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向春︱凡是“国宝”，都要争取：香港回购文物记（下）

资金不及时与竞争者造成的困局

首先是回购失败之例。

早在1953年8月29日，西谛就指示伯郊说：“赵佶的《四禽图卷》是重要的非购不可之物，盼能即办。”（《为国家保存文化》，294页）而就是这样一件早已确定要回购的文物，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却因资金不足，屡屡产生问题。

1955年7月2日伯郊致王毅函：

宋徽宗《四禽图卷》。此件早已由周游售出，现已查出物主，而画仍在港，据闻已与美国华盛顿博物馆接洽中。经与之接洽数次，要价十八万元。这是一件赵佶画纸本精品，且一卷有画四段，惟稍残破，无伤也。副本在美国卢芹斋处。

此画既然早就确定要收购，按道理进程应该非常顺利，但事实上，据伯郊10月22日致王毅函：

十月十四日曾上一电，关于赵佶《四禽图卷》事。此卷详情，已详七月二日函。其时物主索价十八万元，一方并与美华盛顿博物馆接洽。在未发电前，物主曾来告，该博物馆已出价美金二万七千元（合港币十六万元），如我方可出同样的价钱，当可售与我方，并限一星期作答复。候至今日，已满一周，而尊处尚未复电，焦急万分，于今晨又□电，想已入览，预料复电已在途中矣。查此卷为“东北货”，当年谭敬以极重价买入。来港后售与周游，又由周售与王某，再售与现在物主。此卷纸本，有花鸟四段，为现存赵佶画之最精者，比之上海博物馆所藏《柳鸦芦雁卷》有过之无不及，甚望能及时办妥。不然，从此无法收回矣。

10月31日，伯郊再次致函王毅催促尽快答复：

《四禽图》事，今日已为最后限期，顷与物主再度商量，请求展期。同时郊以始终未接尊处回电为对，无论如何，请再展期二十日，已蒙允许，希望速予决定。《四禽图》本身价值之高，无庸再来赘述，郊实不忍让这一个国宝性的名画，再入美帝的博物馆。

伯郊一方面请求卖主展期，一方面则紧密联系国内，希望能够尽快批准、拨款，但直到11月20日，此事仍旧未曾解决（徐伯郊致王毅函）：

《四禽图卷》一再要求卖主展期，现在已展无可展，希从速决定。这件画在花鸟画中，实在是一件不可再得的画，希望注意。

到了次年的元旦，伯郊仍在做最后的努力：

宋徽宗《四禽图》，一年前曾寄美国求售，已与华盛顿博物馆洽妥。后该馆将卢芹斋所藏副本对比，不能决定，因此未购。现在图已寄至欧洲求售，尚未售出。如仍拟争购，尚有办法。

到了月底，《四禽图》的情况变得更加复杂，1月30日伯郊致王毅函中说：

另有一事，今特飞函奉告，英人大卫德最近由东京去台湾，再由台来港，现拟收购王南屏所藏之宋徽宗《四禽图》卷。此卷以前郊曾谈过数次，未奉到指示，拖延至今。现大卫德已出价美金弍万元（合港币拾弍万元左右）。而王索价拾弍万伍千元，颇有成功希望。今日王来与郊谈，如我方有诚意收购，决让与我方，并可连同二字卷同让，计：《四禽图》，美金弍万二千五百元（港币十三万五千元）。米芾《向太后挽词册》，港币三万五千元。文彦博三札卷，港币三万五千元。三件共二十万另五千元，并望在半月内给予回复，因大卫德于昨日去新加坡，二周后再返港也。王藏三件，以郊意见，皆有收购之价值。《四禽图》不但真迹，可能是赵佶亲笔所绘。《向太后挽词》为米芾唯一之楷书。文卷除台湾收藏外，可称孤本。盼接信后与谛公、冶公、张处长商定，即请赐一电报，以便回复王君。二月四日寄张葱玉一信，大意与此函同，并寄去《四禽图》、文彦博字卷、《向太后挽词》及台湾宋元册页十开等四种照片，又赵孟俯《八马图》印影本一卷。

