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的历史：办事员这份工作最初是那么不自然

【编者按】

“办公室”“行政工作”“办事员”这些现代社会习以为常的概念在出现之初却有着其他含义，或显得与社会格格不入。比如现在带有单调沉闷色彩的“办公室”一词来源于拉丁文中的“责任”，暗含着“一系列责任”的意思。而办事员这份工作最初在人们眼中是奇怪和无法解释的，因为在19世纪中期的美国，航运、农业、建筑业和装配业等才被视为正常的工作。

印度裔美国作家尼基尔‧萨瓦尔其著作《隔间：办公室进化史》中详细叙述了自1860年代起，试图缔造办公室文化的设计师、社会学家，以及企业管理人等对“办公空间、办公工具与人关系”的不同理解和构想，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经授权摘发《办事员阶级》一章中部分内容。

办公室源起何时？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无法给出简单的回答。我们可以将其缘起同文书工作本身的开端相联系。直至今日，一提到办公室工作，人们脑海中往往浮现的还是文书工作，这只需想想那个颇具贬损意味的称呼——“小文书”。换句话说，自从人类开始有从事书写以及系统保存文件的相关能力时，便有了类似办公室的场所：修道院、藏书馆以及学者的书房。银行业滋生了相当大量的文书工作；乌菲兹美术馆（Uffizi）位于意大利佛罗伦萨，其内收藏了大量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品，这个无与伦比的场馆也是最早的办公楼之一——最初是美第奇家族记录他们开创性经营活动的账房所在地。办事员同样也早已存在，许多办事员从最初的办公桌解放出来，成了相当著名的人物：比如塞缪尔·皮普斯（Samuel Pepys），这位在英国政府工作的日记作家，通过日记记录了17世纪英国的各种八卦；比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在成为美国首任财政部长之前，以商贸商人雇用的办事员身份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这位节省花费及中产阶级克己的典范人物，最开始在1727年，也只是名纺织品商行的办事员。或许富兰克林写作风格里那些单调乏味多少是在最初这份工作的环境下养成的：由于办事员有机会保存日记，于是我们现在还能看到他们对自己极度无聊的工作内容的抱怨——无休无止的抄写，别扭的姿势，工作的毫无意义。当不是为工作而书写的时候，办事员们也培养出了写写工作评语的习惯——有时候干脆直接在工作内容边上写些什么，正如几个臭名昭著的旁注，便是中世纪抄写员抄书时写在页边的。“书写真是件苦差事，”有条旁注这么写着，“它让你背弯、眼花、胃和两侧身子翻滚扭曲。”“噢，我的手啊。”另一条这么写着，尽管写这几个字只会加重这几个字所描述的症状。

用来表达从事孤独、单调、沉闷的苦差事的典型工作场所，“办公室”这个概念已经远远脱离了它的词源含义。“办公室”一词来源于拉丁文中的“责任”。西塞罗较为有名的一篇抨击古罗马共和国末期的长文题目便是“De officiis”，一般译为《论义务》，其实不妨直译成“Of Office”。因为西塞罗对于“义务”一词的理解，与现如今的“任职”和“总统府”中所暗含的“责任、义务”并无太大区别。因此，“办公室”一词暗含着“一系列责任”的意思。西塞罗认为，“office”即为适合你的与生俱来的义务。这与今日人们对“office”作为办公场所的理解相去甚远——很少有人会认为办公室工作是与生俱来的，是合适的，是恰当的。

为了探究办公室的历史兴起，即寻找今日办公室的前身，我们需要看一看各类新事物的奇妙融合：新型大楼的兴起，经济形式的剧变，以及不同劳动力阶层中出现的新情绪和大众意识（这点是最难处理的）。英国和美国的工业化催生了越来越多的行政工作，与此同时，各类账目等文书工作也亟需合理的应对方法。接下这类工作的便是办事员，他们环顾四周，发现同类开始越来越多，模模糊糊中似乎有了归属感。人们发现，当时办公室的演变与办事员本身的地位变化是同时发生的——他们感受到了全新的躁动不安和全新的权力感。他们对自身还没有确切的定位，但不再感到被孤立。到了19世纪中期，新闻和文学作品中开始有规律地出现对办事员和他们工作场所的记录。《录事巴托比》借它那同时具备坚定刚毅、不善交际这两个特点的主人公，绝佳地捕捉了办公室出现早期的人们的矛盾情绪。

