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哈维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解释为什么是错的？

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卫·哈维

马克思主义学者大卫·哈维近期出版了新书《马克思，资本与经济疯狂的原因》[1]，哈维也向其他学者推荐了自己最新的论文。

在这篇名为《马克思拒绝劳动价值理论》的论文中，大卫·哈维提出了一个观点，他认为马克思根本没有提出“劳动价值论”。根据大卫·哈维的说法，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不同于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的理论，在马克思看来，价值是一种商品所体现的劳动的反映，而这只能在市场交换中被创造和揭示。在市场上，如同大卫·哈维所说：“没有市场，就没有价值”，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就是说，价值只是体现在当它以货币形式实现的情况里，而不体现在生产过程中。

大卫·哈维认为，如果工资被压缩到很低的程度甚至趋向于零，那么就不会有市场上的商品交换，也就没有了价值实现，这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真正根源”。因此，从资本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避免危机的政策应该是“提高工资”，确保”合理消费“，并努力使得日常生活成为消费主义的一个起作用的领域。

大卫·哈维指出，这种对价值理论的解释“超超越了李嘉图，也与常识中对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的解读相去甚远。”这当然是正确的。但大卫·哈维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解释正确吗？即使他是正确的，这种解释是否具有经验性？对此，借用马克思最爱的说话方式，我想用三个“不”来表达对他观点的否定立场。

大卫·哈维首先说，“普遍认为是马克思把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改编为资本积累研究的奠基性概念的”，他接着说道，“由于劳动价值论被普遍抹杀，所以往往主流理论会说马克思的理论毫无价值”，不清楚大卫·哈维在这里指的是谁。确实，资产阶级主流经济学家认为马克思的价值规律是不可信的。长期以来，新古典主义的“愤青”们一直将劳动-价值的概念贴上“形而上学”的标签。新李嘉图主义、后斯拉法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他们也强烈倾向于否定任何“价值”概念，把它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神秘主义。

大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是能划分出马克思和李嘉图的区别的，这种区别绝非大卫·哈维所述，“李嘉图有劳动价值理论，马克思没有。”这其中的区别在于，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是建构在“具体劳动”（一定劳动时间内所耗费的物质上的劳动的量）之基础上的，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则是建立在“抽象劳动”基础上（在市场上“被社会承认”的劳动时间）。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本身是一种可以在市场上售卖的商品，事实上，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个主要特征，即大多数人没有生产资料，所以，必须把他们的劳动力卖给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因此，劳动与商品一样，也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有用的劳动，即人力劳动的支出，以一种具体的形式，为特定的目的，去创造某种使用价值。另一方面，是抽象劳动，即创造了商品所代表的价值，因此马克思对劳动和劳动力进行了区分，这对于理解利润的来源是绝对重要的。

这是马克思价值规律的重大进步。工人通常在一天内为自己及其家庭的再生产而购买的商品所体现的劳动时间少于工人在同一时间内实际向资本所有者提供的劳动时间。结果是，在任何一段时间内，工人生产的价值超过了资本所有者购买劳动力所支付的工资，马克思称之为“无报酬劳动”和“剩余价值”，马克思的抽象劳动价值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剥削性质，而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劳动价值论都没有揭示出这种剥削性质。

马克思雕像 新华网 图

马克思的重大发现——“抽象劳动”，这区分了他的价值理论与之前的古典的劳动价值理论，大卫·哈维对此只提到了一次，而且是蜻蜓点水式地加以论述的。这是因为大卫·哈维把他对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阐释建立在交换过程之上，而非耗费了劳动力的生产过程。大卫·哈维表示，“价值最初的确是凝结在商品里的社会(抽象)劳动的反映”，但“在市场里的规范状态下，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只有当商品交换成为‘正常的社会行为’被加以兑现时，价值才能存在”。所以，没有货币，就没有价值。

大卫·哈维说得没错，不过在商品进入市场交换之前，在生产过程中，劳动就已经被表征在商品的价值里了。价值通过人的体力和脑力劳动的耗费实现，并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被抽象化。不是货币创造了价值，而是相反。货币是劳动支出的代表价值或交换价值，而不是倒过来。我想，在这个重要的理论点上，马克思表述得很清晰，在《资本论》第一卷里，他这样写道：“商品的价值在进入流通之前就体现在商品的价格里，也因此，它是流通的条件，而非结果。”[2]。