仅仅两天之后，伯郊再次致函王毅提醒他面临的困境：

赵佶《四禽图卷》，价十六万元，无让。因为时间关系，请速预备此款，以便抢购。因为美国华盛顿博物馆也是出的同样价钱，防有变化。

但即便如此，国内仍未就此图发出明确指示，1956年3月4日：

关于《四禽图》等三件，前途催促多次，并允可以稍减价格，务请与有关方面商量后赐复。因我方如不拟收购，《四禽图》另有人商购也。

十天之后，伯郊再次提醒说（徐伯郊致王毅函）：

赵佶《四禽图卷》，卖主一再催促，如果我方不要，卖主即以同样的价钱售与美国华盛顿馆。为了争取这件国宝性的画，请于三月底以前将港币拾陆万元汇港。

对伯郊的屡次呼吁，国内似乎一直未有回应。到了3月23日，伯郊再次发信给王毅，做最后的努力：

宋徽宗《四禽图》最后期限是三月底，已于上次信报告过。如果要争取这件宋徽宗的重要作品，希望立刻将款拨下。

可惜的是，最终这件赵佶的名作还是没能留在国内，而是辗转域外，现在落脚于美国的纳尔逊艺术博物馆。对这件争取了一年多的珍品，伯郊显然是一直心存遗憾，在1958年8月18日致王毅函中，还以此为教训，提醒王毅：

香港古画市面，唐宋元的价钱越来越高，这全是受欧美的影响。赵佶的《四禽图》及《金英秋禽图》全得善价，所以我以为张大千所藏之物，有重新考虑的必要。

其次是回购成功之例。

在1954年2月2日，伯郊致王毅函中提及米芾二帖册（《珊瑚帖》《复官帖》）及白玉蟾《足轩铭卷》，说“已与物主谈了多次，最低价前者三万元，后者二万五仟元，谨奉告希卓裁”。根据伯郊后来信中所言情形判断，当局其实是很快就批准了这次交易的，但问题还是出在资金方面。

1955年7月2日，伯郊写信给王毅：

米芾《珊瑚帖》及白玉蟾尺牍卷，物主催促再四，请便中将该款伍万伍仟元（米帖三万元，白帖二万五千元）汇下，以便解决。

十天之后，伯郊再次催款（徐伯郊致王毅函）：

《珊瑚帖》、白玉蟾卷两件款五万五千元，吴镇《草亭诗意卷》款三万元（价四万五千元，已付一万五千元），共八万五千元。因物主催迫甚急，请即通知穗蔡先生拨下。

虽然伯郊再三催促，但过了一个多月，款项仍无消息，伯郊只好再次向王毅发函催促，他在8月21日信中说：

《珊瑚帖》、白玉蟾二字卷及吴镇《草亭诗意》余款共八万五千元，请拨下为感。

又等了一个月，拨款一事，仍然毫无动静。9月20日，他再次写信给王毅：

《珊瑚帖》及白玉蟾卷款伍万伍仟元，又吴镇《草亭诗意图》余款三万元，共八万五千元，请即拨下。

因为款项迟迟未到，伯郊只好以每月一次的频率向王毅写信催款，10月22日函：

货已至京而未付款者，有《珊瑚帖》及白玉蟾卷两件。计《珊瑚帖》三万元，白玉蟾卷二万伍千元，共五万伍仟元。此款亦请从速寄下，因时间太久，货主催促不已。

11月20日函：

《珊瑚帖》及白玉蟾卷，款共伍万伍千元正，亦请汇下。

1956年元旦函：

王毅先生：到港后，曾寄上二函，每函内有单据一纸（即《珊瑚帖》、白玉蟾字卷收据及书收据），日前又复一电，想皆已收到。

到了1月26日，为了确保可以顺利与物主交涉，伯郊想到一个移花接木的办法，他在给王毅信中说：

已交件而未收款者，有：米芾《珊瑚帖》及白玉蟾卷（价伍万伍千元）……即以已收之五万元，另外之五千元，移作付米芾《珊瑚帖》及白玉蟾卷之用，并将收据一纸附上，以便付账。

伯郊的种种努力，似乎终于有了回音，在2月4日给王毅的信中，伯郊说：“请先汇叁万伍千元（伍千元为《珊瑚帖》及白玉蟾卷不足之数），前函请汇四万元是错误的。”

从以上两函所述看，中央似乎已经拨款，这个时候已经给物主付过五万元了。但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一个由于通讯迟缓造成的误会而已，中央并未同意伯郊的方案。因此到了3月14日，伯郊再次写信给王毅催款：

为了结束《珊瑚帖》及白玉蟾卷，又吴镇《草亭诗意图卷》两事，请汇港叁万五（万）[千]元正（《珊瑚帖》及白玉蟾卷共五万五仟元，《草亭诗意图》价肆万五仟元，两事共拾万元。

这次之后，再未看到伯郊就此事与文物局交涉，则此次的吁请，应该是终于得到了响应。从1954年2月创议，到此时最终购进付款，这一事件已经持续了两年有余。回首当年的回购过程，我们现在能够在北京故宫看到米芾和白玉蟾的这几件作品，显然是多亏当年徐伯郊不屈不挠的多次努力。

