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评论︱中美“反霸”条款与亚太安全秩序（上）

现在史论中有两个“战后”的概念：一个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另一个是指冷战结束后。本文所叙战后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更精确一些说，是以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开始点，直到当今，大约70 年的时间。

从亚太地区安全秩序演变的视角观察，70年的时间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持续到1979年中美建交。这个阶段的亚太安全秩序是对抗性的，标志性事件是1950年2 月缔结的中苏同盟和1951 年4月缔结的美日军事同盟。之后，两个对抗的集团分别以不同程度在亚太地区扩展，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建立了一个军事同盟体系，中苏同盟则名存实亡，中美随后不久走上了和解之路。

第二个阶段开始的标志性事件是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亚太安全秩序的本质特征从此由对抗转为合作，这为地区带来了近40年的基本稳定与和平，也是这个地区出现持续发展与繁荣局面的基本背景。

亚太地区的持续发展与繁荣所带来的变化是历史性和有全球影响力的，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和平能否持续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这也是中美关系越来越受到关注的一个重要原因。

伴随亚太地区的发展与繁荣，还有两个重要的发展趋势促使有关各国必然对亚太安全秩序给予特殊的关注，包括安全秩序的缘起和未来很可能出现的重要变化。

其一，这个地区人口众多，人口上亿的国家数量在增加，已经有或很容易拥有核武器（包括有较大潜力快速研制核武器或有可以快速部署条件的国家）的国家数量也在增加。如果略扩大范围，将南亚接壤国家包括进来，这一点就更显突出了。

其二，亚太地区各国的发展都依托于本地区的整体繁荣，这一点对中国尤为重要。在亚太，中国虽非一枝独秀，但取得的成就最为显著，有效地借助了亚太繁荣的大趋势，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大幅提升了在地区和世界的地位。一旦失去亚太繁荣的依托，各国维持现有的发展局面是很难想象的，从历史发展的过程观察更是如此。

以上两个特点均在促进一种群雄并起的趋势，这对中国具有特殊的意义，即东亚这40年的发展有可能导致中国面对新一轮“强邻环伺”的局面。如果同近代历史上中国曾经面临的“强邻环伺”相比，不同的是那时是欧美列强扩张带来的，这一轮则是东亚地区繁荣带来的亚太邻国与中国的比肩发展，甚至 “崛起”，这凸显了从中国安全环境变迁的历史视角研究亚太安全秩序演变的特有价值和意义。

冷战结束后亚太安全秩序的基本特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亚太地区形成并维持了约40 年的基本稳定与和平。其间，规模较大的战争是1979 年2月爆发的中国同越南之间的战争，持续了27 天。在中国史称对越自卫反击战。

这场中等强度的局部战争结束后，东亚地区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只有一些小的局部冲突和国际危机，如1995—1996年的第三次台湾海峡危机、朝鲜半岛核危机、印尼的东帝汶危机，还有东海、南海出现的紧张局势，等等。不稳定因素固然一直存在，但总体看，尚能维持基本的稳定与和平，亚太地区持续的发展与繁荣同这种局面是分不开的。

回顾历史有助于看清在国际大局中是什么因素或者说是什么样的机制，使亚太地区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基本稳定与和平。概括来说，亚太安全秩序主要包括三个部分：

第一是中美之间的战略合作。中美两国不是盟友，但是曾经建立过特殊和很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这种在冷战中后期形成的战略合作关系的实质性内容，在中美两国学术界有不少系统性的论述，也为不断公布的档案所证明。美国同中国展开战略合作的某些领域，质量甚至超过美国的欧洲盟友，所以也被定义为“准同盟”。

冷战结束引发的世界政治和地缘斗争的大变化，导致中美战略关系一度出现消极的变化，两国关系成为亚太地区一个带有很大不确定性的因素。可以设想，在这个地区，美日之间不大可能在战略安全领域发生大的矛盾，但是中美之间是可能发生的。中国和诸如日本、越南、菲律宾之间会因为领土纠纷等发生一些矛盾甚至冲突，但都不会完全改变亚太的安全秩序。如果中美关系发生根本性改变或者说是逆转，亚太安全秩序就会发生根本变化，出现一种带有对抗性的国际秩序是大概率的结果。

冷战结束后，中美在冷战后期形成的特殊战略合作关系基本随之结束。从历史过程看，中美双方很快就开始不断寻求在战略安全领域维持合作的途径与办法，互相都在努力了解对方的战略意图，并希望找到维持合作局面的办法。

两国都曾提出过几种重新定义中美关系的建议，中美存在继续合作的强大意愿和动力。舆论氛围有时也会导致公众感觉中美关系经常处于紧张和敌对之中。不过在每个历史阶段，两国关系还是要看两国政府最终选择的政策导向。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美提出“建立战略伙伴关系”。随着美国领导人的更替，美国又提出“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并被中国接受。再后来，美国提出过“利益攸关方”“建设性的合作关系”的概念，中国则提出过“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等等。比较这些概念，以及观察双方不断变换定义两国关系时的交流和外交努力，不难发现中美两国在如何定位中美关系的认知上存在明显的差别。但可以肯定的是，无论具体用什么概念，两国的决策层还是希望保持合作的态势，以及在亚太地区继续开展合作，避免发生对抗。

第二，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东亚地区长期的客观存在。美国领导的亚太军事同盟体系中最主要的部分是美日军事同盟，此外还有美韩军事同盟、美菲军事同盟，相关的还有美泰、美澳新同盟，等等。这个军事同盟体系对中国来说含义复杂，因为它在建立之初就包括遏制中国的内容，后来则发展成主要是为了遏制中国。

