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十年镜头无尘｜李舸的自选照片：精神重建更重要

2008年5月12日14时28分，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国内外众多媒体记者前往灾区进行报道。2018年汶川地震十周年之际，澎湃新闻特别策划《汶川十年·镜头无尘》系列报道，与当时深入灾区的九位摄影记者对话，发掘影像背后的感人故事。人民日报社摄影部主任李舸在汶川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抵达现场。震后十年间，他又五次报道灾后重建进程。他常说： “要关注被摄者的情感和命运。”

【澎湃对话】

澎湃新闻：什么时候抵达灾区开始采访，什么时候结束的？

李舸：当时是周一，报社马上要开例会。很奇怪，当时在北京居然感觉头晕，紧接着就接到分社记者站的信息说地震了。那时候消息传挺厉害了，说整个汶川都没了。我们下午开会的时候就说这事要怎么报道。之后我赶紧回家，开始准备东西，带着睡袋呀，帐篷呀，压缩饼干一大堆东西。但是走不了，因为机场封闭了。后来跟着部队才进到灾区，采访拍摄到5月28日。

澎湃新闻：10年了，关于那场地震，闪回你眼前的第一个画面是什么？

李舸：“5·12”地震现在都整整十年了，一个过去了十年的特大灾难，对我来说，就是一个中年男子背着自己遇难的妻子，拿床单裹着回家，这个影像我挥之不去，但那照片不是我拍的。

澎湃新闻：在地震现场采访的经历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事？

李舸：我们到达北川县就打听，哪儿有正在救援的现场。打听到一幢楼，家属说那里头还有人，仨消防队员要进去，我就想赶紧跟着进去拍啊。结果刚进去，余震了，给我们吓的。好在不大，楼没再倒，不然我们就真埋在里头了。没什么想法，就是想拍照片。

记者他的社会定位到底是什么，我觉得一个基本定位是答疑解惑。新闻采访更重要的一个词叫“体验”。记者要去体验一件事，他才能有真实的报道。我不怕死，也是因为家庭的原因，我是军人子弟，上的也是军校，从小就想当战地记者，所以那么多的事我都去参与，当然我也知道自己死不了，人就是乐观嘛。

当年非典，听到了很多说法，当时就觉得，作为一个摄影记者，应该第一时间进去，告诉大家里面真实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我就申请进去了，第一天进去换衣服的时候，四十分钟，我当时是真害怕，但那时候你说不干了，多丢人，所以还是硬着头皮就上了。在里面呆了十几天，天天拍医生、患者，最后隔离了十几天我才回的家，我觉得这是一个做记者最基本的。

澎湃新闻：报道汶川地震的经历对你意味着什么？

李舸：我现在都不愿意拿出自己当时拍摄的“5·12”地震照片了，我觉得都有问题，都是为了当时某种需求拍的东西。经过这十年再看，哪些东西有价值呢？记不住的肯定没价值。当然也跟年龄有关系，我那时候心态很浮躁，所以地震之后我对自己做了一个比较彻底的否定。当时很多人去表现遇难者的遗体，因为觉得这些好像有震撼力、冲击力，有一种悲情在里面。我开始也是觉得应该拍，可后来就觉得这种场景不应该这么直面。这是对遇难者的不尊重，完全是噱头。还是要应该有含蓄的表达，在把灾难表现得很到位的同时，还要有一些基本的道德规范。

澎湃新闻：在灾难报道中，什么是“好”照片？

李舸：2008年经历过“5·12”地震之后，我当时就想什么是真正应该拍的呢？一类是反映当下，比如说告诉外界灾区缺什么，给老百姓解决最实际的问题，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东西。还有一类是要具备象征价值、史料价值。如果一个记者拍的都是那些表面化的东西或者为了宣传而拍摄，这些东西其实都没有太强的生命力，因为量太大，可复制性太强。所以要关注被摄者的情感和命运，不论这个被摄者是受灾者还是救援人员，通过情感来讲故事，那才是永恒的。

澎湃新闻：当年的采访中有什么觉得遗憾的？

李舸：当时还没悟出来，拍的东西都是很表面化的东西。但其实作为一个记者，不能仅仅停留在记录的阶段，因为记者还得是一个能独立思考的人。所谓的社会责任感更重要的是要有思考，这样才能推动社会发展。如果咱们达不到那个高度，就要往那高度去努力。

澎湃新闻：重返灾区后做了什么样的报道？

李舸：在“5·12”地震发生后半年、一周年、两周年、三周年时都回去过。在新闻突发的第一时间，我们当然是需要有职业素养的人，不被现场的环境所干扰，用一种客观冷静的态度去反映灾难的状况。但做完半年的报道时我们就发现，完全站在记者的角度做是有问题的：一些记者到灾难现场报道是有一些自己的目的在里头的，我觉得不纯粹。所以半年后我们就开始想，能不能有意识地去找一些喜欢或者有条件拍照的当地民众对震后重建生活进行记录。当时还有一些机构赞助了一批相机给他们。版面出来后收到了特别好的反响，因为照片里表达出的情感是特别质朴、真实的。

