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技术和城市的时代，我们如何写作

6月10日，由江苏省作家协会和南京大学共同主办的第四届“中国当代文学·扬子江论坛”在南京举行。本届论坛以“中国当代文学新路向”为议题，与会专家围绕新时代下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问题展开讨论。

我们认识世界、表现世界的方式完全客体化了

新时代的中国文学会往哪个方向发展？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以1980年代为参考坐标谈道，1980年代整个社会共同体的主体意识比较鲜明，也就是整个文学共同体、文化共同体有一种强烈的历史感，或者说1980年代的主体意识非常强烈。而相比之下，今天社会的大变化是具体社会客体的变化，在这种客体的变化中我们跟主体发生了一种巨大的脱节。“二十世纪以后形成了巨大客体的力量，主体功能丧失，我觉得在理论上我们到了主体的黄昏了，客体主导了历史。我们今天人类的历史完全是客体化了，被科技重构为一个社会的客体化的一种历史。”

陈晓明进而具体阐述道，我们认识世界、表现世界的方式完全客体化了。我们可以看到，在巨大的声音和图像背后是一个无比先进而且不断更新的科技程序，科技技术起一个支配作用。“典型的其实是多年前从《黑客帝国》到《阿凡达》这么一个历史转折，我们可以看到《黑客帝国》进入的是一个完全科技的世界，然后到了主体意识，然后完全客体化。”

进而，陈晓明提问道：在世界文明的时代，文学何为？文学批评何为？文学理论何为？“我们今天真的是身处在一个新时代，身处在一个大文明变革的时代。我们会看到，从文学的意义来说，这些伟大的科技或者科幻文学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大家也看到科幻片在十几年来影响最大，科幻片是科技力量，也表明了要用技术科技重新思考人类文明存在的可能性，这样一个可能性同样是一个生死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星际穿越》里一个五维图书馆，上不着天，下不落地，所以我们会看到，在讨论新路向的时候我们要在大文化背景下来考虑这个问题，所以科技会改变人们生存现实。每时每刻人民与科技的共存，科技的无限可能性，这些都是世界边界的根本变化，所以我们会看到，科技与文学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会形成人类以文学的方式和正生成科技的强大的客体世界做一个对话和搏斗的方式，这方面可展开的主题非常多非常丰富。”

陈晓明还谈到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要重新考虑如何跟这个世界构成关系。“现在是穿越虚拟世界的生成，传统的理论是现实主义真实性的理论，这是我们文学处理世界的一个基本方法。对年轻一代的孩子们来说他已经相信了虚拟世界的真实性，现实世界对于他不重要，我吃的什么东西，他只有拍成图片然后发到虚拟的空间里去，这个存在才是真实的，我所有得到的都是随时要丢弃消失的。我们今天刚面临5G的到来，等到6G、7G、8G，你会知道通信的力量，传输的力量，所以在这样一种音频图像构成的虚拟化的空间，可能对世界的文明就不像我们书写文明所可以接触到的（那样）。”因此，陈晓明认为，面对这种虚拟文明、虚拟世界，可以给予批判，因为科技形成的强大客体力量可能对文学造成很大阻碍，但我们也要同时看到这个世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作家、江苏作协书记处书记汪政在发言中提出了“静悄悄的革命”这一说法，与1980年代的文学革命相对照。在汪政看来，1980年代是一个文学发生巨大变化乃至于称为革命的年代，但现在也不是风平浪静。“我觉得许多的变化、变革乃至革命都在发生，只不过1980年代是以旗号和运动的方式在进行，而我们当下的文学革命，我称之为叫‘静悄悄’，是以技术的方式、文体的方式发生很多变化。”

