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视角下的PUA：男权是“可说”对“不可说”的暴政

红极一时的Ayawawa因慰安妇言论引起巨大争议，这一轮争议也带出了Ayawawa旗下同时经营的针对男性的社交社区“花镇”，一个“泡学网”。事实上，“泡学”，也就是PUA，远不止Ayawawa一家，在国内早已成为产业，教授男性情感操控术。PUA产业一时间成为众矢之的。不过被PUA圈套所虏获的女性完全是没用能动性的工具吗？在本文作者看来，男权之恶并非自由主义框架下的“物化女性”那么简单。从精神分析视角来看，这其中并没有任何自由主义式的出路，在恋爱里面没有绝对道德的位置。自由主义者在召唤公权力对PUA发起讨伐的时候，他们忽略的是在欲望经济里面“可说”和“不可说”的部分的正当性分配问题，即不言自明地把“可说的”——普世性的男性性欲、大写的人权等放到了绝对优先的位置上，而将不可说的隐秘享乐——如无意识的享乐、自我毁灭的倾向等等放到了“非理性”的垃圾桶里，这种可说对不可说的暴政就是“男权之恶”。

一、受骗的女性是PUA的“战利品”吗？

PUA，即pick up artist，指的从美国转入的一种训练人如何“把妹”的心理学应用和次文化。在中国也有一些PUA的课程去教男性怎么迅速吸引女性和与女性发生关系（也有针对女性的训练班），最近这种现象通过一些视频在还有陆陆续续各种揭秘PUA谋财骗色的文章也引起了关注。

“PUA是男权之恶的产物”，这个命题在我看来是正确的。但是什么是男权之恶呢？这个男权之恶真的是自由主义者所说的“男性物化女性，将女性当成一种客体去不顾后果地玩弄”这么简单吗？

先看看一下PUA的领袖们所自豪的地方：睡了多少个女人，赚了多少的钱。从他们的傲慢的口气里不难看到他对一般企业文化的鄙视：“在其他公司，公开淫乱的私生活会被开除的，但在我们公司，这还会得红包。”；以及对传统道德观的鄙视：“我赚的钱比父母都多，他们有什么资格教育我？”这里我们要忍住把他们的行为解释成是草根青年对上一辈，甚至是政治经济压迫的一种“报复”的诱惑，因为这个简单的解释并不会给我们带来多少的洞见。

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里，把游牧民族的“原初父亲”与悲剧英雄做类比，那个父亲为了追求的快感，违反了律法，凭借强大的手腕享有了部落里所有的女人。儿子们一开始只是劝他不要这样做，但是当这位父亲的淫乱到了孩子忍无可忍的地步，儿子们就把他给杀了，并订立起“不能乱伦”的律令。他们杀死的正是那个实现了他们愿望，悲剧英雄般的父亲。要注意的是，这里有个双重的妄想结构在运作，人类学家从未发现历史中有这样一个原父出现，但是这个淫乱专横父亲对于儿子们构建乱伦禁止的律令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这个父亲未必如神话中那么淫乱，他的淫乱只是儿子们将欲望投射到他身上的结果，他承担了儿子们一部分的欲望之恶（另外的一部分推给了引起他们淫欲的女性身上），所以他必须如此淫乱，淫乱是他被杀的理由。

回到PUA头领的自白上，他一直在吹嘘自己的性经历，里面似乎有一种自大妄想的迹象，但这不是说他的性经历一定是假的，即使是真的，依然是妄想性的，因为他自己认同了这个在符号律令之外的“全能的淫乱父亲”的位置——认为他的PUA手腕对于睡到女性有必然的保证。弗洛伊德说的“原父”如果存在，那么他一定也是个精神病，他以妄想来承担了儿子们的欲望之恶。PUA的领袖有如此底气自命不凡，也许也是因为他认同了他身上性欲的普世性，并完全认同了这“所有（男性）的性欲”所赋予他的一个英雄式的“原父”。当然了，可能女性也认同了这个一个“全能的幻想”的形象，认为他们确实是她们幻想中的一个没有缺失的完整男性。