穆雷·史密斯在他的新书《看不见的利维坦》[3]中对马克思的价值规律与大卫·哈维的解释之间的区别作了简明的解释，马克思说：“货币作为价值的尺度，是衡量商品内在价值的必要形式，即劳动时间。”史密斯点评说，“这显然与所谓的价值是在交换过程中产生的观点南辕北辙……这一描述是精确的，交换过程产生的作用，‘劳动产品在市场上的均衡’就体现了一种真实的抽象，围绕着交换的生产过程必须考虑‘生理劳动’的消耗，它既创造使用价值，也创造价值，这里既有具体劳动，也有抽象劳动。试图论证价值不是在生产中创造的，而是在生产和流通的衔接过程中创造的，这是一个充满循环论证的智力游戏，可以让人身心愉悦……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如果人们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除了价值形式和货币外，抽象劳动并没有实质性的存在，那么，商品价值似乎与其生产条件可以被如此理直气壮地分割开来，然后就为论证价值和价格的同一性铺平了道路。”

相反，马克思的价值规律是建立在这一观点上的，即商品生产的劳动产生价值，而交换则是通过货币形式来加以实现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能区分商品生产中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以及通过交换实现的那种不一样的价值。

与主流经济学家和新李嘉图经济学家的观点相反，这里不存在“神秘主义”。价值是客观的、真实的，而不仅仅是用货币来表达的。马克思的价值定律(用劳动时间来衡量)可以通过交换价值和价格从经验上加以验证[4]。

大卫·哈维的解释是有道理的，如果只有在金钱交换和“货币在场”的时刻才能创造价值，那么就会倾向于认为(有效)需求实现决定着资本是否能顺利地积累起来而不是发生危机。为了证明这一点，大卫·哈维详细描述了资本主义积累对生活水平的影响，资本家致力于提高相对剩余价值，也因此会采用自动化的手段，他举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章的例子。大卫·哈维强调说，资本主义积累的目的是将劳动力价值压倒最低限度——甚至到穷困的程度。

大卫·哈维总结道：“这是资本价值积累规律所走向的典型结果，在恶化劳动力再生产条件与资本永无止境地扩大市场的需求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里所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真实根源在于工资被压低，人口大多数陷于贫穷的境地。”所以，“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工资被压低”和“人口大多数陷于贫穷的境地”，这是一种“消费不足”论的观点。

这里有几点要注意。首先，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五章（中文版为第二十三章）里论述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不只是指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大卫·哈维忽视了这一一般规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资本的有机构成上升的趋势。这是相对剩余价值上升的原因，也是利率趋势变化的一个关键因素（《资本论》第三卷讨论了利润率下降趋势），“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规律”，“长期利润率下降”为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奠定了基础，大卫·哈维恰恰忽视了这一点。

大卫·哈维继续论证他对消费不足的解释：“价值取决于需求和欲望的存在，它被消费者群体的购买力所规定……这也意味着，将工资削减到几乎一无所有，对实现市场价值和剩余价值将适得其反。从资本角度，提高工资以确保‘合理消费’，把日常生活作为消费主义的一个场域，是价值实现的关键。”。因此，大卫·哈维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陷入危机，是因为工资受到压制；所以，提高工资，确保“合理消费”，就能提供“购买力”，从而结束危机。

其实这种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消费不足的解释，已经被马克思本人给有利反驳了，大卫·哈维引用了马克思的《资本论》里第二卷的内容，在第二卷里，马克思如此写道：

“认为危机是由于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或缺少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引起的，这纯粹是同义反复。除了需要救济的贫民的消费或“盗贼”的消费以外，资本主义制度只知道进行支付的消费。商品卖不出去，无非是找不到有支付能力的买者，也就是找不到消费者(因为购买商品归根结底是为了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但是，如果有人想使这个同义反复具有更深刻的论据的假象，说什么工人阶级从他们自己的产品中得到的那一部分太小了，只要他们从中得到较大的部分，即提高他们的工资，弊端就可以消除，那么，我们只须指出，危机每一次都恰好有这样一个时期做准备，在这个时期，工资会普遍提高，工人阶级实际上也会从供消费用的那部分年产品中得到较大的一份。按照这些具有健全而“简单”(!)的人类常识的骑士们的观点，这个时期反而把危机消除了。”[6]。

在我看来，马克思已经批判了哈维教授的论证和结论，即经济危机是由于人们无法支付“所想、所需、欲望”而引起的。当然，是否有可能是马克思错了，大卫·哈维对了呢？然而，经验数据也不站在大卫·哈维这边。

让我仅举三个事实：第一，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工人的消费不是“需求”中最大的那部分，最大的那部分是生产性资本的消费。国内生产总值或支出是衡量消费需求的指标。在美国，消费似乎占GDP的70%。然而，以“毛产品”为例，如果撇开国内生产总值内的所有中间增值环节，消费只占生产总值的36%，其余部分则构成资本对零件、物料、中间产品和服务的需求，是资本家的投资，它们才是需求摇摆不定因素和驱动因素，而不是工人的消费。

