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冷战时代？今日政治格局中的地缘政治与大国对抗

随着近年来世界政治格局不断变化，自上世纪冷战结束以来形成的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格局也日益变得动荡不安。一时间，区域和地缘冲突不断，中东的叙利亚危机牵涉多方势力，局势相当复杂，乌克兰问题同样吸引着国际社会各界的目光；而另一方面，俄罗斯和美国的关系越发紧张，俄罗斯与欧洲各国的外交关系也降至冷战结束以来的冰点，同时，中美关系似乎也处在一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之上。对此，不少专家学者和中外媒体都表示，当今全球政治格局正在步入一个“新冷战”时代。

早在2014年，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迪米特里·特列宁（Dmitri Trenin）就先后在《卫报》和《外交事务》等报刊杂志上宣称“第二次冷战”即将到来，而引发他作出这一判断的事件则是克里米亚危机。此后，“第二次冷战”、“新冷战”和“冷战2.0”等相关表述屡屡见报，而这些文章的作者们也大多是基于近年来日益加剧的地缘冲突和大国对抗作出的判断。而随着叙利亚冲突持续不断，加之大国之间的关系愈发紧张，如今，“新冷战”的幽灵似乎离我们前所未有之近。在5月5日，由《文化纵横》杂志主办的“新冷战的幽灵？”沙龙，邀请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宇洁教授，以及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达巍，一同讨论“新冷战”的可能，以及当前地缘冲突和大国对抗中的热点事件。

王宇洁：如何解读中东困局？

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宇洁教授就当前中东面临的发展困局，首先进行了概念的梳理。她指出“中东”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此前基于欧洲中心的视角，欧洲将距离自己最近的东方称为近东，又叫做黎凡特、即太阳升起之地，一般指的是地中海东岸地区，近代以来主要指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疆域。到19世纪中期以后，西方人开始以“中东”指代奥斯曼帝国和印度之间的波斯等地。在历史上，欧洲与毗邻的伊斯兰世界之间曾存在长期的征服与被征服的博弈。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日渐衰落之后，英法等欧洲强国觊觎这个疆域辽阔的庞大帝国，商议如何瓜分它的东方遗产。代表性的事件是英法两国在1916年私下达成了赛克斯皮克协定。一战结束之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不复存在，除现代土耳其之外的其他领土沦为英、法、意等国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奥斯曼土耳其所代表的“近东”概念至此也逐渐淡化，“中东”的概念外延扩大，北非的各阿拉伯国家被囊括进来，指的就是西亚北非这样一片地理范围，文化上呈现明显的伊斯兰特性。

王宇洁认为，正如历史上欧洲和奥斯曼帝国的对抗一样，如今被视为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其实是这场漫长拉锯战的延续，并非什么新鲜的话题。在奥斯曼帝国崩溃之后，英法等国随之加紧对中东地区的控制，以攫取更大的利益。随着两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今天我们熟知的不少中东国家纷纷趁着民族独立运动的浪潮而独立。中东地区出现了不少“崭新”的国家,不过由于欧洲势力的强势介入，这些新的力量大多未能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它们面临着真正摆脱殖民统治的任务，同时还需处理好内部的民族和宗教纠葛。

在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均致力于对中东各国施加自身的影响。王宇洁梳理了这一时期中东各国在建设道路上的探索。她认为这段历史对于理解今天的中东困局是非常关键的。在二战结束和冷战初期，大部分中东国家几乎都在尝试走西方式的世俗化道路。不过，这样一种路线也导致了不少国家内部矛盾的激化，因为接受西方式发展道路的主要是社会中的上层人士，他们受教育水平较高，生活条件更加优越，更能接受西方文化及其带来的影响。可是这种西方化并没有给底层民众带来好处。王宇洁教授特别提到，近来对冷战时期的中东常有一种误解，就是以当时个别的图像为根据，认为那时候中东更加符合现代社会的特征，是文明开放的代表，她认为这是今天人们所建构起来的一种想象，并不能代表当时中东社会的真实面貌。

某种程度上说，西方的发展道路使得社会矛盾加剧，也为左翼思潮的兴起提供了土壤，这也是今天回顾20世纪中东地区政治发展时容易忽略的一点。左翼思潮在中东各国的流行，也引发了政治发展道路上的“左转”，伊斯兰社会主义的思潮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这一意识形态的拥护者就包括政治强人卡扎菲、埃及的纳赛尔主义，以及叙利亚复兴党最初所奉行的政策方针，都是伊斯兰社会主义的不同表现形态。