白玉蟾卷除了上述收购成功之一卷之外，后来还曾再见一卷。据1958年3月24日伯郊致王毅函：“香港又有一件白玉蟾字卷，东北散出者，索价美金四千元，今将照片附上，请研究后示知。”事实上，这个时候大规模地回购工作已经结束，至8月3日，王毅终于回复到：“白玉蟾不需进行。”

海外收购者的竞争

在香港回购文物，还要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来自海外收购者的竞争。1953年1月27日伯郊致西谛函中说到：

关于小米及赵子固两卷，郊在一周前写了一封很诚恳的信给物主王南屏，劝他为祖国计，减价让出。昨天接到他的回信，今附上。米、赵两卷，第一次开价是五十万，后来又减到三十万。当时美国文物特务何昕泰也在香港，与王谈了几次，恐怕也因为价钱，没有谈好。这次他减到廿五万，价钱还是太高。数月前，郊拟的初步预算，米、赵、吴（《墨井草堂卷》）三卷约十万—十二万元。即以十二万元算，与他的廿五万元，相差还很多，何况他还留下吴卷不让。在港时，他常常说到小米可以比张大千之《潇湘卷》或《夜宴卷》，这是因为小米真迹太少，是不可以比的。不过赵子固是无法比张的两卷，而且价值还差得很多。当时，郊曾将张的两卷的让价告诉他，他以为当时张出于无办法，不得不让，其实价钱太便宜了。总之王这个人是不容易办的。至于曹云西一页，让何昕泰买去，实在可惜。当时郊在沪时，王索价一万元，其实五六千元就可买到。因为没有现款，所以没有谈。曹的真迹，在国内也不太多。

根据这个记录，现藏北京故宫的米友仁《潇湘奇观图》和赵孟坚《墨兰卷》当时也曾差点失之交臂，而王南屏同时出售的吴历《墨井草堂卷》，却从此流至异域，现存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中。

再据1955年7月12日伯郊致王毅函：

代购《小屯》下编一册及Sherman E. Lee “Chinese Landscape Painting”（《中国山水画集》）此书所藏之画，太半是何斯泰在这四五年内由香港买去的，现在全在美国各博物馆及私人手上，这是最新的材料。

这里所说的何斯泰，想来应该就是上文的何昕泰，从这封信中所言，可知他在香港购得为数不少的文物珍品，转售于美国。

1955年10月22日伯郊致王毅：

专代美国各博物院购买古画的何斯泰，已于上星期来香港了。顺闻。

10月31日伯郊致王毅：

谢伯诚《观瀑图》。此轴已为何斯泰购去，这不是一件重要画，杨维桢跋有疑问。另外还有几件不甚重要的。又闻何斯泰去年自日本购入的武宗元《朝元仪仗图》已归王季迁了，同时还有倪瓒的《虞山林壑图》，换了一个王蒙画及明清画十余件。

1956年2月1日伯郊在给王毅的信中，再次提及何斯泰对文物回购的干扰：

数月来，香港书画界情形较为活跃，原因是美国何斯泰来此数月，迟迟不走。同时张大千亦由南美经日来此数周，现已离去。此间所藏之字卷，如黄山谷之《廉颇蔺相如卷》、《张大同卷》、赵子固《梅花诗卷》、耶律楚材字卷及元人集册，皆为人以高价购去，可能转售与日本。又有米芾唱和诗卷（此卷未报过），亦同时购去。

就在这同一封信中，伯郊还提到，就连《五牛图》也正在被何斯泰觊觎：

唐韩滉《五牛图卷》，本为吴蘅孙所藏，前几年谈过多次，皆因索价过高，未得要领。现吴环境转变，已有售出之意。而何斯泰亦有意购买，已出价十八万元，吴未卖。大约二十万左右或可以谈。今将照片寄上，请卓裁。此卷纸本有赵子昂二跋，与《式古堂》所记稍有出入（《式古堂》著录二卷，绢本者有赵跋，纸本无跋），请查其他著录一对。

