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昊评《给无价的孩子定价》︱一个孩子意味着什么？

既是“无价”，又何谈“定价”？无论是中译版的词语择用，还是英文原版pricing与priceless的同根异形，书名本身便暗示了经济生活中的这一奇妙悖论。

“定价”是市场中的经济行为，人们根据商品的成本与预估效用确定其交易价格；而“无价”在于人类意义系统中的道德神圣性；两者本不相干。谁都不会去研究秤盘上的一棵青菜蕴含怎样的道德意义，谁都不会去评估梵蒂冈的教皇每月该领多少薪水。然而，市场与人类意义系统之间相互影响与塑造，微妙地建构起特定时期人们的经济活动，让一些居于“神坛”的事物蒙上物质的尘土，也让原本稀疏平常的商品变得“神圣化”。

探析两者间的交互关系，这是经济社会学家们的努力。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美国当代著名经济社会学家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Zelizer）。泽利泽现为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社会学系教授，致力于经济行为的文化和道德意义研究。《给无价的孩子定价：变迁中的儿童社会价值》（Pricing the Priceless Child: The Changing Social Value of Children, 1987）便是她伟大航行的第二站，于1985年荣获美国社会学界的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奖年度作品。

市场已是“看不见的手”，人类的文化与道德便更为虚幻。是什么横亘在两者之间，幻化为我们最熟悉的实体？泽利泽说，是孩子。

阅读泽利泽的文字从来不用担心晦涩难懂，她总能深入浅出地从纷繁复杂的现代社会中，择取矛盾最鲜明却也是我们最熟悉的领域。当我们弄清楚一个孩子意味着什么时，我们自然而然便清楚了市场与文化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

从最开始《道德与市场：美国人寿保险的发展》（Morals and Markets: The Development of Life Insur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1979）的惊艳登场，分析人寿保险如何一步步将人类的生死与货币等价，到这本书所关注的美国1870年至1930年儿童价值与市场价格的碰撞与变化，再到之后对货币意义的研究（The Social Meaning of Money, 1994）。站在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对立面，泽利泽从亲密关系等非理性社会情境的景深，分析人类的经济行为是如何嵌入这些情境之中的。是以凸显经济理性背后实质的社会性意义，抵抗着世界的理性化和商品化对所有社会领域摧枯拉朽似的侵袭。现在，王水雄等译者对2008年最初的中译本进行了修改与纠正，中文读者们能够更好地感受泽利泽文字的魅力。

儿童生命的神圣化

“还有什么比孩子的生命更为神圣的呢？”书中引用了欧美伦理运动（Ethical movement）旗手费力克斯·阿德勒（Felix Adler，1908）的话。

任何伤害儿童的行为都是不能容忍的，中国2017年不断曝出的虐童事件，不管其真相与结果如何，无一不牵动着整个社会的心。

然而谁能想到，即便对丧子的家庭而言，曾经一个孩子的死亡都只是无可奈何的小事。以中国为例，几千年的文明中极少有正式的儿童墓室，儿童以瓮棺葬为主。就算是贵族墓葬，死去的儿童几乎都是几个陶制葬器一合便埋入土中。甚至在杨显惠直白的叙述下，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农村，一个孩子的死亡也不过是后院山坡的一处新坟。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社会进程，才会让人们对一个不过数载的生命灌注以情感或宗教的意义？泽利泽在第一章中强调，这是儿童价值文化转型。孩子从家庭中异化出来，超越阶级的限制，被定义为情感上无价的资产，与整个社会的神圣价值相联系。

情感价值的转变更深刻地影响着美国儿童经济价值的转变，奔走在纺织厂、工厂和矿场里的瘦小身躯，开始刺痛人们的双眼。然而，“将儿童从市场领域排除出去，意味着一场艰巨而持久的战争”（第二章），但也正是童工争议中改革者与反对者争锋相对的道德冲突，使其成为了解儿童经济与情感价值转变的关键。

经济世界的儿童

儿童到底该不该工作？答案从未得到明确的统一。

通过分析大量数据、文献和法案变更，泽利泽发现，直到十九世纪，美国的儿童劳动都是一种道德上正当的制度。不只是劳工阶级家庭的儿童劳动成为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甚至中产阶级家庭也以儿童劳作、责任和守纪作为美德。类似的，关于中国家庭子女数量与教育的研究中，有社会学者发现，在1978年后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度时期，农村家庭依旧将子女视为最合理的劳动力，为了提高家庭的经济收入，他们自然而然地希望儿童参与劳作而非学校教育（Lu, Yao and Donald J. Treiman. 2008. "The Effect of Sibship Size o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in China: Period Vari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3(5): 813-834.）。