第二个事实也可以论证这一点。如果我们分析战后美国经济每一次衰退或衰退前的投资和消费变化，我们会发现，消费需求在引发衰退方面几乎没有起到主导作用。在自1953以来的6次衰退中，个人消费变化每次都低于GDP或投资的变化，1980-2年间个人消费根本没有下降。然而，每次投资都下降了8-30%。

第三个事实与大卫·哈维认为的“提高工资将有助于资本”的观点有关。卡切迪发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2次危机中，有11次工资是上涨的，只有1次是工资下降(1991年危机)，这证实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2卷里说明的观点。

大卫·哈维的小论文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阶级斗争可以不再由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关系决定。相反，大卫·哈维在新书和全球各地的演讲里，不断强调，在“现代”资本主义体系里，通过“资本循环”，资本能找到出路。对于大卫·哈维来说，阶级斗争的“热点”现在集中在变现(如租金、按揭、制药公司的价格欺诈等)或分配(税务、公共服务等)上，生产领域的阶级斗争已经不那么重要了(甚至可以说根本不存在了）。

在我看来，大卫·哈维为了在论文里支撑他的观点，陷入了各种理论上的混乱。首先，他认为马克思没有劳动价值理论；其次，他认为价值在交换（变现）里加以实现；其三，他认为利润率（甚至仅仅只是利润）与经济危机无关联：危机关键的本质在于，劳动力的价值被压到最低限度甚至趋近于零，工人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了。这是比凯恩斯“消费不足”理论更粗糙的版本。

大卫·哈维故意忽略了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及其对应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别(劳动二重性与价值二重性），马克思发现的商品中的价值二重性被哈维归约为工人缺乏购买使用价值的能力。对于大卫·哈维来说，使用价值（想法和欲望）是关键，而不是交换价值。马克思的理论认为，危机是由剩余价值不足造成的；哈维的理论则把理由解释为作为消费者的工人们的使用价值不足。过度积累被消费不足所取代。阶级斗争不再是工人对资本家，而是消费者同资本家或纳税人同政府之间的斗争。

这不是马克思的观点，更重要的是，整个方法与工人斗争分析和战略是相混淆的。

原文地址：https://thenextrecession.wordpress.com/2018/04/02/marxs-law-of-value-a-debate-between-david-harvey-and-michael-roberts/?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1] 大卫·哈维《马克思，资本与经济疯狂的原因》，剑桥大学出版社2017年11月7日出版。

[2] 马克思，《资本论》英译版第一卷，本·福克斯翻译，第260页，纽约Vintage出版社1977年发行。

[3] 穆雷·史密斯，《看不见的利维坦》，《历史唯物主义》系列，2018年发行。

[4] 科克肖特和科特瑞尔将经济分解成许多部门，以表明这些部门的货币价值与同时用于生产总产出的劳动力密切相关。安瓦尔·谢赫也做了类似的工作，他比较了市场价格、劳动力价值和根据美国投入产出表计算的标准生产价格，发现平均劳动力价值偏离了正常值：与市场价格的差距仅为9.2%，生产价格(按观察到的利润率计算)与市场价格的偏离仅为8.2%。莱夫特里斯·索夫里迪斯（Lefteris Tsoulfidis）和迪米特里斯·帕塔里迪斯（Dimitris Paitaridis）依据加拿大的投入产出表调查了价格-价值偏差问题，他们发现，对于加拿大经济，其结果与马克思的价值规律是一致的。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G·卡切迪(G Carchedi)指出，马克思价值规律的有效性可以用美国官方数据来检验，这些数据是对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的货币价格进行归约的。卡切迪发现，货币和价值利润率向同一个方向移动(倾向向下)，它们的变动趋势联系密切。

[5] 比如，马克思提到资本有机构成上升趋势，“资本的不变部分比可变部分日益相对增长的这一规律，在每一步上都由商品价格的比较分析所证实（象前面已经说明的），不管我们比较的是同一国家的不同经济时代，还是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只代表所耗费的生产资料价值或资本不变部分的那个价格要素的相对量，同积累的增进成正比；用来支付劳动或代表资本可变部分的另一价格要素的相对量，一般同积累的增进成反比。”（马克思，《资本论》中译本，第一卷，中央编译局翻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718-719页）；“一切在这个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同时也就是提高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生产的方法，而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又是积累的形成要素。因此，这些方法同时也就是资本生产资本或加速资本积累的方法。剩余价值不断再转化为资本，表现为进入生产过程的资本量的不断增长。这种增长又成为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基础，成为随之出现的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加速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的基础。可见，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表现为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条件，而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反过来引起资本的加速积累。因此，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随着资本积累而发展，资本积累又随着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发展。这两种经济因素由于这种互相推动的复合关系，引起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从而使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同不变组成部分相比越来越小。”（马克思，《资本论》中译本，第一卷，中央编译局翻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720页）。

[6] 马克思，《资本论》中译本，第二卷，中央编译局翻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4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