但问题远没完全展开，这涉及到“原父”-儿子们的另一个妄想，就是他们能像享受物那样享受女性。拉康举了看起来两个双反的例子来说明这个“物”——一是原始部落里把女性当成是部落间交换的礼物，而相反的例子就是在骑士典雅之爱（courtly love）里面，将女性当作是天上的星星来追求，天天为她们写诗，颂扬她们的美，但这同样是把她们看成是不可接近的物。这两种情况下女性都只是他们幻想剧本里的一个道具。但令人惊讶的逆转是这个“道具”突然拥有了自己的主体性，比如说，她爱上了苦心追求他的骑士，那么这个骑士很可能就会吓得逃跑，因为他遇到了超出幻想框架的东西：他追求的女士突然接受了她的爱，享受了她的爱，他自己突然变成了她的客体，她真正的奴仆，而不是想象的奴仆。

难道PUA们难道不是处于如此的境地吗？他们采取一个猎人狩猎动物的立场，把女人看成是他们的战利品，而最致命的是，在自由主义话语的引领下，女人认同了这个战利品的角色。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些女性会“上钩”呢？在微博上，提出这个问题的大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经常上网跟进舆论动向的女性，而她们的解释是，PUA们下手的是那些文化程度不高的，心理有缺憾和自卑的女孩子，这番话几乎是从PUA们的口中的目标选择标准抄来的，仿佛那些女孩子就是需要被启蒙的对象，需要好好学习怎样识别PUA了。但她们“上当受骗”，真的全部因为她们的无知吗？难道不是同样是因为她们也是有着欲望的主体？PUA们摆出一副自命不凡富有侵略性的姿态，但难道他们不是为那些有性欲但无法言说的女性服务吗？那些“受骗”的女孩不知道自己在演戏？也就是说她们带上了“被骗”的人设的面具，她们假装相信了PUA们浮夸的表演，接受了PUA的性邀请，也许单纯只是因为她们对性的隐秘需求（但是这种性需求永远构不成了男性性欲的对等物，这种关系依然是不平等的，下面会展开）。对“为什么有的女孩会受骗”这个问题有疑问的直男们只要想想自己对女PUA的态度就可以了，我想，觉得用套路去勾引自己的女生很可爱的直男应该不在少数。要补充的是，我不是说这是一场“你情我愿”、“各取所需”的无害游戏，上面说的女性性欲也不同于男性性欲，这种关系里无疑存在着不对称的暴力，但这种暴力不是身体层面的，而是语言层面的。

二、不可言说的政治

拉康认为，可以言说的欲望处在符号界里，而无法言说的则是处于实在界内。这种无法言说的欲望无论在生物的男性女性上都存在，精神分析只是将无法言说的位置命名为“女性的”，将可以言说的位置命名为“男性的”。男性可以直言自己想要被套路、想要当受虐狂、想要不顾尊严地追求女性等等，当然，自由女权主义者也可以这样说，即争取在公共空间中言说自己欲望的权利。但是在性欲里，或许还包含着不能言说的、暗哑的部分，它们永远在符号界之外，弗洛伊德称之为“女性的黑暗大陆”。难道那些“受骗”的女性们的性享乐，不就处于这样一个不可言说的黑暗大陆中吗？Metoo运动让女性站在男性的位置上去发声，这当然有它的作用，但是它忽略了这种暗哑的性欲。这种暗哑的性欲甚至在意识之外的，主体可能无意识欲望着她意识层面上并不想要的东西，甚至欲望着她觉得很可笑和恶心的东西。这并不是给性骚扰女性提供了接口，相反，对于女性来说最为创伤的或许就是这种无意识欲望被粗暴地指出来。经典的例子是齐泽克对《我心狂野》的分析，强奸罗拉的男子威逼她说出“操我”，然后在她照做后立马说“今天我没空，改天吧”，他在勾引起她内心隐秘的欲望同时让它落空，这样一来侵犯罗拉的并不是别人，而是在她内心而对于她来说又最为陌生的欲望，这才是创伤性所在。或许那些被PUA“骗“的女孩，对于她们的无意识来说停留在那些可笑的、浮夸的剧本里，扮演一个被骗的傻白甜的角色才是安全的，一旦她们看到自己在这个勾引游戏里自己的主体性，创伤才会出现：天啊，我怎么会想和那么恶心的男人上床呢？