那么，到底是什么摧毁了童工的好声誉？人们总能够信手拈来各种因素：工业资本主义、义务教育法、新技术等等。但是这种经济学上的排列组合并不能够真正解释，为何儿童从劳动市场的退出是一个如此争议的过程？

童工争议的实质，是儿童作为经济行动者在文化定义上的不确定。雷蒙德·富勒（Raymond Fuller, 1922）发现，人们对“什么是童工？”这一问题是含糊的。当我们将儿童与工厂流水线隔离时，是否也需要绑住他们为母亲完成一项简单家务的双手？当我们将十四岁以下的孩子揽入怀抱时，是否便对迈入十五岁的孩子坐视不理？若工厂和矿场的童工是毋庸置疑的不正当，那农田、街区以及家庭中劳作的孩子们呢？文化上更加细致和清晰的定义，显然比经济学因素组合更为重要。

儿童工作的细分进程伴随着消费主义和大众广告的崛起，一个孩子在经济世界的角色慢慢地从经济上的“效用品”转变为熟练的消费者。于是，一种出于教育性目的的儿童补贴被创造出来，它循循善诱着孩子们：做一个乖孩子，你就会得到货架上的那只玩具熊。孩子与家庭间的文化与经济关系也因此被革新，1938年杰基·库根（Jackie Coogan）的一纸控书，让美国通过了保护儿童演员的“库根法案”，也正式重申了父母和孩子之间新的关系：一个孩子不再只属于他的家庭，他不应该被家庭用来增加收入，即便他挣钱了也并不理所应当上缴父母。

定价公式的修改

在全书的前三章中，泽利泽非常细致地梳理了美国1870年到1930年间的儿童社会价值变迁，“经济有用”向“情感有用而经济无用”的转变跃然纸上。一个孩子意味着什么？他还是十九世纪那个增加家庭收入的劳动力吗？非也，他是上世纪凝聚人类情感的神圣物。

当人们越来越无法容忍用旧的经济学公式来为孩子定价之时，为“无价孩子”的定价开始依据新的情感标准。在此，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交换意义被其社会意义所取代。计算不再是一个孩子值多少金钱，而是多少金钱才能够彰显一个孩子的神圣性。

三个重要的社会制度盘结在这条经济与文化相交的道路上：儿童保险、儿童意外死亡的赔偿，以及儿童的收养和买卖。第四、五和六章便从以下三个衍生的问题和回答出发：

“我为什么支付儿童保险？”

——（1920年代以前）“即便法律质疑我投保的动机，但我只想为我可怜的劳工阶级孩子保障一个体面而庄严的死亡。”

——（1920年代以后）“我支付孩子的保险是为了告诉他：‘爸爸妈妈爱你，保护你健康地成长’。”

正是因为美国儿童保险业的营生诞生于儿童生命神圣化的开端，对上流阶级和中产阶级而言，基于市场理性的经济学想象总是那样的具有说服力：当一个父亲只需要花费很少的成本便能够从自己孩子的死亡中获得大额利益时，还有什么能够阻止他摧毁这个孩子呢？这种源自阶级局限的认知，促发了对儿童保险的激烈抨击，他们毫无疑问地确信，下层阶级居高不下的儿童死亡率暗示着儿童保险的邪恶性。

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并非尽然。儿童生命的神圣性是超越阶级的，劳工阶级再也不忍心让自己的孩子“像个叫花子一样”死去。但是低微的收入阻碍了他们为孩子、哪怕是为自己提供一场体面的葬礼，儿童保险便成为劳工阶级父母对孩子死亡的尊重与哀悼。

按照泽利泽的观点，美国儿童保险初期的争议有两个原因：一、阶级间的短视，上流和中产阶级看不到同样发生在下层人们中的文化力量；二、情感上无价的孩子还未成为稳固的社会惯例，尤其是劳工阶级的孩子们还在时不时地承担起劳动力的角色。所以，劳工阶级儿童的死亡率大大降低但保险金却突飞猛涨之时，儿童保险反而获得了合法性。因为人们已经坚信，孩子是无价的情感资产，为他所做的一切投资都是爱的象征。

“我为什么判决儿童意外死亡赔偿？”

——（十九世纪）“因为从这个孩子死亡到成年的6年间，他可以提供每年720美元的收益，却只有每年360美元的花销，所以他的净收益是2160美元。”

——（上世纪）“因为这样才能稍稍抚慰父母丧子的痛苦，并让死去孩子的在天之灵感到宽慰。”

