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与狄更生、罗素、曼斯菲尔德：离婚公案之外的剑桥岁月

【编者按】

《志在摩登：我的祖父徐志摩》是徐志摩嫡孙徐善曾循着徐志摩的足迹，走遍三大洲八个国家后撰写的徐志摩新传记，着眼于其人生定位的转换，以及他将自己定位为诗人后的种种努力和成就这些“志在摩登”的历史过往。本文摘编自该书，讲述了徐志摩在剑桥大学时期与狄更生、罗素、曼斯菲尔德等人的交往，由澎湃新闻经中信出版集团授权发布。

狄更生：大学底蕴

徐志摩滞留伦敦期间，林长民向他介绍了狄更生。狄更生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彼时他执教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他时常自诩为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嗤之以鼻。他于1902年出版的《“中国佬”信札》（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大受好评。该书以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视角写成，“他”为反对西方势力对中国社会的侵蚀渗透，而大声疾呼。值得注意的是，狄更生此前从未来过中国，但他仍然表现出对中国文化的深切理解与同情。

1911年，狄更生来华游历。他攀登了东岳泰山，又拜谒了曲阜孔庙，沿途登临名山，结营露宿，观览晓彤夕照。一路上，他对中国的风土人情、精神面貌有了直观深刻的了解。在散文集《风貌》（Appearances）中，他提到了登临泰山的沿途所见，并指出“一个将自然胜景奉为神明的民族，必定是对生活的意义有深刻认识的民族”。

这次中国之行后，狄更生以中国经历为素材，写了一系列诗歌。狄更生对中国的热爱，促成了他和徐志摩的君子之交，虽然二人年庚相差35岁，但他们依然结下了深厚的忘年情谊。狄更生常穿传统的英伦三件套西装，徐志摩则一袭长衫，两人反差虽大，但常能看到午后二人坐而论道，相谈甚欢。狄更生将徐志摩引荐给伦敦精英知识分子的圈子，而当时年仅24岁的徐志摩不仅英语流利，而且少年老成，思想深邃，他也为狄更生等了解中国思想打开了一扇窗户。徐志摩为表情谊，送葛迪（Goldie，徐志摩对狄更生的昵称）一顶中式丝绸小帽，狄更生经常戴在头上。他也很快成为徐志摩最为信赖的导师之一。

狄更生建议徐志摩这位小友从伦敦经济学院退学，转到“传说中的”国王学院修读硕士学位。鉴于已错过了当年报到入学的时限，徐志摩选择旁听国王学院的课程。由于学校无法为徐志摩安排住宿，所以他专门在附近的索斯顿镇租了一间民舍，每天骑自行车六英里到校读书。

罗素：垂范终生

1921年，徐志摩终于在伦敦见到了孺慕已久的罗素。和罗素的学术交往对徐志摩影响至深。林徽因不告而别之后，徐志摩胸中块垒郁积。也许是罗素的离婚经历让徐志摩找到了情感共鸣，因此他和罗素的通信更为频繁了。一次周末旅行中，罗素邂逅了女性主义作家、社会活动家布莱克，并对她一见钟情，因此罗素不惜自污名誉，也坚决要和原配史密斯离婚，迎娶布莱克。

那时候即使在西方国家，离婚也是很有争议性的事件。虽然史密斯已经答应罗素的分手要求，但离婚的过程远非在协议上签字那么简单。离婚当事人必须证明对方曾“犯错”，法院才会准许离婚。因此，罗素先是安排自己在伦敦的一家旅馆密会自己的一位女性朋友，作家、演员柯莱特·欧内尔（Colette O’Niel），且事后两人都声明这是“通奸事件”，主动为史密斯的律师提供证据。几周之后，罗素又买通史密斯的律师雇用的私人侦探，让他通报自己在另一家旅馆订了房间——只不过这次真的是和布莱克约会。罗素的不忠行为一夜之间尽人皆知，遂成为离婚的证据。

眼见木已成舟，法院才同意二人离婚。虽然离婚事件让罗素遭到了不少同侪的非议，但徐志摩见到罗素时，他和布莱克正新婚宴尔，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也即将出生。罗素在爱情和责任之间选择了前者，毋庸置疑，这深深地影响了徐志摩。

徐志摩不断地说服自己听从内心的真性情，不为世俗所羁。在此期间，他还为自己翻出了另一位前辈榜样——浪漫主义诗人雪莱。雪莱也抛弃了原配，和时年17岁的玛丽·葛德温（Mary Godwin）私奔。玛丽·葛德温是著名哲学家威廉·葛德温（William Godwin）的女儿，后来，她以《弗兰肯斯坦》（或曰《现代的普罗米修斯》，Frankenstein orThe Modern Prometheus）一书青史留名。

徐志摩素喜浪漫主义诗歌。有一种说法——浪漫主义诗人的灵魂迥异于庸常之辈——广为流传，徐志摩深以为然，并以此自勉。除此之外，他还认为自己，需要自由的情感和澎湃的激情，因此自己必须要打破世俗的藩篱。

