够的魅力,但远非生活的全部内容。很多人渴望的其实是小说家的名气,并没有要为文学奉献心血的愿望,几次投稿失败就足以让他们知难而退。更有些年轻人虽然展现出足够的才华,但缺乏投身文学事业的恒心与毅力,凭着报刊上发表的一两篇小说、三四首短诗,赢取了心爱的姑娘的芳心,旋即就永远从文学史上消失了。而沈从文却以“乡下人”特有的执著,从不理会投稿失败带来的挫败感,埋头进行各种写作试验,锻炼自己的文字技艺,寻找最适合自己心性的创作道路。因此,《萧萧》《三三》《凤子》《丈夫》《柏子》《边城》这类杰作绝非天才的灵光乍现之作,而是沈从文经过反复摸索之后,才最终找到的创作道路上结出的果实。而作家本人对此也心知肚明,他在1950年总结自己的人生经历时就颇为自负地说过:“在民十六(1927)到廿六(1937)年,恰恰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以来短篇小说的收成期。巴金、老舍、茅盾、丁玲、张天翼、穆时英、施蛰存、沙汀、艾芜、魏金枝、靳以,都各有成就,才成为国内读者所熟习的名字。……在十六年左右,我只能说是百十小说作者其中之一员,到廿年(1931)以后,我应当说是比较优秀的一员了。”(《总结·传记部分》,《沈从文全集》第27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85-86页)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向来不缺少天才,也涌现出了很多名作,这让我们看到太多作家的处女作就是其一生的巅峰之作。这当然没有什么不好,但仅靠处女作名世多少还是会限制作家在文学上所能抵达的高度。只有沈从文这样起点较低,却执著地磨练自己的写作技艺的作家,才真正具有成为大师的潜质。沈从文在写给妻子张兆和的信中曾颇为自得地说:“吃饭以前我校过《月下小景》,细细的看,方知道我文章写得那么细。这些文章有些方面真是旁人不容易写到的。我真为我自己的能力着了惊。但倘若这认识并非过分的骄傲,我将说这能力并非什么天才,却是耐心。我把它写得比别人认真,因此也就比别人好些的。我轻视天才,却愿意人明白我在写作方面是个如何用功的人。”(《泊缆子湾》,《沈从文全集》第11卷,139-140页)这里固然是他在妻子面前的自我表彰,但我们读来却丝毫没有轻佻的味道,反倒让人肃然起敬。不相信天才,不急于求成,在忍耐中执著地打磨自己的写作技艺,专注于自己手头的工作,正是沈从文取得成功的不二法门。
《沈从文全集》
继续沿着张新颖为我们标示出的线索向前走,我们会发现沈从文不仅痴迷于文学,他同时对自己的生命经验也异常的执著。沈从文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终于意识到,自己“实在是比某些时下所谓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横石和九溪》,《沈从文全集》第11卷,181-182页)。此时,他没有止步于文学本身,而是努力使自己的工作与某种更为宏阔的事业联系在一起。正像我们在《〈边城〉题记》中看到的,沈从文并不觉得自己的小说是静穆、纯美的艺术精品,而是希望读者能够从中“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边城〉题记》,《沈从文全集》第8卷,59页)。也就是说,他逐渐意识到,作家不能仅仅专注于磨练自己的写作技艺,他还必须关心人民、社会、国家、民族的前途,并为自己身处的时代贡献一份力量。
于是我们发现,沈从文的小说产量开始下降,并频繁卷入各种文坛纷争,如引发京派与海派的论争,支持所谓“抗战无关论”,在抗战结束后尖锐地抨击中国政局等。所有这一切都给沈从文带来了无穷无尽的麻烦,也为他日后饱受猜忌和排挤埋下了伏笔。沈从文的家人和朋友都劝他多写点小说,少写些得罪人的文章,可这位执著的乡下人偏不!他批判作家相互之间的吹捧与争斗、厌恶商业和政治对文学的侵蚀、反感作家依附于某个组织或集团。他的观点其实非常朴素,那就是作家安身立命之本是安于寂寞,专注地写出优秀的作品,除此之外的一切都会最终伤害文学。这和沈从文对当时中国的社会问题的判断是一致的,他认为所有那些拯救中国的外来理论都是空谈,只要每个中国人都把自己分内的工作认真做好,中国自然就富强了。
这样的观点是否正确早已不需要我们来评说,但这种庄严、认真的生活态度本身还是让人非常尊敬的。只是对沈从文周围的人来说,与这么一个严肃的人朝夕相处,还是会觉得异常压抑并敬而远之。例如,沈从文的妻妹张充和爱听昆曲,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时,作家靳以经常带领张充和等人去吉祥戏院或广和楼戏院看戏。有一次,他们在沈从文家里凑在一起正准备出门,正好撞见沈从文,主人直截了当地对靳以说:“他们是学生,应要多用功读书,你年长一些,怎么带他们去看戏。”说得靳以面红耳赤、哑口无言。听了沈从文一番语重心长的教诲,张充和、靳以他们不由得暗下决心,下次相约看戏时,绝对不把集合地点选在沈从文的家里。此外,在抗战期间,沈从文与很多西南联大的知识分子比邻而居,他发现身边的同行并没有把全部心血都用在做学问上,恰恰相反,他们一有空就凑在一起打牌消磨时光。这本是无伤大雅的小嗜好,并不是什么大是大非的问题。可沈从文却在刊物上接连公开发表文章,认为知识分子把智慧和精力消耗在一些小纸片上,放弃了对事业和民族的责任,是自甘堕落的行为。我们可以想象,沈从文的同事在读到这样的文章后会感到怎样的羞辱和尴尬。
