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峰会之路：中世纪之前的西方“峰会”

尽管丘吉尔在1950年首创了“summit”（峰会）这一词语，但峰会这种活动古已有之。确实，峰会活动和外交本身一样古老，发源于远古时代部落首领之间的谈判。但是事实上，历史上举行过的峰会往往规则不明、成败难料，也往往被斥为毫无益处、极不明智甚至是十分危险的举动。要想理解峰会外交在20世纪的繁荣兴起，我们就需要弄清在之前的历史中，它为什么毫无发展。

外交行为的起源至少可以追溯至青铜时代的近东地区。公元前18世纪中期，幼发拉底河（Euphrates）流域的各国和公元前14世纪古埃及阿肯那顿（Akhenaton）王朝所遗留下的档案都记载了各国与其邻国经常性的使节往来，使节们带来的往往是贸易需求或者是战争威胁。这种交往很难称为成熟的外交“制度”—使节们并未驻留在对方国家，也没有受到豁免权的保护—但已经是被认可的外交形式。然而按照我们的定义看，那时候的外交峰会却是少之又少，这样的事情大多数也都是小国的统治者去向大国的国王效忠。仔细想来，这并不让人感到奇怪，因为从时间上看，在那个年代，一位腿快的信使从埃及前往巴比伦也需要走上六个星期，同时，还要提防路途上的种种危险。一位小国国王要冒险走过如此长的路程就已经是低声下气了。大国的统治者们虽然在信件中称兄道弟，但从不直接会见小国来者，除非是在战争中成为对方的战利品。不过那就不是一场外交峰会，而是一次归降仪式。

外交活动在公元前4世纪和公元前5世纪希腊古典时期也很兴盛。小城邦与大城邦比邻而居，它们迫切地希望维持自身的独立自主却又心有余而力不足，外交就成了必要的手段。因此，使节们（presbeis）频繁地穿梭其间，订立盟约或商讨和平条约。这些使节并非专业的外交人士，但经常是著名的政治家，善于说服他人；有些也是雄辩家，公元前5世纪20年代，莱昂蒂尼城邦（Leontine）派往雅典的高尔吉亚（Gorgias）就是这样的例子。使节们在严格的指令下开展工作，在谈判中自由发挥的余地很小；并且，他们不仅仅要和斯巴达寡头政治的统治者们打交道，还要面对雅典五十人团这样的最高权力机构。

二

罗马帝国时期，皇帝支配着一切，公元1世纪中叶，元老院授权皇帝可以缔结条约。但在帝国的全盛时期，它的外交状况则和青铜时代的近东相似。要想保证边境的安全，帝国就要依靠卫星城邦的拱卫。不过，与其说是在平等前提下举行峰会，还不如说是小城邦的统治者们作为附庸者在监禁下被押到罗马觐见，或者说是因为国内政治诡变而避难逃亡到那里。然而在公元2世纪晚期，罗马帝国的边境地区变得危机四伏，皇帝也越发愿意发动战争，结果就是整个朝廷随着皇帝从意大利的中心地带转战北部或者东部边境。随着帝国根基日趋不稳，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和路奇乌斯·维鲁斯（Lucius Verus）这对共治皇帝——共治皇帝在此后的罗马历史上很常见——在公元2世纪60 年代首创一种做法，即在边境的不同地点，皇帝不仅会见外国使节，而且会直接与外国最高统治者会面。例如，369年，罗马帝国皇帝瓦伦斯（Valens）在多瑙河河畔与哥特人的首领阿塔纳里克（Athanaric）会面；五年后的374年，在莱茵河河畔，瓦伦提尼安一世（Valentinian I）和阿勒曼尼（Alamanni）国王马克利努斯（Macrianus）举行了和平会谈。这样的峰会见证了西罗马帝国晚期的衰落以及帝国皇帝和蛮族仇敌间相对平等的地位。

峰会常常在帝国边界的界河——多瑙河、莱茵河或幼发拉底河——河畔举行，因为那里是无主之地，不归属于任何一方，对于双方统治者来说，增强了平等的含义。374年，瓦伦提尼安一世站在船上与莱茵河岸边的马克利努斯谈判。615年，拜占庭帝国（Byzantine Empire）皇帝赫拉克利乌斯（Heraclius）和波斯统治者沙欣（Shahin）将彼此的船并排停靠在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horus），进行了双方最高层次的会谈。东罗马帝国盛期的统治者们曾试图在君士坦丁堡掌控一切。他们将外国的统治者们带（或押）到面前，或通过信件和自称是“国王之音”的使者们（legati）进行谈判。

