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R评论︱中美“反霸”条款与亚太安全秩序（中）

既然将1972 年2 月中美和解作为现存亚太安全秩序缘起的一个节点，以及将亚太地区出现长期稳定与和平的局面归因于中美在决定亚太地区当时和未来长远的根本性问题所达成的共识，就有必要来回顾战后一个时期，亚太地区的安全秩序和中美关系处于何种状态，以至于可以断定中美关系有那么重要的影响，即如果中美不能达成共识和实现和解，这个地区就很难有长久的稳定与和平。

简言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太地区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发生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大规模战争，包括大规模内战、大国之间的局部战争或间接的长期战争、激烈对抗等，而这些几乎都同中美对抗有直接关系。仔细分析所谓中美“都不应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也反对任何国家和国家集团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这段话，在逻辑上可以推论，在这个地区没有一个国家曾经获得过霸权，以及中美都认同不能靠建立霸权来解决地区问题，这是从战后历史中获得的基本经验。

中美对抗与亚太冷战秩序

从1949 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69年秋季中美开始和解和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持续了20年的对抗，其间两国打了一场直接的局部战争，即朝鲜战争，双方伤亡人数均以十万计。这期间，中国还在援助越南的抗法战争，美国则站在法国一边，支援其用武力维持殖民统治。

第二次印度支那战争，也称越南战争，大致从1963 年算起到1973年美军撤出，其间美国大规模军事介入，中国则展开援越抗美，可以说双方打了一场间接战争。这期间，美国向越南派遣地面部队，最多时达到50万人；中国向越南北方派遣支援部队，最高峰时达到17万人，先后达32万人。中国军队没有同美军发生直接战斗，但作为一场间接战争，其规模也是很大的。

如果从宏观角度看导致这种局面的历史性因素，难免给人一种必然性的印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方面，美国在世界政治中是最强的超级大国；另一方面，在美国的世界地位上升的高峰期，恰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阶段。中国对新国家的未来充满自信，相信在毛泽东那一代领导人的领导下，与苏联阵营联合起来，一定会有光辉的前景。中美两个国家都充满了自信，而亚太的特殊状态在客观上为两国提供了争斗的地缘空间。

从1943年夏秋开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时刻，同盟国开始规划战后亚洲地区的局势。第一次盟国峰会是开罗会议，当时东亚唯一参会的国家是中国。开罗会议后，中国被美英苏排除在安排亚太秩序的进程之外。力主排除中国的是两个国家，其一是苏联。当时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提出的理由是：第一，苏联还没有参加对日作战，如果同中国领导人直接谈判，会导致日苏立即开战。第二，盟国首脑会议要讨论欧洲问题，而中国没有理由也没有资格参与处理欧洲事务。

另一个是英国，丘吉尔首相要维护英国的殖民地，所以反对中国参与解决亚洲问题，特别是在香港问题上不给中国表达的机会。所以，中国以及其他一些亚太国家的领导人再也没有机会参加涉及战后地区秩序的盟国峰会，包括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等等。

总之，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未能实质性地参与安排战后亚太秩序，这种情况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始发生根本性改变。

战后初期，美国正处在如日中天的阶段，这是它与苏联对抗和干预全球事务的历史原因。国内不少论著从不同视角，根据不同理论，分析了美国获得世界优势地位的原因和进程。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其他反法西斯国家一样付出了巨大牺牲，除了德军海上封锁和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国本土未被战争波及，但美国向欧洲、亚太地区、北非地区等，派遣了大量的军队，同反法西斯力量并肩作战。在海外作战的美国军事人员达1200 多万，美国对主要反法西斯国家提供的作战物资援助不计其数。没有这种贡献，根本不会有战后国际社会对美国地位的认可，当然战后的世界也会非常不一样，这是美国世界地位形成过程中一段极为特殊的历史。

在美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一种独特的使命感，大规模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并取得胜利，极大地强化了这种使命感，美国拥有超强的世界地位和领导责任的观念等都因此被强化，这反过来加剧了美国对外干预的冲动。

2012年，美国学者韩德（Michael H Hunt）等出版了《美利坚之拱：美国在亚洲的战争》，该著作主要是阐述美国的世界地位与美国在亚太的四场战争———菲律宾战争、太平洋战争、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等之间的关系。美菲战争是美国世界地位上升的开端，打完太平洋战争是美国世界地位最高的时候，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个阶段正是美国世界地位处在顶峰的时期。到朝鲜战争后，上升就停止了，到越南战争则开始走下坡路。

按这本书的描述，美国的世界地位同它在亚洲的战争有莫大的关系，而战后初期正是美国的上升时期，也是在亚太地区干预冲动非常强的时期。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政府三天就决定陆海空三军全面介入，如此之快的决策速度同美国内部酝酿的气氛有关。柏林危机在欧洲刚刚结束，朝鲜战争的爆发给美国的对外政策带来巨大的冲击，美国领导人断定苏联正在世界的各条战线上发动进攻。朝鲜战争被认为是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步骤之一，如果不加以遏制，苏联就会在其他地区继续扩张，这导致杜鲁门政府决定立即全面军事介入。