也正是因为秉持着如此“一根筋”式的人生态度,沈从文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拒绝接受任何成型的理论或学说,执著地要从自己的生命经验出发寻找改造中国的道路。他为自己在这一时期设定的工作目标是“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做一种光明赞颂。在充满古典庄雅的诗歌失去价值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水云》,《沈从文全集》第12卷,128页),还反复表示要“用一些新的抽象原则”来重建“这个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绿魇》,《沈从文全集》第12卷,139页)。沈从文在这里所说的“神”,就是那些他不断追寻的“抽象原则”,他希望找到能够理解生命与美的抽象原则,帮助中国人重新找到尊严与活力。
只是,沈从文虽然渴望着探索抽象原则,但他本人更多的是一位有着丰富人生经验的小说家,并不擅长抽象思考。在实际的创作中,沈从文最终发现自己完全无法将抽象原则转化为艺术形态,只能不断感叹“我正在发疯。为抽象而发疯。我看到一些符号,一片形,一把线,一种无声的音乐,无文字的诗歌。我看到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前反而消灭”(《生命》,《沈从文全集》第12卷,43页)。正是因为无法在文学创作中表达自己真正想要探索的抽象原则,沈从文在1947年发表的小说《巧秀与冬生》《传奇不奇》就成了他文学创作的绝唱。由此可以看出,虽然1949年的时代巨变对沈从文中断文学创作有着重要影响,但我们同样不应该无视作家这一时期在思想内部遭遇的创作危机。正是内外两方面因素结合在一起,才断送了沈从文的文学生涯。
晚年沈从文
而执著的第三个层次,则是对生命意义的执著。我觉得《沈从文的后半生》要比《沈从文的前半生》更加精彩,因为正是在张新颖对沈从文后半生的梳理和描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陷入绝境的作家如何依靠自己的执著,寻找生命意义和安身立命之本,重新建立自己的事业。其中的磨难与艰辛、屈辱与痛苦,以及历尽沧桑之后的幸福与甜蜜,让人在阅读过程中忍不住数次扼腕长叹。我们知道,沈从文在1949年以后离开了北京大学中文系,调入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终结了自己的文学事业。此后,政府主管部门曾多次提供机会,让沈从文重新成为专业作家或进入中国人民大学等高校工作。面对这些好意,沈从文全都一一谢绝,坚持留在历史博物馆从事文物研究。甚至当他发现国家给自己定的工资标准高于博物馆的领导时,还主动要求降低工资。
显然,沈从文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因无法表达“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而感到绝望后,又重新找到了一种建立生命意义的方式。他在1952年参加四川土改时,忽然领悟到“时代过去了,一切英雄豪杰、王侯将相、美人名士,都成尘成土,失去存在意义。另外一些生死两寂寞的人,从文字保留下来的东东西西,却成了唯一联接历史沟通人我的工具。因之历史如相连续,为时空所阻隔的情感,千载之下百世之后还如相晤对”(《致张兆和19520124》,《沈从文全集》第19卷,311-312页)。也就是说,现实生活中的兴衰荣辱、遭际困厄不过是过眼烟云,生命只有与悠久的历史传统联系在一起才能获得永恒的意义。如果文学的道路已经无法走通,那么文物研究其实同样可以让沈从文思接千载、神与物游。
于是我们看到,沈从文用全部心力投身到对“杂文物”的研究当中,无论是做讲解员,还是帮其他单位采购文物、购置图书,亦或是帮助工艺美术生产部门改进工艺,都尽心尽力、分文不取。他意识到自己感兴趣的“杂文物”研究百废待兴,“材料冻结已近千年,年青人即有心来搞,也无可下手处,有文献知识的少实物知识,更少比较美术知识;搞美术的又少文史知识,且不弄服装制度,因之即到今天,万千中材料已搁在面前,其实都近于死物,又各个孤立,毫无关连”(《致韩寿萱195504下旬》,《沈从文全集》第19卷,415页)。因此他有种强烈的紧迫感,要利用有限的时间尽可能地培养人才、建立起学科的基础。然而遗憾的是,与书画、陶瓷、青铜器等文物研究中的传统类别相比,沈从文开创的“杂文物”研究极为边缘,他的种种努力也始终无法得到同时代人以及同行专家的理解。历史博物馆甚至还专门举办了一个“反浪费展览”,展出沈从文为博物馆收购的各类“杂文物”,并将这些艺术珍品称为“废品”。为了羞辱沈从文,历史博物馆的领导竟然让沈从文担任这次展览的讲解员,陪同来自全国各地的同行一同参观。