在1096年和1097年，帝国皇帝阿列克塞一世（Alexius Comnenos，1081—1118年在位）特别重视与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领导者们会面，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Comnenos，1143—1180年在位）在1147年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期间也是如此。不过当东罗马帝国在14世纪走向衰落的时候，皇帝则像西罗马帝国晚期的皇帝那样四处奔走，但远没有先辈那样强势。

曼努埃尔二世（Manuel II，1391—1425 年在位）则被迫在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各王室间寻求帮助，以对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他的境遇低微到将珍贵的书籍分发给这些国家，还拿所谓的基督的圣袍诱惑这些国王。这是绝望中的外交：就在曼努埃尔二世死后不到30年，君士坦丁堡在1453年落入土耳其人之手。

三

相比之下，在后罗马时期的西方，个人外交更加常见，这样的例子往往出现在王室成员打算把国家分而治之的时候［类似于《李尔王》（King Lear）开场的那种情形］。一个值得一提的例子就是在法国加洛林王朝（Carolingian）时期，“虔诚者”路易（Louis the Pious）死后所举行的一系列峰会，特别是843年的凡尔登（Verdun）会议和870年的墨尔森（Meersen）会议。尽管领土的安排已经事先由专人经过数月的实地勘察之后不辞辛劳地研究拟定，但仍为自己的君主们面对面地讨价还价留下了足够的余地。这样的会议由他们亲自发誓或交换人质做保证。

在其他时候，召开峰会则是要缔结精心准备好的和平协议，腓特烈一世（Frederick Barbarossa） 和教皇亚历山大三世（Pope Alexander III）在1177年于维也纳的会面正在此列。这次会议在中立国领土上召开。而像罗马帝国晚期那样，其他的峰会是在边界上召开的。无论在哪里举行峰会，所选择的地点都要保证双方君主的地位平等以及人身安全。德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峰会是1077年教皇格列高利七世（Pope Gregory VII）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在卡诺萨（Canossa）的会面，这次会面生动地诠释了地位平等的重要性。这次峰会在德语中被称为“der canassagang”，意为“卡诺萨之行”，而在意大利语中则是“l’umiliazione di Canossa”，意为“卡诺萨之辱”。确实，这次会议就是一场羞辱。在主教叙任权这一问题上，皇帝和教皇展开了权力斗争。亨利四世宣布废黜教皇，结果被教皇宣布开除其教籍。这一教皇敕令不仅危及了皇帝不朽的灵魂，还使他面临德国贵族的叛乱。于是皇帝试图和教皇见面，但教皇因为惧怕流血而选择在帕尔马（Parma）南部的安全之所—卡诺萨城堡中静修，迫使皇帝前来拜见他。当年的历史场景传说颇多，但人们一般认为，亨利四世在深深的积雪中跣足褐衣等了足足三天，期待和教皇见面。

1077 年1 月28 日，亨利四世终获召见，这位君主在教皇面前跪求宽恕。教皇赦免了皇帝，这两位基督教历史上最有权势的人物还一起做了弥撒。两个人的和解很短暂—亨利四世在第二次被宣布开除教籍后带领大军横跨阿尔卑斯山脉进军教廷，还拥立一位“伪教皇”取代了格列高利七世—围绕这些事件的传说远远比事件本身精彩。在德国宗教改革过程中，亨利四世被奉为国家权利的捍卫者，天主教教皇的灾星常常被封为“新教第一人”。在对抗天主教会的文化斗争（Kulturkampf）中，德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在1872年5月14日于国会大厦发表了著名的演说：“我们不会去卡诺萨，肉体和灵魂都不会去。”这被视作新德意志帝国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不接受外部势力干涉的决心。亨利四世站在卡诺萨城堡门外瑟瑟发抖的形象成为19世纪晚期德国艺术作品中常见的形象，那句“去卡诺萨”（nach Canossa gehen）在德语里成了被迫赎罪的代名词。对于德国人来说，“卡诺萨”一词就相当于英美两国民众心中慕尼黑会议所代表的意义。