正如同时期其他许多对办公室生活的描述那样，《录事巴托比》还捕捉到了一点，那就是办公室工作的“不自然”之感。在航运、农业、建筑业和装配业被视为正常工作的时代，办事员怎么看都觉得不搭。美国19世纪中期的办事员在人们眼中是奇怪的、不熟悉的和无法解释的。即使到了1880年，也只占不到总劳动力的5%，即186000人从事着办事员这个职业。不过在全国评论人士聚集的城市地区（评论人士工作的场所也类似办公室），办事员已经成为上升速度最快的群体。而在诸如纽约这样高度商业化的城市，办事员已经无处不在了：1855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办事员已经成为仅次于仆人和劳工的第三大职业群体。

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变化是很吓人的，大部分美国人并不认为办公室工作算什么工作。办事员不种地、不铺设铁轨、不在工厂里生产弹药。就更别提隐居在小池塘边上的棚屋里，种豆子，真正体验生命了。跟农田工作和工厂工作不同，办公室工作不生产任何东西，最多不过是“复制”东西。办事员没完没了地抄写，记账员把数字加起来变成新的数字，而保险员还真不过是制造更多的文件出来。在烟草农民或矿工的眼中，这压根儿不算什么工作。他（在当时，办事员肯定是男性）不过是那些真正从事重体力劳动者努力创造的成果的寄生虫。因此，真正做工的人身体是强健的，肤色或被无情的阳光晒黑，或被工厂的大烟囱熏黑；而办事员则身体纤弱，几乎有些阴柔，没经历过什么场面。

活跃（且没什么道德）的美国媒体偶尔也把炮火对准办事员，猛烈抨击几下。“我们敢说，全国上上下下就没有其他任何群体比大城市里这帮故作高雅的纺织品办事员更加依赖他人、低声下气的了。”《美国辉格党评论》（American Whig Review）的编辑们写道。同时，《美国颅相学学刊》（American Phrenological Journal）对那些想要踏入办事员行列的年轻人劝诫道：“做个男人吧！鼓起勇气，带上斧头，像真正的男子汉那般闯入这纷乱的世界吧！为自己带来阳光，创建独立自主的家庭吧！”《名利场》（Vanity Fair）措辞最为激烈：办事员“虚伪、吝啬、自私、贪婪、耽于肉欲、狡猾、话多、胆怯”，把他们仅有的那么点力气花费在怎样穿得比“那些从事真正工作的真正男人”好看上来。然而不知怎么地，新闻工作这项同样在办公室里用笔和纸完成的工作，却从未被质疑其“真正的工作”之属性。

办事员的装束成了媒体抨击的重点对象，因为“商务装”这个概念（更别提商务便装 ）正是随着美国城市里办事员的大量出现而产生的。“在账房和办公室里，”塞缪尔·韦尔斯（Samuel Wells），1856年之后的《共和党礼仪手册》（Manual of Republican Etiquette）中作者这样写道，“绅士们身穿长礼服或是便装短上衣。这些衣服不需要非常好的材质，也不该有任何花里胡哨的样式。”其他的时尚指导者提到了种种“商务外套”“商务大衣”以及“商务宽外套”，这些衣服大家可以在诸如布克兄弟公司（Brooks Brothers）这样的新店里找到。美国的劳动阶级常戴着草帽，穿着绿色工作衬衣；把办事员和他们区分开来的是领子：这些领子往往漂得洁白无瑕，上了浆，硬邦邦得很能让人显得仪表堂堂。但是带领子的商务衬衣很贵，因此为了迎合这些前来消费的商务人士，商家开始贩卖单独的领子，半打领子的价格还不到一件便宜衬衣的一半。这白色领子，虽然可以拆解，却依然成为地位的重要标志。“白领”于是便成了办公室工作“伪上流、双重性”的绝佳象征。

那些自我的、身着白领的办事员成了讽刺作品的惯用题材。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在他的故事《人群中的人》（The Man of the Crowd）中，视“这帮办事员”为尽是些过分讲究穿着的花花公子，模仿着几年前的贵族范儿：

初级办事员花哨炫耀，这些年轻绅士们穿着紧身外套和发光的靴子，头发精心上了发油，嘴唇露出傲慢之态。他们具有某种整洁漂亮的仪态，这仪态若是想要用更好的词来描述，不妨就用“办公桌主义”。先不提这种仪态，在我看来，这些人的举止正是对十二个月或十八个月之前的完美时髦姿态的精确复制和模仿。他们穿着过时的上流社会优雅装束——而这在我看来完美诠释了这个阶层。