美国干预的冲动非常强烈，顾忌又非常之少。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曾经再次出现这种强度的冲动，造成的后果在这里不做具体分析，其长期后果尚待观察。国家难免犯错，但要避免犯，特别是避免再犯战略性错误，这是战略决策中的基本常识。

在美国的世界地位快速上升的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这一历史事件给亚太地区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列强安排的战后秩序不得不做根本性改变。中国有和欧洲差不多大的国土面积，由于革命胜利而从此变成统一的国家，中国必定要体现自己的战略意志，实现自己独特的战略诉求。

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莫斯科，第一天就同斯大林讨论签订新的中苏条约。在冷战体系形成的特殊时期，中国领导人选择与苏联结盟固然有非常复杂的原因，但主动争取重新签订中苏条约，就包含了要改变雅尔塔秘密协定不合理安排的决心，这无疑是一项具有深刻历史含义的努力。

斯大林对此是很敏感的，他当时表示暂时不考虑签订新条约，就是担心会影响雅尔塔秘密协定所涉及的其他问题，包括现在还存在的日俄北方领土问题。1950年1月初，斯大林最后同意与中国结盟时说了一句话，关于雅尔塔秘密协定“那就见它的鬼吧！”这清楚地证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的发展对战后亚太秩序的实质性冲击。

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在夺取革命最后胜利和建国阶段，逐步形成了将中国革命的经验推向周边地区的理念，这与苏联战后亚洲政策的转变有重大关系。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从来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是世界性的，是一场世界革命。中国革命作为这场世界性革命的一部分，在获得全国胜利后，同苏联一样肩负支援世界革命的历史使命。这种使命感转变为具体政策也同苏联的政策有直接的关系。

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是在1949年1月末2月初，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西柏坡期间。米高扬在会谈中向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的经验适用于亚洲地区。当时毛泽东等领导人还没有考虑过这一点，因为中国革命还没有胜利，军队还没有打过长江。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说要等中国革命胜利以后再考虑这个问题。

中共中央真正开始考虑承担支援亚洲革命的责任是在1949年7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高级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期间。斯大林在一次见面中告诉刘少奇，他认为世界革命有一个从西方到东方转移的过程，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欧洲中心转移到俄罗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将从苏联转移到中国，也就是说中国将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斯大林是历史人物，在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拥有崇高的威信。1950年2月，毛泽东从莫斯科回国后，中共中央在3月下旬发布了文件，要支持亚洲地区的革命运动，称这是取得中国革命胜利后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

显然，中美两个国家处在这样的历史阶段，都有巨大的内在动力推动介入国际事务，而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了亚太地区成为两国进行较量的关键地区。

中美关系史中有很多的巧合，并不仅仅是指宏大的历史过程的意外重合，导致中美发生对抗的具体原因绝不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这包括了那些在宏大的

被搁置的中美关系

历史进程中决策者们的具体选择。历史一再证明，中美实际上都有塑造两国关系的强大能力和回旋空间。历史机遇固然重要，决策者的认知和能动性同样可以改变历史进程。如果要总结这个阶段的教训，最重要的就是在中国革命发展到顶峰的关键时刻，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美决策者都选择了搁置与对方的关系。

根据新发掘的历史文献和新的研究成果可以基本确定，在中国革命胜利的最后阶段，一方面，中共中央当时并没有认为建国后一定要长期不与美国建交，更没有认为中美一定走向战争。

最早是1948 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提出过建国后与美国建交的想法。到1949年3月召开七届二中全会期间，中共中央做出决定，不急于同美国建交，而且建国后“一个相当时期也不应急于”和美国建交。这个决定不是不与美国建交，而是不急于建交。换句话说，就是先搁置同美国的关系，基本处理好内部事务后再考虑建交问题。当时对搁置是有时间考虑的，就是三到五年，而非无限期的。

另一方面，杜鲁门政府决定美军逐步退出东亚大陆。1949 年12 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表示，调整对华政策要“等待尘埃落定”，意思是等尘埃都落定能看清局面后，再同中国的新政府打交道，这也就是搁置。

当时不论是杜鲁门政府还是中国的领导层，或许都对如何推动或管控双方关系，以及未来会产生何种后果等完全没有历史经验，也同样都面临复杂的国内问题。中美两国都没有，也不愿意花很多时间或更积极地考虑如何避免两国关系失去方向，所以几乎同时都选择了“搁置”双边关系。

而历史的经验恰恰证明，中美关系是不能搁置的，特别是在一种因冷战和中国内战造成的敌对气氛中选择搁置双方关系，后果极为严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八个月后，就爆发了朝鲜战争。战争爆发三天后，美国全面军事介入。四个月后，中国军队跨过鸭绿江。中美在各自的境外打了三年半局部战争，根本解开这个结则花了近30年的时间。这期间发生在亚太地区持续的对抗、危机和战争等无不证明中美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必须被时刻认真管理的关系，而且经验、智慧、关注度和远见卓识都不可或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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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编自作者发表于《当代美国评论》2018年第1期的论文《中美关系与亚太安全秩序的演变》。为阅读方便，略去注释。经授权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