对于峰会的参加者来说，安全问题和地位平等问题一样重要。1419年，因为和英国的战争、国王查理六世（Charles VI）不时发作的精神错乱，再加上和他的远亲勃艮第公爵约翰（John，Duke of Burgundy）的权力斗争，法国国内陷入了动荡之中。同年9月10日，公爵和王太子（Dauphin）相约在鲁昂（Rouen）附近的一座桥上会面。双方都由侍卫重重保护，桥中间立有栅栏，栅栏上开有一扇门，门的两边都有门闩，只允许双方都认可的人通过。但在会谈过程中，公爵被说服穿过了那扇门，结果被王太子殿下的侍卫们乱刀砍死。王太子殿下后来登基称王，是为查理七世（Charles VII）。他从英国人手中收复了大部分的法国领土。他的儿子路易十一（Louis XI）于1475年和来自约克家族（Yorkist）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四世（Edward IV）前往法国亚眠（Amiens）附近的皮基尼（Piquigny）签署和平条约之时，约翰公爵的遭遇仍然历历在目。编年史家菲利普·德·康米尼（Philippe de Commines）如此描写在索姆河（Somme）桥上的这次峰会：路易十一坚持要他的工匠们在桥的中间搭建一排“木头格栅，结实得要像关狮子的笼子一样，格栅的栏间距不能宽于一个人的手臂”。不过两位国王还是设法隔着格栅拥抱了对方，安全融洽地展开了会谈。

四

中世纪晚期是前现代峰会外交的全盛时期，其原因和我们在后面要讲述的故事息息相关。在1500年左右，欧洲大陆上已经出现了几个强大的民族国家，当然，它们的国运也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君主的作为。在当时，峰会外交的核心就是个人的能力。最负盛名的碰撞之一就是1520年英国的亨利八世（Henry VIII）与法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çois I） 在被后世称为“金锦之地”（Field of the Cloth of Gold）的会面。英国这位仍然拥有着“法兰西国王”头衔的年轻君主于1512年与法国重开战端。在他的顾问—红衣主教托马斯·沃尔西（Cardinal Thomas Wolsey）—的斡旋下，双方停战，并决定举行峰会，希望达成一项完美的、长久的和平协议。会议的地点就位于英国在欧洲大陆上最后一块飞地加来（Calais）的边界上（就在如今的海底隧道出口附近）。那是一处浅浅的谷地，名叫瓦勒多尔（Val d’Or）。峡谷两边的地面被小心翼翼地重新修整，确保任何一方都不会居高临下。特别修建了一座大帐，周围环绕着数千顶帐篷和一座300平方英尺（约28平方米）的木城堡。国王的会议和宴会都会在大帐中进行，而其他的与会人员则会待在那座木城堡之中。

光是亨利八世的随员就有5000人以上，而法王则用了10年才还清这场峰会的花费。不单单是峰会的会场，峰会的程序也是小心谨慎地拟定的。1520年6月7日，那天恰好是圣体节（Feast of Corpus Christi），两位国王在约定的时间带领部下全副武装地分别到达峡谷的两侧。双方都害怕对方布有埋伏，气氛紧张而沉闷，双方都一言不发。两位国王催马向前，来到了约定的位置—由立在地上的一支矛做标记，他们相互拥抱，沉默终于被打破，两个人下马携手走进大帐开始会谈。在之后近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双方相互比武，不停地宴饮，举办一场场的舞会。会议的最后，在英法双方合唱的赞美诗中，一场大弥撒（High Mass）露天举行，布道的内容就是和平的价值。当时有人认为，这场峰会可称得上世界第八大奇迹。金锦之地的峰会和如今的峰会在成本和精心安排上很接近，形式远大于实质。英法两国在1521年重开战端。在很多方面，两国天生就是对手，而且亨利八世无论是在婚姻上还是在利益上都和法国的敌人，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Charles V），有着紧密的联系。事实上，在金锦之地的峰会之前和之后，亨利八世都和查理五世见过面。

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外交史时，史学先驱加勒特·马丁利（Garrett Mattingly）认为那是个人外交“最富有成效”的时代。相比之下，他把这场峰会看成个人外交“奢华壮丽”的顶点。近代为亨利八世作传的作者之一艾莉森·韦尔（Alison Weir），也把这场峰会戏称为“奢华的装腔作势”。不过其中也蕴含着更深层次的策略。英法两国骑士们在两个星期的相处过程中只是相互比武，而并非在战场上打得你死我活。在整件事情的安排上，沃尔西自然会为自己留下好处，不过他也希望通过此次会议为两个民族的精英阶层建立联系，以便同仇敌忾。如果这次会议被证明是成功的，那么此后各国都能“有勇气召开这样的会议”。

