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纪行︱英属印度的国家观

那个炎热的早晨，我站在德里宏伟壮观的印度门前，突然想起多年前参观过的比利时伊普尔第一次世界大战纪念馆。

“1915年4月22日，下午5点，一条绿黄色的云带从伊普尔的德国战壕上空缓缓地飘了过来，”我仍然记得伊普尔纪念馆用来描述那个历史性时刻的话语。

那是氯气。德军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使用了化学武器。

一战中戴着防毒面具的印度士兵

由印度兵参与组成的英军并不是第一支遭遇毒气袭击的部队，但他们与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友军有着同样的命运。当印度兵看到黄色的气体迅速扩散而来时，他们奋力逃生……一名来自印度西南部多格拉族的士兵在家信中写道：“邪恶的德国人在他们出生时就应该被勒死。”

这是成千上万普通印度人与欧洲文明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他们当中有很多倒在了欧洲的土地上。德里的印度门就是为纪念在一战和第三次英阿战争中丧生的7万多英属印度将士建造的。

英军中的印度士兵来自不同地区，信奉不同宗教，属于不同民族，拉杰普特人、马拉特人、锡克人、多格拉人和穆斯林等等，无论他们有何出身，有何宗教信仰，或是属于哪个种姓，全都是被英国殖民者召唤而去的。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帝国主义而战。

这也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被集体视为“印度人”，这个第一次比上述所有第一次都更为重要。

印度士兵一开始不习惯“印度人”这个名称，因为他们有不同的种姓、民族和宗教信仰。但他们很快就意识到，其他白人对待他们与对待英国人是不同的，统统将他们视为“印度兵”，尽管他们也是英国军队中的士兵。一些印度士兵无法适应身份的突然变化，还在家信中询问家人，他们若在欧洲呆的时间太长，该如何回到由种姓和宗教划分的社会关系中去。

欧洲文明激烈地撞击着印度士兵的心灵。他们对欧洲妇女有如此之高的社会地位印象深刻。不止一位印度兵在家信中写道，这里的大多数妇女都会读写，她们有自己的工作，在社会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普通欧洲人，特别是农民的生活水平更是让印度兵慨叹不已。

他们意识到了远在亚洲的故乡土邦与欧洲之间有一道深深的文明鸿沟，由此产生了国家认同感。如果他们的印度要成为一个像欧洲国家那样强大的先进国家，首先必须独立。

一战中的印度锡克人士兵

但是，印度人的独立之梦在印度士兵为英帝国做出贡献之后破碎了，英国背弃了早先的许诺。印度著名作家沙什•塔罗尔对当时的情形有这样一段描述：英国人把战后给予印度自治权的“奖励”抛在脑后，还强行实施专制的《罗拉特法》（Rowlatt Act），赋予殖民地政府特权来打压、审查报界以镇压反帝国言论，不经审判就拘留政治激进主义分子，以及无拘捕令就逮捕任何一个有叛国嫌疑的人。

1919年，在印度北部城市阿姆利则，英国军官戴尔命令50名士兵向约10,000多名手无寸铁的印度人开枪，当时他们正在举行反对法规的和平示威。据印方后来的调查，约有1000多平民被打死。戴尔被英国人视为英雄，他还因此获得一大笔奖赏。阿姆利则大屠杀成为英属印度与英帝国最终决裂的导火索。

油画“阿姆利则惨案”

圣雄甘地和他领导的印度国民大会党在非殖民化运动中崛起，成为领导者和组织者，并在1920年代将这场运动推向高潮。

1947年8月，印度与巴基斯坦分别独立，宣告了一个在全球24个时区均有领土的日不落帝国的瓦解。

一个民族独立新时代的帷幕拉开。从1944年到1985年，共有96个国家赢得独立。这些国家拥有10多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3。印度走在了前面。

我面前这个有着印度传统红砂石色的凯旋门就建于那个殖民统治开始走下坡路的年代，它是一个典型的殖民者的“作品”，由英国建筑设计师埃德温•鲁琴斯设计，维多利亚女王的第三子阿瑟亲王奠基。1931年落成时，英国总督欧文勋爵出席了典礼。

当那些了解这座宏伟建筑来历的印度人来到这里时，他们内心会有怎样的感觉呢？

作为殖民者“作品”的印度门

今天的印度，是殖民者“创造”的一个独立国家。它拥有众多民族，这些民族共同的国家意识是在与殖民者抗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并不断加固的。然而，在这片广阔的土地上，“印度人”这种身份认同也并不总是确定无疑的。

多年来，不断有印度学者和知名人士建议，应该建立一个“自己的”纪念馆来纪念为争取国家独立和保卫国家而献身的印度人，包括那些在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运动中牺牲的人。而在多年的忽视之后，2015年印度政府终于宣布在“印度门”的附近建造一个新的战争纪念碑和纪念馆，预计耗资6600万美元。目前，该项工程尚未完工。

印度是最早独立的殖民地国家之一，也是走在亚洲非殖民化运动前列的国家。这使得独立之后的印度和它最早的领导人尼赫鲁在第三世界国家中享有很高声望。1954年，尼赫鲁提出“不结盟”的创意，并将与周恩来总理达成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不结盟运动”基础。

我在东南亚工作时，参观过1955年万隆会议的旧址。重现原貌的主席台上，尼赫鲁的蜡像位于中央。展厅中图片、资料的布置凸显了尼赫鲁、印度尼西亚领导人苏加诺和缅甸领导人吴努的作用。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的29个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参加了那次会议。

印度在上世纪50年代初的地位，很大程度上是从与英帝国的对立中形成的。战后独立的国家中，有一半以上都是像印度一样摆脱了英国殖民者的统治。但是，在1947年独立之后，印度的身后又总是拖着一个长长的英国殖民者的影子，其身份中纠结着一个矛盾——“英国的”还是“印度的”。

1962年，当印度裔作家V.S.奈保尔回到祖辈居住的这片土地时，他惊讶地发现这里的人们对“印度”并不向往，作为印度人，他们没有自豪的态度，反而充满了“种种自我怀疑的殖民地心态”。富裕阶层急于强调自己的西方性，毫不掩饰他们对哪怕是二流的外国货色的热情。政治则变成了乡村头领们争斗的游戏，而“对这些乡村头领而言，印度只是由乡村组成的复合体”。奈保尔不无沮丧地写道：“把印度视为一个伟大的国家，似乎只是外界强加的看法”。

圣雄甘地和他的纺车

直至近日，奈保尔的一些观察仍然有效。如同尚在建造的战争纪念碑和纪念馆一样，印度的国家身份认同也还在建造中。

罗兹•墨菲在《亚洲史》中这样写道：到1950年代，整个亚洲得到独立……每个原来的或新成立的国家都必须建立或重建自己的独立文化和共同意识，其目的在于维护和强调各国的特性，尽可能肃清早先强加的西方化影响；但它们也愿意鼓励本属西方创新但已成为当前走向富饶和强盛惟一可靠途径的新技术发展和工业化，将它们以某种方式与独特亚洲传统结合起来，而且不应损害两者的有效性或阻碍其成长。

难度在于，怎样才能培育出现代文明精神生长的人文环境。像所有后殖民国家一样，“重建独立文化和共同意识”往往会变成与殖民者带来的现代文明的尖锐对立，甚至演变成传统对现代的反击。直到今天，如何辨别“早先强加的西方化影响”，用什么方式将其肃清，然后再将那些“本属西方的创新”与自己的独特传统结合起来，仍没有清晰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