我们不一定要返回“少一点套路，多一点真诚“的陈腔滥调里，如果我们忠诚于拉康的观点的话，性关系就一定是不存在，恋爱中我们都是和自己投射出去的自恋形象打交道，正是有这个幻想屏幕做掩护，我们才会被他者身上那么深不可测、不可言说的地方（拉康称之为客体小a）所吸引，让它捕获了自己的欲望。在这其中并没有任何自由主义式的出路，在恋爱里面没有绝对道德的位置，比如和一个人讲清楚做爱意味着什么再做，这并不意味着不是一场“欺骗”，因为在热恋中这些话都是听不进去的。

但是这并不是说PUA就是清白无罪的，它揭示出来的正是一种言说的政治压迫。不是关于生物意义上的男性与女性，即男人可以发表他的风流史而不那么受社会谴责，或者女人可以发表她的狩猎宣言而被男人觉得可爱等等的性别-社会权力问题，而是一种本体层面上的可说与不可说之间的政治。

在今天国内的网络舆论里，关于性与性别的议题都一边倒地由自由主义者所主宰，在他们召唤公权力对PUA、或者恋童癖等“政治不正确”的群体发起讨伐的时候，难道不是和杀戮那个实现了自己被压抑欲望的父亲的儿子们一样吗？他们忽略的是在欲望经济里面可说和不可说的部分的正当性分配问题，即不言自明地把“可说的”——普世性的男性性欲、大写的人权、儿童、妇女等等放到了绝对优先的位置上，而将不可说的隐秘享乐——如无意识的享乐、自我毁灭的倾向等等放到了“非理性”的垃圾桶里，这种可说对不可说的暴政就是我开头所说的“男权之恶”。

比如在PUA的讨论中，我们要做的或许不只是发起启蒙，号称以此保护那些沉默的女性弱势群体，也不只是像METOO运动那样，尝试让沉默的女性发出声音，当然这些行动有它的意义，但是是不够的，因为女性的位置它是在本体层面上非语言的，言说总是异化于她们的。即使一个被长期性骚扰的人说：“我是爱着（性骚扰我的）这个人的，我的爱能让我接受他的一切无礼请求。”她说出这些话时，她或许会感觉自己是破碎的，因为这些话根本就无法抵达她内心的真正感受，即使偶尔能欺骗到自己。比如自杀的作家林奕含写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了，这本书绝不能被简化成“乐园”，当然也不能被简化成“地狱”，而是摇摆、挣扎于两者之间、不能被清晰界定的东西，房思琪的欲望就是小说本身，而不是我们从小说中提取的条目，它只能以艺术的方式被显示出来，而不能被言说。所以拉康会说女性不是诗人，而是诗本身。

回到现实层面的讨论上，不能说她们是个“无言的捕猎者”或者是“无意识的诱惑者”，所以那些骚扰和欺骗她们的人就是无辜的，因为那些骚扰和欺骗她们的人占据着可说话的位置，而在当前社会中能够说话就是一种权力——能够对不可说的造成压迫的一种权力。当然了，一个人不可能全部是可说的“男性”，男性身上那不可说的部分也被可说的部分压迫着，只要想想一个约炮“常胜将军”在性爱后陷入严重抑郁的场景就可以理解了，可言说的对不可言说的压迫即使在同一个人身上依然存在。还要补充的是，精神分析的伦理学认为主体不应只对可以言说的部分负责，也要对不可言说的部分负责，所以我也并不是把不可说的女性放到“受害者”的道德高地里，免除所有责任。恰恰相反，那不可言说之物勾连起的是跨个人的伦理，参与进一段关系里的所有人都有责任承担起这不可说之物造成的痛苦。

所以，或许最为关键的事情就是赶走语言给“女性”（当然也包括男性的不可说的部分）强加的雾霾，让沉默的女性以沉默的方式被显示出来。写作这篇文章或者所有关于女性享乐的东西也是一种强说不可说之物的实践，关键不是要用语言去把女性隐秘复杂的无意识完全变成可说的东西，相反，要让不可说的空洞暴露出来，并显示出它独有的尊严。PUA们“骗炮”的对象并不是道具和客体，只是她们扮演了这样的道具和客体，在这个表演的面具之下实际上是谁也拿不准的不确定的深渊，它就存在着这里，不管它如何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