以美日同盟为例，1947 年，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在美国政府内部提出，将日本改造成美国亚太战略的重心，美国对日本的管制最终要发展为军事同盟关系。这个转变最初是为了针对苏联，也同中国陷入大规模内战有一定关系。凯南提出的这个构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那段时间被最终确定下来，后来因为朝鲜战争，美国决定加快同日本结盟，而且明确该同盟针对中国。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在亚太地区展开积极活跃的外交时，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也逐步形成，其目的主要是在亚太地区遏制中国。当时，中国将美国建立的军事同盟体系的行动称为建立针对中国的“新月形包围圈”。

从更长的历史过程看，美国的亚太军事同盟体系对于中国来说，有很复杂的一面。1979年中美建交前后，中国同这个同盟体系中的多数国家逐步建立了正常的，甚至不少是友好的外交关系，20世纪80年代甚至同日本都建立了相当友好的关系。在冷战后期，这个同盟体系成为中国维护战略安全利益的借助力量，在亚太地区主要就是共同对抗苏联的扩张及其对中国安全日益增长的威胁。从1972年尼克松访华实现中美和解和当年中日建交，到1978 年中国和日本签订和平条约，中国对美日同盟的批评明显地大幅下降。对于中国来说，当时这个军事同盟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共同维护亚太地区稳定与和平的盟友。当然，冷战后又逐步出现了新的变化，对美日军事同盟的公开批评开始增加，对它的疑虑变得越来越强烈。

苏联解体后，美国和日本继续加强在亚太的军事合作，美国维持甚至加强了亚太军事同盟体系。对于中国来说，美国在亚太的军事同盟体系成为需要重新认识的问题。一方面，美国的战略意图越来越多地针对中国；另一方面，中国同时和包括美国在内的诸多国家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同时，美国的军事同盟体系涉及这个地区的多个国家，在有些领域和地区，中国的影响力仍然达不到。总之，中国同这个同盟体系关系较为复杂，这种复杂关系影响亚太地区

安全秩序的形式和状态。

第三是开始于冷战后期但主要是在冷战结束后，逐渐形成和发展的一些多边与双边的安全机制，包括一些安全问题论坛，例如“中日韩三边对话”“美日韩安全对话机制”、美国主导的“香格里拉国防对话”、中国主导的“香山论坛”、东盟“10+3”，等等。类似的双边或多边机制还包括各种官方的、二轨的，甚至纯粹的民间机制等，也在发挥不同的作用。

解决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六方会谈，虽然已经名存实亡，但是作为一个机制到底起过何种作用，还可以做历史的和具体的评估。就解决朝鲜半岛无核化而言，它的确没有达到目的，但是在某些时候对管控朝鲜半岛的危机不要升温，或降低紧张程度等的功能性作用是存在的。

上述机制并不都是为处理战略安全领域的问题而设立的，不过事实证明，地区中持续不断地交流和讨论可以帮助认识区域内正在发生或者潜在的紧张和危机，使各方能在必要的时候找到有效的平台，坐在一起探讨、分析、认识甚或寻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这些机制虽然不能同中美战略合作、美国军事同盟体系的实质性作用相提并论，但是在预防外交领域还是具有重要作用的。

大致勾画构成亚太安全秩序的三个部分，主要是为了解读的需要而将其简化，实际上各个部分之间存在极为复杂的互动，如果脱离历史的具体情境，其实很难解释它们之间的互动，以及何以会导致如今各方都心怀不满又无法割舍的基本稳定与和平的局面。

总之，亚太地区持续的稳定与和平有赖于冷战后期形成的安全秩序，不论有关各国内部对这种秩序有何种看法甚或不满，以及在不同时期有关国家之间发生过何种矛盾和危机，这个地区的国家总体上是受益于这种安全秩序的。

作为底线的中美“反霸”条款

如果回顾历史，可以发现中美关系的演变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存的亚太安全秩序之所以被逐步设计出来并得以持续40 年，一个历史性的原因就记载在1972 年2 月28日《中美联合公报》的“双方声明”第三款：中美“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一条的内容后来也被陆续写进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美建交公报》，文字表述基本相同。

这个史称“反霸”的条款听上去像是一句空话，但它既是“历史的”，反映了当时中美两国领导人对世界政治和亚太地区紧迫问题的理解和把握，以及当时推动两国从对抗走向和解的动力；也是“现实的”，它构成了两国得以最终解决双边关系中的各种问题的一个认知基础，没有对对方地区战略和政策的大致合理的理解，双边关系中一些敏感问题会被大幅地复杂化，甚至引发冲突。尤为重要的是，这个条款也是“未来的”，国际社会之所以担心维持了40年的亚太稳定与和平在未来会出现变数，就是对中美能否在急剧变动的国际形势中继续坚持前述共识并没有把握。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反霸”条款是这40年来亚太安全秩序得以延续、这个地区的和平基本得以维持的重要原因，也是当前亚太安全秩序的一个核心理念，或者说是一条底线。如果这个底线被打破，一定会出现大的混乱甚至战争。因此可以说，当年中美两国的领导人将“反霸”条款写进中美宣布历史性和解的第一个联合公报中，是富有远见卓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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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编自作者发表于《当代美国评论》2018年第1期的论文《中美关系与亚太安全秩序的演变》。为阅读方便，略去注释。经授权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