但显而易见的是，无论是社会主义路线还是资本主义路线，都不能完全适应中东各国的政治发展需要，早在五十年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就开始抬头。到了六、七十年代，主张“伊斯兰教统摄一切”的伊斯兰主义开始强调在东西方阵营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即伊斯兰的道路。在1979年，霍梅尼领导伊朗伊斯兰革命、推翻巴列维王朝时，就明确提出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这场革命不仅成为伊斯兰主义发展的标志性事件，也对冷战格局造成了巨大冲击。作为美国在海湾地区的两大支柱之一，巴列维王朝的垮台使得美国在中东的形象和影响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此后十年，随着阿富汗战争的进行，两大阵营在中东的对抗加剧，虽然苏联最终从阿富汗撤军，但是反对苏联入侵的阿拉伯 “圣战”组织，却成为今天中东多个恐怖主义组织的前身。

历史因素和现实政治的叠加和积累，最终导致了今天中东所面临的困局。在王宇洁教授看来，今天的中东依然处在不断摸索的困境之中。中东各国，无论富有还是贫穷，在今天都面临着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发展颓势，一些国家面临主权丧失的窘境，叙利亚等国直接成为代理人战争的战场。中东各国在政治上无序，内战频繁、教派、民族冲突不断。在经济方面，发展程度较低，富有的中东国家多依赖石油资源，科技水平较为落后。相应地，在意识形态上，伊斯兰激进主义开始大行其道，推动早先的世俗化浪潮出现逆流，在个人信仰、社会生活、国家政策方面，日益强调和重视伊斯兰文化传统。与此同时，激进思想以及恐怖事件也使得穆斯林成为外界所警惕的“他者”。加之所谓“温和的大多数”并没有能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伊斯兰教面临着日益严重的污名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也受到中东战乱迭起的影响，中东困局开始外溢。在一些原本伊斯兰教影响非常小的欧洲国家，伊斯兰教已经成为基督教之后的第二大信仰，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影响不断显现，这也使得欧洲人开始担心穆斯林移民的种族、文化和宗教影响会改变欧洲原本种族和文化上较为单一的社会、担心穆斯林是否会征服欧洲，伊斯兰恐惧症不断升温。

除此之外，王宇洁教授提到了导致中东困局的“内在多重元素”。一是政治上的合法性问题。传统上政教合一的哈里发制度已经在20世纪初被废除，而提倡政治协商的舒拉制度也无法发挥现实作用，中东各国如今都面临着政治资源的匮乏。ISIS号称建立哈里发国家，实际上也给现代中东国家提出了阐释政治合法性的新难题。二是国家认同问题，即中东各国在强调以伊斯兰教为立国之本时，究竟是怎样的伊斯兰教？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并无共识。同时，伊斯兰教内部的不同教派势必也会带来认同上的挑战。在建构国家认同的同时，也存在大量解构性的因素，包括教派矛盾问题，宗教少数派的权利问题，以及相应的民族矛盾问题等等。在中东政治发展中影响很大的部落因素也不容忽视。虽然穆罕默德宣传伊斯兰教的初衷之一就是要打破部落-血缘纽带，建立以信仰为纽带的新型社会关系，但是直到今天，部落势力依然在发挥影响。如何解决国家建构中的部落问题，也是中东各国进一步发展绕不开的议题。

在今天的发展困局之下，除了大国干预给中东政治发展带来的现实困扰，需要反思被不少人视为第三条道路的伊斯兰主义是否可行。在王宇洁教授看来，伊斯兰主义与其说是解决之道、治理之道，倒不如说是一种有效的反抗工具。在一个具有深厚的伊斯兰文化传统的社会中，伊斯兰主义可以成为质疑一切现有政治体制的工具，但是对立如何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它似乎并无建树。处于东西方之间的中东往何处去，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达巍：大国对抗会引发“新冷战”吗？

有美国媒体提出，美国在“新冷战”中的最大对手其实不是俄罗斯，而是中国。显然，中美两国当前的关系，在建交四十周年前后，已经处于与以往不同的境况之中。那么，两国之间的矛盾，其本质又是什么？这也是达巍试图在其发言中提出并解答的核心问题。