徐志摩走到了人生的岔路口。自幼接受的教育要求他做一个孝子，他必须担起对父母、对妻子、对国家的责任；而另一方面，他的内心又很清楚，抛弃了传统的羁绊，他就拥有了昂扬的创作激情和真挚的情感生活，而且相比之下，这些更为重要。

在当时的中国，婚姻与其说是两人两情相悦的结合，毋宁说是两个家庭的联姻。浪漫的爱情当然也有，但并不被视为婚姻的根本。离婚的人当然也有，但只是极少数，并且离婚被视为大逆不道。因此，徐志摩为了追求真爱而选择离婚，在时人看来这简直是匪夷所思的爆炸性新闻。在彼时的中国社会，徐志摩的离婚不仅仅是个人选择，而且具有比较深刻的社会和政治象征意义。

在搬进了距离索斯顿六英里远的学校宿舍后，徐志摩终于可以如愿享受剑桥的校园生活了。他漫游于农庄村野，溯洄于康河秋波；学骑单车，试抽香烟；与二三好友品茗食酥，漫谈今古；与万千书卷青灯相伴，忘却人间。后来，徐志摩写道：“那年的秋季我一个人回到康桥，整整有一学年，那时我才有机会接近真正的康桥生活，同时，我也慢慢的‘发见’了康桥。我不曾知道过更大的愉快。”

正是在这一时期，1921年11月，24岁的徐志摩创作了他人生中的第一首正式的诗歌——《草上的露珠儿》。在诗中，他写道：

诗人哟！

你是时代精神的先觉者哟！

你是思想艺术的集成者哟！

你是人天之际的创造者哟！

你资材是河海风云，

鸟兽花草神鬼蝇蚊，

一言以蔽之：天文地文人文；

……

从这首意蕴丰富的诗中，我们看到，徐志摩开始把自己定位为诗人，即拥有远大志向、高拔格调等文学气息的诗人。数年之后，徐志摩回首尘路，追忆自己的剑桥岁月和其间的人生转折：在这里，他失去了林徽因，他沉浸于自然风光，他诗歌的羽翼日渐丰满……今昔之别，由兹而始。在后来的《猛虎集》序言中，徐志摩这样评价自己早期的诗歌创作：

整十年前我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起我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我；这忧郁，我信，竟于渐渐的潜化了我的气质。

……

只有一个时期我的诗情真有些像是山洪暴（爆）发，不分方向的乱冲。那就是我最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顾间散作缤纷的花雨。我那时是绝无依傍，也不知顾虑，心头有什么郁积，就付托腕底胡乱给爬梳了去，救命似的迫切，哪还顾得了什么美丑！我在短时期内写了很多，但几乎全部都是见不得人面的。……

徐志摩发现自己已然脱胎换骨，因为奇妙的艺术力量在他心中蓬勃生长。长期以来，他一直活在父母的期待里，即自己会成为一名经济学家，接手家族的产业，而现在，他已经确定了自己的身份和使命—成为一名诗人。

曼斯菲尔德：二十分不死的时间

对徐志摩来说，离婚一事让他焦头烂额，唯有剑桥的学术生涯以及他日益高涨的诗意能怡情忘忧。1922年春，他回到了剑桥大学，后来他回忆道，这个春天让他毕生难忘。“就只那一春，我的生活是自然的，是真愉快的！（虽刚碰巧那也是我最感受人生痛苦的时期。）”他常常乘着电车去学校，在堂皇雄伟的图书馆里埋头读书，在便宜的茶食摊上享用粗茶淡饭。他享受着作为青年学子的生活，丝毫不像有孩子的单身汉。

从婚姻的束缚中解脱之后，令徐志摩心力交瘁的索斯顿生活也随之结束，他终于可以忘情于明秀的剑桥校园，品味人生的美妙。他最爱在绿柳扶堤、白橡环岸的康河水畔读书作文，或半日凝神不动地俯察绿水柔波，或躺在碧草地上仰观浮云舒卷，他也因此称自己为“自然的产儿”。

徐志摩狂欢于难得的孤独中。这数月来，他既不为婚姻所束，又不为情事所困，他发现这种单身贵族的生活极为适合他：“‘单独’是一个耐寻味的现象。我有时想它是任何发见的第一个条件。你要发见你的朋友的‘真’，你得有与他单独的机会。你要发见你自己的真，你得给你自己一个单独的机会。”

大部分时间，年轻的徐志摩都戴着圆框眼镜，穿着修身的西装，骑着二手自行车，穿行于草场的牛羊之间，孑然而蓬勃，孤独而自由。十年之后，徐志摩对剑桥极为怀念：“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在剑桥期间，徐志摩乐于结交文人墨客，其中不少都是他在大学中结识的，他的社交也集中在学术交际上。狄更生向徐志摩介绍了威尔斯、福斯特等著名作家。徐志摩也经常和这些文人雅集于酒馆，举盏对谈，他曾与艺术家、批评家弗莱探讨过中国古代的绢画与宋瓷，也与翻译中国文学译著等身的韦利切磋过盛唐诗歌。