十九世纪美国孩子的经济有用性，使得儿童意外死亡的民事赔偿简单而易于操作：只需计算这个孩子“从死亡到成年间预计可以提供的劳务价值，减去他在这段时间内维持生活的费用”（第五章）。然而，当社会文化的力量不断将儿童从纯粹货币价格中剥离时，他们的劳务价值一再贬值，而培养他们的成本却不断攀升。谁能够忍受意外死去的孩子只能得到“1美分”的赔偿，甚至为此“负债”呢？

当一个孩子成为情感上无价但经济上无用的道德资产时，人们便需要一种新的公式——泽利泽认为，儿童情感价值的货币化也由此开始。在随后美国法庭的判决书中，即便有理有据地计算培养孩子的成本都会显得冰冷无情，人们要求的是金钱背后强有力的象征意义。在民事法庭上，孩子情感价值的货币化便经由父母的情感表达得到实现。那么，没有父母的孩子们呢？

“我为什么收养或购买儿童？”

——（1870年代之前）“我需要一个经济上有用的孩子来为我提供劳动帮助。”

——（1870年代之后）“我爱她，我爱她蓝色的眼睛、金色的鬈发和神秘的微笑。”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前的美国并没有所谓的儿童市场，只有代养孩子的劳动之家和育婴所。“婴儿代养者”（baby farmers）从放弃孩子的父母手中收取费用，然后寻求能够认养的人们。此时，一个经济有用的孩子的劳动能力，便决定了他能够被支付的交换价值。健康勤劳的男孩成为抢手货，而婴儿在被放弃的那一刻起就面临死亡威胁。

然而进入上世纪后，情感价值颠覆了整个收养逻辑：美丽的女孩战胜了男孩，婴儿凭借情感吸引力成为最火爆的商品，而六岁以上的孩子不仅被剥夺了早先的劳动力价值，还被排除在情感性市场之外。

讽刺的是，人们批判十九世纪基于市场功利主义物化孩子的领养方式，所以才不断地强调着孩子的情感价值。但就在人们为膳宿之家的表里不一头疼时，一种始料不及的荒谬效应却浮出水面——儿童市场。经济学假设砸中了自己的脚趾，市场的社会性暴露无遗。它非但没有与非经济领域对立，也无法无所不能地入侵每一种社会关系。相反，市场是被文化所界定的。正是婴儿非经济性的、情感性的文化价值，婴儿的市场才被创造出来。

一个中国孩子意味着什么

刚过去的春节把不同世代的中国人凑到了一张饭桌上，而信息技术经由年轻人的手指将不同的饭桌凑到了一张网络上。几代人无数个家庭躺在这张网上，七嘴八舌着什么是正确的养育、教育、职业、婚姻和生育，这些形形色色的问题背后总是绕不开一个词——孩子。

一个孩子意味着什么？十九世纪和上世纪的美国社会已经给出了答案。那么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呢？我们是否能够从泽利泽1978年的洞见，理解中国的儿童价值变迁呢？单纯地生搬硬凑显然是不可取的。

如果说美国还需要近一个世纪你来我往的暧昧，才能够让经济行为背后的文化与道德意义初见端倪，那么中国迟到的经济市场从来都与文化密不可分。恰当运用泽利泽的理论，对研究现代中国社会中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都有极大助益。笔者目力尚浅，在此仅以儿童价值中的部分现象为喻。

子孙，一直是中国家庭传统的中心，也成为当下部分年轻人与家人长辈间最大的分歧来源。直到本世纪之前，中国传统家族观念还占据着“理所应当”的地位。怎样才算是一种志得意满的职业，或一段称心如意的亲密关系？个人的满意度和幸福感被弃置一旁，真正的关键在于能否为孕育孩子奠定基石，传承家族血脉。这种传统的家族观念，形成了中国文化中对孩子所独有的情感价值。传统中国文化中，孩子情感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博弈嵌入在更大的意义系统。与美国在整个社会中赋予儿童个体以神圣价值不同，儿童生命的神圣化依附于具体家庭结构之上，儿童个体的价值取决于他在家庭中结构位置的道德价值：母亲的地位、出生顺序和性别。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像是市场化改革和独生子女政策等一系列变革的糅合与浓缩。一方面，遵循文化的逻辑，围绕孩子的现代经济市场被建构起来。性别差异总是存在于各个方面：最开始中国父母为男孩儿投保，除了对孩子个体情感的表达外，可能更多地看到了他背后延续的家族血脉；领养或购买一个男婴总是具有吸引力的，因为这个孩子可以无所顾虑地将父亲的姓氏继续传承。另一方面，布鲁斯·贝林汉姆（Bruce Bellingham）的评论颇为准确，儿童的“神圣化”强调了“职业和家庭结构”的改变。独生子女政策之后家庭结构的迅速改变，直接改变了儿童情感价值的标准，“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被削弱，美国式的情感浪潮也开始浸染我们的看待一个孩子的目光。