除了何斯泰之外，另外还有一位来自英国的文物掮客，对当年伯郊的工作也造成不小的影响。在1956年1月30日致王毅信中，伯郊说到：

另有一事，今特飞函奉告，英人大卫德最近由东京去台湾，再由台来港，现拟收购王南屏所藏之宋徽宗《四禽图》卷。此卷以前郊曾谈过数次，未奉到指示，拖延至今。现大卫德已出价美金弍万元（合港币拾弍万元左右）。而王索价拾弍万伍千元，颇有成功希望。今日王来与郊谈，如我方有诚意收购，决让与我方，并可连同二字卷同让，计：《四禽图》，美金弍万二千五百元（港币十三万五千元）。米芾《向太后挽词册》，港币三万五千元。文彦博三札卷，港币三万五千元。三件共二十万另五千元，并望在半月内给予回复，因大卫德于昨日去新加坡，二周后再返港也。王藏三件，以郊意见，皆有收购之价值。《四禽图》不但真迹，可能是赵佶亲笔所绘。《向太后挽词》为米芾唯一之楷书。文卷除台湾收藏外，可称孤本。盼接信后与谛公、冶公、张处长商定，即请赐一电报，以便回复王君。

虽然现在还不能确定当年就是大卫德买走了《四禽图》，但他的所作所为对伯郊的工作，显然是个极大的干扰。

除了这种文物贩子直接的扰乱市场之外，还有一种情况，也对伯郊的工作造成极大威胁，就是藏家自己直接将藏品转送国外出售，如1956年2月1日函中伯郊还提到：“王文伯旧藏李公麟《豳风图卷》，本存香港，现已寄回美国，可能美国博物馆预备购买。”同样，这件《豳风图》后来也经顾洛阜之手，现在转入美国大都会博物馆收藏。

香港回购之结束

香港文物回购，从本质上讲，自始至终只是一件临时工作。因此在启动不久之后，当时的文物局长郑振铎就在考虑适时结束的问题了。1953年7月31日郑振铎在致徐森老信中就说到（原函藏于上海博物馆）：

估计，收购之举，在三两年之内，也就差不多可以告一结束矣。将来，即有款，也只能另星收购，万难有成批整家的旧藏可得了。

次年的6月4日，他又在致徐森老函中说：

他（伯郊）为国家救全了不少重要文物，他的功绩是显著的。但今后其地字画已不太多，拟暂停止一个时期，且静观一下。否则，过于执心了，价格一定会更加腾贵的。

可事实上，1953、1954年正是收购工作方兴未艾之际，当时还并不是收束的合适时机。但到了1956年的下半年，随着几宗大的回购工作顺利完成，尤其是市面上的名品巨迹大都各有所属，中央终于下定最后决心，结束香港文物回购。10月20日，在给徐森老信中，西谛谈到（原函藏上海博物馆）：

伯郊兄闻已回沪，甚为高兴！王毅昨已有电话给先生，请转告伯郊兄多留几时，面谈一切。文物局已将伯郊兄经手的账目结清，当由王毅带沪一同查阅，不知有何错误之处……伯郊兄的工作，我们都认为做得很好，为国家保存了不少名贵的宝物。这几天，故宫博物馆正展览“唐宋名画”，徘徊数次，不禁想念起伯郊兄的功绩来。

函中所言让王毅与伯郊面谈并查核账目，无疑就是在为结束收购做扫尾工作。大概在十余天之后，西谛收到了伯郊的来信，汇报他与王毅的会谈事宜。在此信中，最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一、“王毅同志来沪，畅谈数日，二年来未解决的问题，此次全部谈好。”也就是说，大概从1954年开始，双方大概就开始有了一些隔阂，但一直未能解决。

二、“以前所有未结清之人民币及港币帐，由此次书款内一次扣清，双方不欠分文。以后如有委托收购等事，再立新帐。”这一条的意思是，之前伯郊曾欠有公款，故将所欠在其售书款内扣除。这一点，在1956年9月8日赵万里致徐森老信中，也可得到证明（原函藏上海博物馆）：

惟据说（极秘）伯郊兄过去收领文物局订件之款（港币），但到现在尚未交货（如谭敬老太太的朱子真迹）的数不在少。如果把这批书款和上述订款两消，深恐伯兄所入无几，无补于事。

三、“已经议定价格之司马光《通鉴稿》等三件及吴镇《草亭诗意卷》一卷，由郊负责收购。”根据上下文来看，这四件物品，应该就是这次始于二希的相关文物回购工作中，最后的几件。

四、“以后如有收购事宜，双方议定价钱后，酌加手续费一成至二成。此项费用包括邮电、照相及交通等费用在内。”从这一点来看，双方虽然存有矛盾，但都在可控范围之内，并没有导致激烈的冲突，且为日后的合作，做了极好的铺垫。