山东大学文学院的黄发有教授则从媒介融合的角度，提出他对于当代文学新方向的看法，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网络文学的蓬勃发展。随着媒介融合，网络文学和传统的界限在逐渐消失，两者在相互渗透，相互融合。黄发有注意到，现在很多纯文学作家的写作中也可以看到网络文学的痕迹。比如作家东西在作品里用很多网络语言，“东西认为网络语言非常新鲜，跟原来那种文艺化语言进行融合，使得语言有一种新的可能性。”而且黄发有提到，新媒体刚出现的时候，和旧媒体之间必然会有一场战争，比如报刊刚刚出现的时候，如梁启超等人在办报时也创设了报章体，网络文学的出现更多是跟科技和影视、游戏等其它媒介结合，延伸出新的产品。比如很多网络玄幻小说基本是按照游戏脚本的格式来写，结构基本是按照游戏地图的结构来编排的。再比如影视对于文艺和文学的渗透也越来越明显，如海岩等把写剧本作为主业的一些作家，他们的语言完全是视觉化、视听化的。

黄发有特别谈到人工智能发展对文学也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微软之前出版过一本《机器人小冰》，写的是阳光式的玻璃窗，他通过机器人智能的学习，存了很多中国的现代诗歌，然后通过这种形式让机器人写诗，那个诗我也看了，确实是有一些特色，但是另一方面有很多语言组合跟传统语言逻辑根本不吻合。”

在黄发有看来，新媒介的融合、人工智能、新科技对于文艺的渗透，必将给文学带来越来越大的冲击和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与陈晓明的观点类似，技术美学冲击主体美学的地位，科技因素对文艺的影响越来越大。第二，对于文学语言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八十年代的纯文学有政治语体的渗透，但还是以文艺作为核心，而现在完全是混合的语体，黄发有认为现在是各种日常语体大融合，是杂糅的语体，语体如果有机融合可能也会有一种新的语言风格的出现。

《文学报》副主编陆梅认为，要谈中国当代文学的新路向，还是要回到文学与时代、文学与未来、文学与自我的关系上。在陆梅看来，优秀的文学具有故乡意义，她认为有必要重新定义故乡，建构一种有故乡的写作。之所以要重新定义故乡的原因在于，我们正遭遇环境和内宇宙的强大压力。一方面是外环境太过强大：城市化进程抹平了乡村和城市的差别，我们生活的环境越来越趋同，我们的城市大同小异，房子大同小异，我们接收同样的资讯，这一切正在消磨和同化作为写作者的内宇宙；另一面，我们也都习惯了城市所给予的我们的舒适与便捷，不知不觉中步入一种惯性，我们有大同小异的故事框架。陆梅认为，在如此强大坚实的外环境面前，我们的内宇宙很难挣扎出来。

陆梅谈到，在前辈作家那里，都有一个辨识度相当高的“故乡”，比如鲁迅的“未庄”，汪曾祺的“高邮大淖”，沈从文的“边城”，陈忠实的“原上”，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的“商州”，张炜的“半岛橡树路”，阿来的“机村”，迟子建的“北极村”，毕飞宇的“王家庄”苏北水乡，苏童的“南方椿树街”……“但是对70后、80后而言，随着社会变动转型，我们北漂南移，有故乡却又没有了家，反映到文学里，我们的来路和去路都是模糊的、跳跃的、游离的，甚至是抽空的，兴致勃勃或理所当然地生活在城市里，城市和我的关系无可无不可，繁复也单一，文明也无趣，众声喧哗又按部就班，所以很多写作者写细碎幽微的生活微澜和叙事策略，小叙事成为一股潜流。”

在陆梅看来，当这种心灵和地理都“漂移式”的写作渐成一种趋向时，我们很难从“小”里翻腾出“大”来：你笔下的人物命运如何呼应我们这个时代进步的轰鸣声？如何与“大历史”的思考同频共振？如何在“细”和“微”里发现和塑造一个鲜亮性格的人物？如何“超克”自身局限，由生活经验而生命经验，借助外物观照内心，又借助内心观照外物？

在这样的反思之下，陆梅认为我们有必要重新定义故乡，“中国的文学或者世界的文学，在写作的层面上，其实就是构建一个个的文学故乡，故乡上的人和事、人和人、人和自然、人和生命万物强烈的在地感、命运感、认同感。”

陆梅援引青年评论家李德南在谈城市写作时的观点：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需要重新定义故乡。当我们在新的世界视野和世界体系中来思考故乡，故乡就不再一定意味着乡村，而可能是城市，甚至就是中国本身。故乡经验的生成，不再局限于中国内部，而可能是来自美国和中国，中国与日本等多个国度的比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