时间走到今天，关于孩子的不同文化价值交织，构成了中国社会三个主要问题：过度溺爱、过度期望和不愿生育。

首先，利用泽利泽的观点，我们能够从另一个侧面理解隔代养育中的过度溺爱问题——即双重情感价值的叠加。传统的家族情感依然影响着人们对儿童价值的评定，尤其在年龄稍长的群体身上，孩子首先象征着家族价值的延续。而随着独生子女政策对家庭结构的迅速改变，大家族缩小为几代核心家庭的联结，美国式的个体情感价值出现，叠加在家族价值之上。此时，一个孩子拥有了情感寄托与家族延续的双重文化意义。一方面，传统家族的情感价值簇拥着每一个孩子成为家庭核心，孩子本就是家庭资产的合理继承者；而另一方面，孩子与成人世界脱离，使他无法对自己所在家庭阶层有一个很好的认知。这两者的共同作用，导致了超越阶层的过度溺爱现象，即便是贫困家庭，其孩子依旧可以举全家之力享受“小皇帝”的待遇。

其次，中国父母对孩子的过度期望表现在过分管束与过度投资上。美国耶鲁大学蔡美儿（Amy Lynn Chua）凭借《虎妈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让“中国式教育”引爆全世界的讨论。采用咒骂、威胁、贿赂、利诱等各种高压手段，要求孩子沿着父母为其选择的道路努力，相信这是很多中国父母的通用法则。尽管以“为了你好”为由，但很大程度上，把孩子禁锢于书、鞭笞其耕耘在父母指定好的土壤，并不出于对孩子的爱，而是对其所含家庭价值的强调。所谓的“好”是父母在以往历史经验和社会共识下的标准，是宁肯牺牲孩子个人情感与选择权利也要达到的家族荣誉。

这类加注在孩子身上的沉重负担还有另一种变型——过度投资。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的相关数据已经表明，超过一半以上的城镇学生参加了教育补习，家长在相关教育投资上的金额不断攀升，新生的城市中产阶层成为这一“影子教育”的主力军。当再高的成本都变为理所应当之时，父母倾尽全力投入到孩子的未来，孩子的教育成就也就必须值得这笔投资。因此，单纯批评这是自私而虚伪的父爱/母爱是不合理的，巨额的教育资金本身就是孩子情感价值的货币化。但这种中国式的货币象征意义，不在于彰显儿童生命的神圣性，而在于稳固与扩大家族的神圣性。尽管同样在经济上无用，中国孩子与父母之间的社会关系并没有如美国般发生根本变革，他们的收入、声望甚至生命都属于家庭。

最后便是“不愿生育”的情绪日益增长。或许连泽利泽自己都没有想到，英文初版不久的1980年代，“反儿童文化”便开始在一些国家中愈演愈烈。深受其害的日本甚至为此提出了一个专业术语——“少子化”，指整个社会范围内，人们不愿意生育，儿童从家庭中消失。根据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数据结果，中国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司司长李希如表示，2017年一孩出生人数已少于二孩数量，年轻人生育意愿的降低或成为主要原因之一。

“想生但不愿生”，这是中国年轻人的一种奇怪趋势。“知乎”论坛上类似“我们为什么要生孩子”的问题，总是能吸引大量年轻人回复。那些视生育为“逆鳞”的年轻人，其实并没有美国“反儿童文化”那样将孩子当作破坏个体情感自由的存在；相反，他们喜爱乖巧的孩子，热衷于维护公共领域中儿童的安全与发展，乐意为陷入困境的孩子们提供经济和情感上的支持；然而，他们却不愿在自己的家庭中生养一个孩子，一次次地强调着儿童在经济上的巨大消耗，以及女性可能由此受到的生理损害与社会困境。关于中国妇女生育意愿与生育水平的研究也表明，多数中国女性的理想生育数量基本稳定在1.6-1.8人之间，然而人们实际生育水平却低于理想生育数量。

儿童在情感价值上的独特危机，很大程度上源自中国改革开放后不同文化的融合与碰撞。传统文化遭到冲击，儿童在道德世界中原本稳定的文化定义受到破坏。孩子不仅失去了经济世界的劳动力角色，也没有获得美国儿童生命的个体神圣性，甚至还从“传宗接代”的道德价值上剥离。女性为反抗传统文化加之于身的压力而不愿生育，男性则因愈发繁重的养育成本望而却步，家庭中的孩子开始处于微妙的尴尬位置。

一个中国孩子意味着什么？无论是双重情感的叠加、传统价值的变型还是儿童从家庭微妙地撤离，二十一世纪的我们都需要更细致严谨地研究以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