罗素也成了徐志摩的知交好友。徐志摩常和剑桥的同学一起，到伦敦聆听罗素的讲座。数年之后，罗素这位长者送给徐志摩他的著作《中国问题》，希望徐志摩把他的所思所感带回中国，与国人同商。在与其他几位文化界精英的通信中，罗素盛赞徐志摩“虽然只是个中国研究生，但学高虑深，而且能用中英双语创作诗歌”。

徐志摩成为伦敦与剑桥文化界的一道亮景。他风流蕴藉，才思敏捷，又时而身着长衫衣袂飘飘，时而一身西装整齐利落。风度翩翩的徐志摩受到了英国知识分子的欢迎，他在东西方文化界都如鱼得水。当时，极少有中国留学生像徐志摩这般为英国文化界所欢迎。他之所以能为剑桥吹去一股新风，除了他的俊逸潇洒、才智过人之外，也在于他饫甘餍肥的家境为他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后盾。

1922年7月，徐志摩在汉普斯特德（Hampstead）拜访了曼斯菲尔德。那时，曼斯菲尔德罹患肺结核，将不久于人世，因此他们仅仅交流了短短的20分钟。后来，徐志摩称他们的相晤为“二十分不死的时间”。他们探讨了韦利和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翻译的中国诗歌，也讨论了徐志摩最钟情的几位英国作家。徐志摩还提到他回国的计划，曼斯菲尔德劝诫他远离中国政坛，明哲保身。和曼斯菲尔德的交流对他的诗歌创作启迪颇多。

六个月之后，曼斯菲尔德香消玉殒，徐志摩悲痛之余，先后翻译了八篇她的短篇小说，以向中国读者介绍这位才女，并写了一首挽歌《哀曼殊斐儿》。兹节录如下：

古罗马的郊外有座墓园，

静偃着百年前客殇的诗骸；

百年后海岱土黑辇的车轮，

又喧响在芳丹卜罗的青林边。

说宇宙是无情的机械，

为甚明灯似的理想闪耀在前？

说造化是真善美之表现，

为甚五彩虹不常住天边？

我与你虽仅一度相见——

但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

谁能信你那仙姿灵态，

竟已朝露似的永别人间？

白庐碧蕤社：贯通中西

除了狄更生，徐志摩与白庐碧蕤社的其他成员也过从甚密。白庐碧蕤社是一个精英社团的非正式名称，其成员皆为文学、艺术学、经济学、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各个领域的卓越人士。其中包括思想犀利的思想家伍尔夫夫（Virginia and Leonard Woolf）、利顿·斯特拉奇（LyttonStrachey）、瓦妮莎·贝尔（Vanessa Bell）、弗莱、凯恩斯、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德斯蒙德·麦卡锡（Desmond MacCarthy）、福斯特等人。白庐碧蕤社的凝聚力主要来自这些文化人士的君子之交，其中有些成员彼此是情人或家属关系。他们持有进步的社会观点和改良的理念，热烈地追求有创造力的生活，力图一洗社会的沉疴。

在传记文学家J. K.约翰斯通（J. K. Johnstone）的描述中，他们普遍尊重万物的内在灵魂，认为个人的内心体验远比外在的行为表现以及物质生活更重要。他们重视勇毅、宽容、真诚等美德，追求美与真，认为只有充分地表达了精神和思想的人生才算完整。

极有可能是通过韦利的介绍，徐志摩结识了传记文学家斯特拉奇与艺术评论家克莱夫·贝尔。此外，弗莱曾在伦敦策划了一场画展，展出了当时还不入主流的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文森特·凡·高（Vincent van Gogh）、保罗·高更（Paul Gauguin）等人的作品。徐志摩对之颇为激赏，1922年回国之后，他也曾在上海和北京等地不遗余力地宣传塞尚、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和巴勃罗·毕加索（PabloPicasso）等人的画作。因此，徐志摩被这个精英团体所接纳也就不足为奇了。

彼时，欧美世界对中国也充满了好奇心与求知欲，而徐志摩这个就读于世界一流大学的中国高才生，对英法文学和中国文化都极为熟稔，谈文论艺时，他的视角之独特也令人刮目相看。后来，福斯特称与徐志摩的邂逅是“生平一大快事”。

徐志摩对白庐碧蕤社的成员也一样惺惺相惜。他回国之后，与其他几位诗人、作家等一起，创立了著名的新月社，将英国朋友们雅集的湍飞意兴带回了中国。和白庐碧蕤社的精英一样，新月社诸人或以文章，或以艺术，或以讲座，甚至以私人秘闻挑战社会尘俗。他们的活动备受文化界同侪的瞩目，也常常引起非议。尤其是徐志摩的思想进步又前卫，因此他的所言所为常常让亲友和读者们诧异不已。实际上，他的言行也映射出当时中国政治和文化等的剧烈变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