至于忠实可靠的资深办事员，或者我们可以称呼为“坚定的老家伙们”，我们是绝不会误认的。只消看一看他们的装束即可：黑色或棕色的上衣和裤子，制作时充分考虑了要能坐得舒适，还有衬衫衣领内的男士围巾、马甲、宽大且看起来价值不菲的鞋子，以及厚重的紧身裤或束裤带。他们都有点谢顶，右耳朵因常年架着钢笔而奇怪地长时间耷拉着。据我观察，他们总是用双手摘帽和戴帽，手上戴着手表，表带是短短的金链，样式看起来结实老式。他们矫揉造作地表现着体面——如果说确实存在什么矫揉造作的表现是体面的话。

轮到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这名歌颂男性职业的诗人来抨击办事员了。惠特曼描绘农民、建筑工人，甚至是懒散的无业游民。而说到办事员，他指出他们与男子气概十足的美国民主是相对立的。在一篇题为“百老汇”的新闻文章中，诗人对这个“扬扬得意”的“商业区办事员”群体嗤之以鼻，这些办事员沿着大道闲逛，直至他们位于曼哈顿下城（lower Manhattan）的狭小房间。“这纤细、微驼的一代人啊，腿那么细，脸又如此苍白暗淡，胸部则是凹陷的。”再一次，把办事员从人群中区分出来的依然是他们的花哨装扮：“打扮得整整齐齐，端庄时髦得很：穿着闪光发亮的靴子、干净的衬衫（有时候，就是现在，穿些奇奇怪怪式样的衬衫，就好像身上爬满了虫子似的 ）、紧身裤和貌似又有点时兴起来的背带，戴着吓人的男士围巾，头发上则抹足了恶心巴拉的发油，看起来‘滑腻’得很。”不过他们闪耀的行头只不过掩盖了身体的真相：“要是他们突然被扒光了衣服，那该是些多么惨兮兮、瘦巴巴的‘分叉萝卜’啊，他们那时髦的举止又该是多么可笑啊！”

但是在暴露办事员的不足之下，此种想象不过是为了掩盖对美国商业世界不断变化的深层恐惧心理。美国北部工业化步伐不断加快，在此种压力下，推崇农民的杰斐逊式民主（Jeffersonian democracy）也面临与水牛相同的命运。更重要的是，旧有的18世纪商人，本身兼为白领与用双手工作的工匠，这些人的生意逐渐开始惨淡起来。这是因为经贸商人和他们的办事员团队对远方的市场更为了解，并开始采取行动。而随着各行各业的账目变得越来越复杂，对记账员的需求量也逐步提升。纽约便是个典型的例子：1818年，已有一条运输航线开始在东河码头和利物浦之间运输货物（利物浦的办事员密度高居英国之首）；1825年，随着伊利运河（Erie Canal）的完工，纽约和纽约州西部城市的运输航线被打通；曼哈顿下城的进口商们纷纷开起店铺，出售从加勒比海、亚洲以及欧洲市场运来的货物。制造业的发展催生了大量城市零售店和批发市场的建立，而这些店铺市场都需要人来从事文书工作。“之所以繁荣”，《亨特商人杂志》（Hunt's Merchants' Magazine）的撰稿人1839年写道，是因为“如今关于商贸，方方面面信息都要做到完整准确的传播和收集，这种可能性与原先相比大大提高了”。搞定这信息传播和收集工作的便是办事员。城市里，漫步在大道上的办事员越来越多，让惠特曼这样的人怒目而视、烦躁不已。1860年，已有25%的费城人从事着非体力的工作；在新城旧金山，这比例更是高达36%；而在波士顿，该比例已接近40%。虽然说从事非体力工作的未必就是办事员，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脑工作，而不是用手。这个趋势还是很明显的。美国各种意见刊物的作者们或许厌恶这些“惨兮兮、瘦巴巴”的办公室职员，但这厌恶折射出了人们对商业的强烈的矛盾心理，也反映出了办事员或许并不走在时代的歧途上，而是走向未来呢。

不管人们对于这些过分缺少男子气概的办事员有多么愤怒，他们以及随之而来的办公室，悄无声息地在19世纪的美国蔓延开来。伦理学家们光顾着去听工业化带来的咣当轰鸣声，却对依稀听到的笔尖摩擦账本的轻微响声不以为意。他们只顾忧心那些魔鬼般的工厂，却全然忽视办公室这个全新的世界。正如《录事巴托比》的故事陈述者所言，这不过是项“干巴巴的工作”。然而，办事员大军的扩张已然预示着，同工业化带来的改变一样，办公室工作也将带来巨大的改变。那些身着白领的卑微办事员们也将成为工厂蓝领工人那样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