也正因此之故，1958年的下半年，双方再次进行了合作。8月18日，伯郊在给王毅的一封信中提到：

盛子昭画款已领，计港币肆万另陆百元正。今将收据附上，请察收。此画是存世盛画的绝品，又是纸本，能很顺利的收为国有，不胜快慰，想有同感。

盛懋这幅《秋江待渡轴》，是之前伯郊推荐给王毅的，正是这次回购，现存故宫。在这一期间，伯郊还有很多其他建议，但因种种因素，并未成功，如信中所言：

现在又发现了一件巨迹，失踪已久的王安石书万行《首楞严经》已经发现了。此卷亦在台湾。王氏真迹除了伪故宫藏有一（扎）[札]外（仅六行），此卷是存世唯一真迹了。《墨缘汇观》、《大观录》等皆有著录。此卷索价美金弍万元，在唐宋名迹日少的今日，并不为贵。

这件王安石手迹，其实为王南屏所有，后来在八十年代中期，与宋舒州本《王文公文集》一起回归大陆，现存上海博物馆中。除了1958年之外，到了六十年代，徐伯郊又曾应文物局之请，再次收购荀斋所藏。这些，都可以视作五十年代回购工作的后续工作。

1933年，随着华北局势逐渐恶化，故宫文物陆续打包，分五批南迁。后来这些文物虽然大部分安全北返（故宫等处的南迁文物，后来又根据情势，先后西迁西南后方和东还南京。从1950年1月23日起到1958年的9月，存宁文物又陆续运回北京约六千余箱，南京尚存两千一百七十六箱、一万零四千七百三十五件，详参郑欣渺著《天府永藏：两岸故宫博物院文物藏品概述》，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此承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徐婉玲博士检示，特此致谢），但也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文物，从此便流落于台北、南京，直至今日。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五十年代初期，故宫藏品就展览而言，显得十分有限，完全不足以呈现古代艺术的整体水平和流变。所以，1952年5月29日，西谛在致徐森老函中说：

上月中，曾数次陪同各国来的代表们到“故宫”参观，深感到“故宫”的陈列，实在空无所有，显不出任何特色出来：雕刻全无，绘画极差。稍足以支持局面的，还是向张伯驹等借来展览的几幅画。所谓珐琅、玉石、葫芦等，均是小品，决不能成为专馆。如欲使其成为首都的最大博物院，也是全国最大的博物院，则必须将陈列品大加扩充，广事搜集，且将陈列方法，彻底的加以改革。尚盼先生对此事时时予以指示为感！购画事，托伯郊兄进行，并盼先生能切实的、详细的告诉他进行的方针与办法。

同年6月10日西谛在给森老函中又说到：

故宫设书画馆，要求的人很多，我们也正有此计划。故必须力谋充实所藏也！唐宋元之作固然寥寥，即明清画也是屈指可数。故王南屏和庞氏的明清画也要罗致。先生的帮助是我们所永远不忘，而绝不是‘感谢’二字所能表示的！

四天之后，西谛再次致函森老，强调文物短缺这一问题：

最近数月，常陪代表团到故宫博物院去，感觉到，内部实在太空虚了。故必须亟加补充，使它能够像一个样子。心里很着急，总想使它早日能布置得好些。故需要古画等甚急也。

直到次年的3月8日，西谛还在给森老的函中说：

现故宫绘画馆，已稍有规模，但所有尚不及一千三百件。最重要的名家，所缺甚多。不要说王维、吴道子之作决不可得，即范宽、郭熙、巨然等必要之作，尚未收到，许道宁、燕文贵的也没有。宋徽宗、王晋卿均没有好的。挂轴尤为缺乏，宋代部分，尚不知如何布置法！只能以“集绘册”拆开来陈列，尚可勉强对付。但究竟不是办法也。连马远、夏圭的大件东西都没有！仍应以全力设法搜罗。元四家中，也少大件的。倪云林的，只有两轴，奈何？！

香港回购文物，虽然说并非是特意为了充实故宫所藏，但事实上，文物局回购的这些文物，后来大都拨交给了故宫，使得故宫藏品的质量大为提高，也因此之故，西谛才会向徐森老着重指出：“这几天，故宫博物馆正展览‘唐宋名画’，徘徊数次，不禁想念起伯郊兄的功绩来。”（1956年10月20日致徐森玉函）

1956年10月20日郑振铎致徐森玉函

转眼之间，又是一甲子，伯郊等前贤的贡献和努力几乎已经湮没在历史洪流之中。回顾这次香港回购，不仅是为了廓清事实，也是希望让更多人了解当年这些奋战在文物回购第一线的先贤的辛劳与功绩，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我们才有机会与这些瑰宝长相厮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