五

沃尔西对于峰会外交的设想和16世纪的欧洲政治体制格格不入，而且也被好斗的君主们破坏殆尽。在峰会的准备阶段就可以看出，骄傲自负无处不在，无论真假，双方都对对方获得的利益十分敏感。在这之前的几十年，康米尼在字里行间就对这些会议表达了难以容忍的反感。他写道：“任谁也不能妨碍国王亲随的长长的队列和装满用具的马车，国王们总想着自己的要比对方的更奢华壮丽，没什么会比受到嘲笑更令人敏感的了。”

有时候，麻烦仅仅就是双方营盘里流行的服饰不同。在这点上，他指的是1463年法王路易十一和卡斯蒂利亚国王亨利四世（Henry IV of Castile）的会面。双方闹翻就是因为“相互嗤之以鼻和蔑视”，“两位国王后来再也不全心全意地热爱对方”。康米尼相信，峰会即使不是在相互指责中落幕，也很少会有成效。虽然1475年路易十一和爱德华四世在皮基尼的会面“罕见地按照安排按部就班地进行，不过双方所有的表现都是伪善的”。总之，康米尼的结论是：“两位伟大的君主最轻率的举动就是相互见面，显示双方的平等。……让富有智慧和忠诚的大臣们想出法子来调解双方的分歧岂不更好？”他颇有先见之明的话语在20世纪不断应验，言中了所谓的官僚主义者对峰会外交的看法。

事实上康米尼的建议在16世纪越来越被人接受。正如我们所见，千百年来，各国之间互派肩负明确使命的使节已是惯例。15世纪中叶，包括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和罗马在内的意大利北部相邻而又不睦的几个城邦邻居，发现在对方城市中派驻长期的使节来搜集情报和缔结同盟都很方便。没过多久，各个城市就开始建立相应的机构来管理相应的文件。从1490年开始，在西班牙的带领下，各个欧洲大国也纷纷开始效法这个模式。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哈布斯堡王朝（Habsburg）之间的相互敌对关系则促进了这种做法。向各大国的宫廷派驻使节变得很平常，亨利·沃顿（Henry Wotton）爵士一语双关地形容他们是“为了国家利益而被派到国外撒谎的家伙”。尤其是在那样一个朝代更迭和宗教信仰都会引发战争的时代，考虑到在路上耗费的时间和经历的磨难，长期驻留在外的大使们送回的报告比起个人的外交峰会可是要省事得多。还有就是，所获得的错综复杂的情报需要专门的官员来梳理判读。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an I）时期坐镇伦敦的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Francis Walsingham）和腓力二世（Philip II）宫廷里的安东尼奥·佩雷斯（Antonio Pérez）正是其中的代表。君主们不必再顾虑日常的外交活动。外交方式的改革部分原因是政府组织的官僚化，政治思想的改革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我们可以从“state”一词用法的变化上发现端倪。

在14世纪，拉丁语中的“status”（在其他语言中写成estat、stato 或者state）一词主要用于指代在位的统治者本人，就像今天我们使用的单词“status”。例如，编年史家傅华萨（Jean Froissart）在1327年描绘法王爱德华三世（King Edward III）款待外国高官的时候就曾提到，他的王后“看上去拥有无上高贵的地位（estat）”。逐渐地，这个词的使用范围扩大到了政府机构。在马基雅维利16世纪第二个十年中的作品中，lo stato 指代的已经是一个独立机构，不再是在位统治者的一部分权力。无独有偶，英国政治评论家托马斯·斯塔基（Thomas Starkey）在16世纪30年代也认为当权君主的“职位和责任”就是在位期间“维护已取得的国家利益”。这些观点的核心就是认为公众利益理所应当地高于君权，从而限制国王的权力。在激进分子的眼中，这就意味着他们有权推翻暴君统治，于17世纪40年代开始的英国内战则体现了这样的观点。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s）在回应这次统治危机的时候把辩论提升到另一个层次，把“state”一词定义为“人造之人”（an artificial man），指称全体人民，接受一位国王的绝对君权统治。（他的“人造的灵魂……赋予身体以生命，使其能行动”。）从中世纪君主们的地位到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那个“人造之人”，词意上逐渐而又不引人注目的变化对于政治思想来说十分重要。同时，这也让君主们的外交峰会加速落幕。像政府的管理一样，外交也不再是君主们的天赋特权了。

（本文摘自戴维·雷诺兹著《峰会：影响20世纪的六场元首会谈》，马俊译，中信出版集团·新思文化，2018年4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