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生态观：如何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快速的经济发展带来物质财富的巨大增长和物质生活的改善，但也造成了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给人类的生存埋下了不可预料的隐患，引起人们的焦虑和不安。人们不得不多方反思，寻求对策和出路，包括重溯古人的生存智慧。朱熹作为儒家的集大成者，其关于人和物的思考建立在人与万物同宗同源的基础之上，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观念，为解决人类当前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了独特的思想资源。

朱熹认为人与物是统一的，他在《四书章句集注》一书中对《中庸》进行注解：“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所谓性也。”认为天在创化万物的过程中，一方面以“阴阳五行之气”聚合成万物之形，另一方面，将“理”赋予万物，这样一来，万物与人一样都具有天赋予的共同之“理”，由于他相信“性即理也”，由此，万物又具有共同的“天命之性”。既然人之性与物之性都来源于天，所以人与万物有着共同的来源和本性。这种观点在《朱子语类》中也有相关的表述：“‘性’字通人、通物而言。但人、物气禀有异，不可道物无此理……仁义礼智，物岂不有，但偏耳。”在这里，朱熹明确表述自然万物与人一样，也有仁义礼智之性。朱熹认为不仅是动物有着与人共同的“性”，而且花草等植物，甚至是无生命的物体也具有。“物物皆有性，便皆有其理……花瓶便有花瓶的道理，书灯便有书灯的道理。”

如果说人与物一样有着共同的“理”与“性”，是不是可以说人与物是完全无差等呢？显然不是的。朱熹所说的人与物的统一，是从人之性与物之性两者来自同一个本源而言，认为两者在本质上并不具有差异。但人与物仍存在着高低贵贱之分，就在于人与物的“气”有差异。朱熹在《孟子集注·告子上》注孟子所说的人之性与牛、犬等动物之性时，说：“人、物之声，莫不是有性，亦莫不是有气。然以气言之，则知觉运动，人与物若不异也，以理言之，则仁义礼智之禀，岂物之所得而全哉？此人之性所以无不善，而为万物之灵也。”在朱熹看来，人与物的气禀是不同的，导致人的仁义礼智之性是完善而整全的，而物的仁义礼智之性是不全的，因此，人是万物之灵。

人与物统一于“理”而异于“气”，作为行动的主体，人要承担起道德责任与义务，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约束，并在完善自我的基础上推己及人、由仁及物，通过与自然的互动，实现人与天地万物的和谐。由此，朱熹提出了自己关于人应当如何对待自然，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是怎样的。《走进大自然的宋代大儒：朱熹的自然研究》的作者乐爱国认为，朱熹提出人与物由于气禀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圣人应当对人与物的不同品级而做出节制和约束，立礼、乐、刑、政之属，以教化天下，而这种教化不只是在伦理道德方面，而且也包括在开发和利用自然物方面，而使“万物各得其所”。

朱熹在人如何对待自然万物方面对人的作用定位是“赞天地之化育”。“赞天地之化育”是人要参与到自然当中，人与自然进行互动，并辅助自然，这一句集中了朱熹对于人类在参与自然过程中各种行为的高度概括，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他认可程颐关于“赞”的解释，《程颢，程颐，河南程氏遗书》中程颐提到赞化处，说：“天人所为，各自有份”，这种说法得到朱熹的赞同，而且，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他给“赞”下了定义，“赞，犹助也。”在朱熹看来，天和人各自有各自的分内之事，天有天所要做的事，人有人所要做的事，而人所要做的就是“赞天地之化育”，“赞”取“赞助”之意；另一方面，朱熹进一步将“赞”引申为根据天地之道，教化百姓依道而行，即“裁成辅相”，这一词来源于《周易》。由于世间万物都有其不足之处，而只是生成了人和万物，赋予“道”和“理”，而天自己是无法使得万物依道而行，无法做这些事情，因此，需要圣人来教化百姓与万物。总的来说，就是根据天地之道，来“赞助”和“辅佐”天地所不能做的事，使万物得以完善，依道而行。

“赞助”与“辅佐”是朱熹对人参与自然的作用的总括，那么人应当如何发挥这种作用呢？朱熹认为，只有“尽物之性”才能达到“赞天地之化育”。所谓“尽物之性”，就是要充分发挥自然万物各自的本性，根据这些本性来处置，而不是依据人的主观想象，这样才能“赞天地之化育”。他在《西铭解》中提到“凡有形于天地之间者，若动若植，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于参天地、赞化育，然后位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强于外。”朱熹认为，“赞天地之化育”要“若其性、遂其宜”，就是根据动物和植物的各自本性，给予适宜的对待，然后自然地能使得万物完善，这不是外在的强加。此外，朱熹还指出，这种活动“皆是事实，非私信之仿像也”。由此可见，朱熹所说的圣人“赞助”与“辅佐”自然并不是从人出发的，而是要从万物的本性出发。

那么对待自然万物是具体应当怎么做呢？先秦儒家关于生态方面大多强调“时禁”，不是完全禁止人们狩猎或伐树这类行为，而是人们有时候可以做这些事，有时候不可以做这些事，如《孟子·梁惠王上》“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要按照一定的时节、万物的节律来安排这些活动；《荀子·王制》篇提到的“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朱熹继承例了这些观点，《朱子全书》中有提到“圣贤出来抚临万物，各因其性而导之。如草木昆虫，未尝不顺其性，如取之以时，用之以节：当春生时‘不殀夭，不覆巢，不杀胎；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所以能使万物各得其所，惟是先知得天地本来生生之意。”圣贤要通过顺应万物的本性来开发自然，比如春天的时候不能砍伐树木等，因时节来开采，这样才能使得万物各得其所，而前提则是要先认识到自然万物的本性，而不是一味盲目地索取。

人通过“尽物之性”，充分顺应万物的本性，并且“取之以时，用之以节”，不随意戕害自然的动物和植物，这是朱熹关于开发和利用的具体要求和途径。他认为，这样做最终能达到人“与天地参”的目标，“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与天地参”是儒家提出的一种至高至极的人生境界，强调的是人和自然之间分职而又协调达到相统一的理想状态，意为与天地功德并立而为三，这是一种人与天地和谐的状态。

总的来说，朱熹通过论述人与物的本性出自同一本源——天，说明人与万物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其不同之处就在于各自的气禀不同，导致人与物之间的差异，而天不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因此需要人来“赞天地之化育”，人在这个过程中要顺应万物本性，“取之以时，用之以节”，最后达到“与天地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朱熹这种生态观是从自然中万物的本性出发，而不是从人出发，其最终目的与核心是人与万物的和谐。这种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观相比西方的生态保护观点有其独特之处，既不同于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类置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中心，以人的利益为出发点，也不同于“非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的活动视为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作恶之源的观点，如彼得·辛格《动物解放》强调解放所有的动物。朱熹既将人与自然的和谐视为中心，同时又肯定人的主体地位，将人作为促进并达成这种和谐的主导力量。这对于解决当前面临的环境危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独特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导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