今年是“5·12”地震十周年。大家都有一个“十年”的情结，所以我就联系了当时一些记者回访，但又不想赶上那个正日子，因为正日子的时候肯定有各种各样的人和活动。

这一次我们拍的一些照片都是反映他们人物精神面貌和状态。因为去到汶川时感觉到特别大的变化，已经不是外在形态的变化了，更多的是老百姓生活方式以及社会管理的变化。当地老百姓他们更讲究健康、平和、自然的状态，更愿意在社会中做一些奉献。不管是村里的老奶奶还是小孩，都非常的热情开放。

【影像故事】

见到李舸的时候，他刚结束回访汶川的行程回到北京。这是他在“5·12”地震十年间的第五次往返。没有等到5月12日再去，他说不想特意赶这个时间点。

地震发生的 2008 年是李舸做摄影记者的第十八年，当时的他已是《人民日报》摄影部主任。此前，他曾为报道 1998年长江流域洪水穿越随时可能被淹没的分洪区；也曾在 2003 年只身进驻非典病房十几天。既使有如此多的经历，李舸在抵达灾区时也愣住了：“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灾难。”

在北川县，李舸打听到有一栋坍塌的住宅楼还在进行救援，现场的受灾群众哭喊着说这里还埋着家人。李舸毫不犹豫地跟着三名消防官兵钻进废墟。刚一进去，余震就来了。几秒钟内，大家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李舸眼睁睁地看头顶的碎石不断下落。撤出后李舸感到庆幸，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的报道脚步。“就是想拍照片啊”，李舸说。

危险不只来自余震。在灾区的大多数晚上，李舸都是找空地扎下帐篷露营。有天早上他在帐篷外的嘈杂声中醒来，发现自己在前夜的一片漆黑中睡到了公路边大货车的调头区。“真要是一辆车没看见帐篷压过来，脑袋就没了！”十年后再回忆起，李舸忍不住提高了音量。

灾难面前，李舸力求以最快速度进入现场，但当机会摆到面前时，他却“退缩”了。抵达绵竹后，当地上报有个村子的道路被埋、人员被困，那里成了座“孤岛”。救援部队决定调用直升机前往撤出灾民。这时若乘飞机进入现场将是个很好的拍摄机会，但这就意味着要挤占一名村民的座位。李舸放弃了上飞机的机会，等在原地。

在灾难现场，李舸不愿意把镜头对准遗体。那种被认为充满表现力的场景，在他看来是对遇难者的不尊重。他时刻保持警醒，避免在报道灾难时带上功利色彩。地震过后半年，在外界对灾难的关注慢慢褪散时，李舸却和同事重返震区。时值深冬，那里仍有灾民携家带口住在临时搭建的地震棚内。李舸将此行的照片做成专题，题目是《这个冬天不会“冷”》，在记录灾民冬日生活的同时，他也希望社会各界对灾区的关心不会就此冷却。

这次回访过后，李舸感到记者视角的局限性，他回到灾区，向受灾群众讨要他们自己记录重建生活的真实影像。在李舸印象最深刻的一张照片里，碎石堆里长出两支黄色野花。供稿者说，每天看着花一点点长起来，像是生活里的希望。2009年汶川地震一周年纪念日，李舸将这组照片取名《我们这一年》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如今再谈及当年地震所拍的作品，李舸直言“没有拿得出手的”。回忆初到灾区时，镜头里亲人恸哭、生离死别、官兵救援，李舸也跟着哭，看什么都觉得震撼。十多天下来，他逐渐感到倦怠，这不是一种生理上的疲惫，而是自察到影像的同质化。“什么才是真正值得拍的？” 地震之后，李舸开始了长达十年的反思。

2013 年的雅安地震，李舸再赴灾区。这一回，他的镜头里不再只是残垣断壁，“要看人的生活状态”。在芦山县，他遇见几名背着行囊外出打工的灾民。他们三步一回头，目之所及，路边的商店只剩下一块牌匾。芦山县也是当年汶川地震灾区之一，这几位灾民在重建中回到家乡，盘下店面做起小生意。眼见生活即将步入正轨，又遇一场天灾。

今年回访，李舸把更多镜头聚焦在当地百姓精神面貌的变化。在他的照片中，身着民族服装的老奶奶会热情邀请大家“去家里耍一哈、喝杯水”；老汉捧着《水浒传》坐在家门口，头戴的草编帽上还绣着一段外文；年轻学生们结伴去灾后重建的体育馆学习歌舞；到了傍晚，汶川县的居民们走出家门，沿着江边的文创街遛弯、闲聊。李舸被人们脸上的平和所感染。

【摄影师档案】

李舸，男，北京人，高级记者、人民日报社摄影部主任，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副会长。多次获得中国摄影金像奖、中国新闻奖、中国新闻摄影记者金眼奖、中国新闻摄影金镜头奖、奥运会体育摄影作品金质收藏大奖等。被授予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 “中央国家机关优秀专业技术能手”、 “全国十佳青年摄影记者”和《人民日报》 “十大杰出青年”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