不过,这些屈辱与阻碍从来没有消减沈从文对文物研究的热爱。他曾回忆自己当年“看到小银匠捶制银锁银鱼,一面因事流泪,一面用小钢模敲击花纹。看到小木匠和小媳妇作手艺,我发现了工作成果以外工作者的情绪或紧贴,或游离”(《关于西南漆器及其他》,《沈从文全集》第27卷,22页)。也就是说,那些花花朵朵、坛坛罐罐、衣帽服饰、日用杂物在外人看来虽然杂乱无章、琐碎无用,但于沈从文眼中却相互勾连、生气勃勃,透过它们,可以触摸到千载之前、万里之外的劳动者的遭遇、记忆与情感。因此,当沈从文在研究那些文物时,他并不是单纯在考证那些花纹、图样的渊源流变,而是将生命灌注于中国悠久的历史、绵延的文化与勤劳的人民当中。那些早已消失的记忆与情感,从历史的尘埃中悄然复活,与沈从文的生命呼应、共振,这是一种怎样的气象与气魄!相形之下,人事的纠葛、职称的高低、待遇的多寡、住房的宽狭又算得了什么?于是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当所有人都为沈从文放弃文学创作而感到无限惋惜的时候,他本人却对当年的选择无怨无悔。毕竟,在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当中,他早已收获了比文学创作更加深厚、广阔的生命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当我们用执著来梳理《沈从文的前半生》和《沈从文的后半生》时,似乎会让人觉得沈从文是个过于严肃、缺乏情趣的人。其实,张新颖在叙述沈从文的经历时,于主线之外,还不断穿插各种有趣的材料,为读者提供全方位地了解沈从文的路径。于是,伴随着读者的阅读,这个执著的乡下人也就渐渐变得丰满而有趣。读者会看到,这个人习惯于随手拿起一本书,在空白处写上几句题记,记录自己的所思所想。有一次,汪曾祺向沈从文借书,发现其中一本上面写着:“某月某日,见一大胖女人从桥上走过,心中十分难过。”(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蒲桥集》,作家出版社,1989年,49页)我们无从明白他究竟是因为那个女人很胖而感到难过,还是觉得桥梁不堪重负而悲从中来,但这句话本身所蕴含的莫名喜感,却总是让人忍不住沉吟再三、反复回味。
沈从文与汪曾祺
这个人在演讲时喜欢将手臂在空中挥来挥去,可因为长期伏案工作,使得那件冬天的棉袍在右肘处破了一个大洞。由于他不停地挥手,棉花渐渐从破洞中掉了出来。为了保暖,他只好不断地再把掉出来的棉花重新塞回去。偏偏他做这一系列动作时,既不愿停止演讲,也不肯放下手臂,使得他的听众全都忘记了他的演讲内容,只在脑海中记住了那个反反复复塞棉花的可笑动作。
也正是这个人,面对自己心爱的女人,会写下诸如“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我应当为自己庆幸”(《由达园给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11卷,93页)“‘萑苇’是易折的,‘磐石’是难动的,我的生命等于‘萑苇’,爱你的心希望它如‘磐石’”“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易折的萑苇,一生中,每当一次风吹过时,皆低下头去,然而风过后,便又重新立起了。只有你使它永远折伏,永远不再作立起的希望”(《由达园给张兆和》,《沈从文全集》第11卷,95页)这类让人肉麻而又颇为感动的句子。而几十年后,已经白发苍苍的他会“从鼓鼓囊囊的口袋里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一边说这是张兆和写给我的第一封信,一边“说着就吸溜吸溜哭起来”(张允和:《从第一封信到第一封信》,《水——张家十姐弟的故事》,安徽文艺出版社,2009年,170页)
沈从文与张兆和
最后要说的是,沈从文曾多次提到自己的生命与水之间的奇妙缘分,感慨“从汤汤流水上,我明白了多少人事,学会了多少知识,见过了多少世界!……我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所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影,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分,便因为被过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沈从文全集》第17卷,209页)。而阅读张新颖对沈从文一生的描述,我的眼前也总是会出现一条水气氤氲的长河。它源发于湘西的山涧清泉,靠着自身的坚韧与执著,走过了无数的沟坎、悬崖、堰塞、曲折,将生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人民交融在一起,最终演变为烟波浩荡的巨川。合上张新颖的这两本书,在为沈从文元气淋漓的一生而感佩不已的同时,他那异常执著的身影,也将长久地刻印在我们的心中。
责任编辑:丁雄飞
校对:刘威
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沈从文,《沈从文的前半生》,《沈从文的后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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