对于所谓“新冷战”的表述，达巍并不完全认同，在他看来，中美两国当前矛盾所代表的，与其说是某种程度的“冷战”，倒不如说是标志着“大国竞争时代的来临”。而要弄清楚这一矛盾的本质，首先要追问的自然是矛盾的起源。在达巍的描述中，中美两国的关系，在1979年正式建交之后，其后接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一种“内外-强弱”格局当中。所谓“强弱”，自然是基于两国国力而言的；至于“内外”格局，则是因为在建交时国际格局依然处在冷战框架下，美国领导着西方体系，中国在这个体系的边缘游走，换言之，美国在“内”，中国在“外”。

在这样一种格局下，美国方面对华长期采取的是所谓“接触”（engagement）战略，试图通过与中国的交往，将其拉入到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获得战略与经济利益，同时塑造中国的发展方向。与中国的交往，也确实让美国获得了相当大的利益，一方面扭转其在冷战中的颓势，另一方面在全球化浪潮中，美国的资本、技术输出国的美国，以及中国的市场和劳动力，一同成为了全球化的两大动力。与之相对，达巍认为，中国对美国则采取的是“融入”战略，即通过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来实现现代化，但同时也要保持本国特色。两国在过去接近四十年的时间里，在前端目标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也形成了一定的战略默契，分歧在于美国致力于“改变”中国，而中国则坚持保持特色，但在这一阶段，这一分歧显然还是被搁置起来的。达巍援引了美国学者兰普顿（David M. Lampton）的《同床异梦》一书的书名，认为这一时期，中美两国或多或少都对两国的关系存在积极乐观的情绪，但同时这种乐观也掩盖了两国存在的分歧。

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体量不断接近美国，同时也“日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但是中国并没有随美国所愿，走上被改变的道路。“内外/强弱”格局改变了，“接触-融入”也就逐渐走向了历史终局。所谓“同床异梦”一朝惊醒，也使得美国方面越发警惕中国的发展路线。在达巍看来，其实美国对华策略的调整并不突然。早在2007年，孟捷慕（James Mann）的《中国幻想曲》（The China Fantasy）一书就质疑了过去美国学界和政界对中国的理解，过去美国人认为只要两国接触，中国就会随之发生改变，跟着美国的道路走，孟捷慕在当时就提出要打破这种幻想，但却未能获得足够的重视。2008年前后，美国开始以一种“强大中国范式”（兰普顿语）来看待中国，而不是像过去一样把中国当作一个相对的“弱国”。2015年美国的对华战略大辩论则是影响到今天美国对华策略的重要事件。在辩论中，美国各界虽然意见不一，但越来越多的美国战略界人士认为，美国过去三、四十年的对华接触战略已经宣告失败。分歧在于，未来的对华道路该怎么走？今天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战略，无非是他们就这一问题给出的自己的答案。当然，达巍也提到，即便是希拉里上台，美国对华强硬路线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动，因为对华强硬已经是美国各界的一个共识了。不同的，将只是示强的领域以及方式而已。

达巍进一步讨论了如今中美矛盾关系的实质。在他看来，两国在经贸领域的分歧表面看包括贸易不平衡、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高端制造业和科技竞争、经济模式等几大议题。贸易不平衡更像是特朗普在追求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在知识产权保护上，长远来看中美两国的目标应当是接近的；市场准入方面的分歧，更多是碍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差距。达巍表示，高端制造业成为如今中美经济关系中一个关键点，对特朗普政府某些高官尤其如此。而更重要的，则是经济模式问题。总而言之，当前中美矛盾的实质，是“庞大的、非西方模式的、政府在经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发挥作用的中国，在进入到西方打造的国际体系当中后，能否与西方模式以及西方价值观兼容、共生？”显然，特朗普目前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而就所谓“新冷战”问题，达巍则表示，中美之间不太可能出现过去美苏那样的“冷战式”对抗，发生“热战”的可能性则更低。中美关系还没有坏到“新冷战”的程度，但是要防止这种前景。当今美俄关系就处于“新冷战”的状态，两国虽然有来往，但战略上相互敌视，并且有很多互相敌视的行为。就中美关系问题，美国方面给出的定性是“大国竞争”，这一竞争表现在经济、意识形态、地缘政治和军事科教等诸多方面，未来两国比较难以在继续维持现状，特别是美国似乎不愿维持现状；美国也难以改变中国的发展道路；选择贸易战无疑会导致双输局面；而最理想的情况是，中美两国摸索出两种模式的共生所需要的规则和边界，而这一任务非常困难。对此，达巍表示，中国也需要做好准备，进行持久但是低烈度的竞争。竞争并不一定就是坏事，更重要的是管控好性质以及成本，同时避免对外部环境做出错误的战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