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陈直长春讲学之行：对陈直致柴德赓一通信札的考释

《柴德赓来往书信集》经柴先生嫡孙柴念东老师悉心整理，于近日由商务印书馆印行。里面收录了柴先生与师友、亲人、学生等往来书信、诗札近五百件。除家书而外，通信最多的则为陈垣（34通）、刘乃和（35通）、孙功炎（12通）、陈乐素（7通）、陈晶（7通）、邓之诚（6通）、台静农（6通）、周祖谟（6通），等等。于此可窥得柴德赓先生的朋友圈之冰山一角。

这里，我们要谈的是《柴德赓来往书信集》中所收的一通陈直致柴德赓信札，全文如下：

青峰先生著席：

春初曾奉惠笺，嗣以有长春短期讲课之行，匆匆未及裁答，歉甚。 近以一年中无课，拟将旧著再整理一番，在长两月余，与于省吾、张伯驹二氏常常晤谈，尚不寂寞。长市面积广阔，建筑精美，亦东北一大都会。 乐郊虽美，究非吾土，弟已二十年不到江南，每颂邱迟“杂花生树，群莺乱飞”，不禁神往。 别来一岁有余，吾兄有新著否，便乞见示。 附奉广东《学术研究》刊载小文一篇，敬祈教正为荷。 耑此奉候，并颂著安 !

弟陈直拜启　九月七日

这封信，《柴德赓来往书信集》编注者定为1964年9月7日，甚是。以下对信中的内容逐一略加考释。

柴德赓（1908—1970），字青峰，浙江诸暨人。陈先生信中所提及的“春初曾奉惠笺”，关于柴先生春初来信，具体内容我们不得而知。经查柴念东老师所整理的未刊本“柴德赓日记”，1964年1月至4月的日记内容已经佚失。据柴念东《柴德赓年谱长编》（近期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可知柴先生1964年春初，一直在苏州的江苏师范学院（即后来的苏州大学）。直到当年4月26日，教育部借调柴先生来京，协助他的老师陈垣先生点校新旧《五代史》，《柴德赓来往书信集》所收书信中，也多有谈到此事。因此，“春初曾奉惠笺”，当是1964年初，柴先生从苏州寄信陈先生。

陈先生和柴先生的相识，应该是缘于1963年。当年柴先生应北京大学翦伯赞副校长之邀，从苏州来北大讲学一年，为历史系诸生开史料与史学一课。而同年，陈直先生也为翦伯赞所邀，从西安来北大讲学。《柴德赓来往书信集》中收有柴先生致妻子陈璧子的家书82函，其中1963年5月10日一函中就谈到，“明天晚五时半，翦老、邓恭三请我们几人（郑、吴荣曾、陈直老先生）到颐和园听鹂馆吃饭。下午准备早些去，游一游颐和园”。（《柴德赓来往书信集》，商务印书馆，2018年，57页）可见，讲学北大期间，两位先生往来十分密切。

信中所提及的“长春短期讲课”之行，指的是1964年陈直先生应东北文史研究所之邀，来长春为学员授课。陈直先生长春之行，黄中业、孙玉良《共和国教育史上的国学书院式学府——东北文史研究所述要》（刊于《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1期，简称“《述要》”）一文云：“1963年文史所请陈先生来所讲学，讲授《汉书》，有助教陪同负责板书。陈先生讲课和蔼亲切，娓娓动听。”据此信，可知陈先生是在春初收到柴德赓先生信笺后，方有长春之行的。则陈直先生的长春之行，应为1964年，而非1963年，此处当为黄中业先生误记。

陈直先生在长春期间参加“春游社”，写有《记西安传世两汉名人之遗物》（张伯驹编著《春游琐谈》，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183页）一文，末尾云：“一九六四年六月来客长春，拉杂书此，以志多闻。”长春之行结束后，作者进行了增改，改题为《记西安传世两汉名人之遗物及海城于氏藏印》（陈直著《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384—385页），内容视旧文新增了“海城于省吾先生为余老友，所著《周易》、《尚书》、诸子新证等，颇多创见，近年执教于吉林大学，推为祭酒。今年五月，余应东北文史研究所讲学之招，旅客长春，与省翁过从尤密。间出示所藏汉晋印七枚，皆铭心绝品，友朋中尚少见知者，爰记其目如次……以上各印，据云皆为陶北溟旧藏之物，屡次寓目，辙爱不释手”等文字。据此可知，陈直先生是1964年5月应邀来长春讲学。同时，据陈先生《盐铁论解要·前言》的落款时间为“一九五七年九月初稿于西安西大新村，一九六三年四月修改于北大朗润园，一九六四年六月再修改于长春东北文史研究所”（陈直《摹庐丛著七种》，齐鲁书社，1981年，123页），也可说明陈先生的长春之行在1964年，并且此行携带了《盐铁论解要》书稿。

另外，笔者就此事拜访咨询了宋德金先生，宋先生是1962年进入东北文史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据宋先生回忆，陈直先生长春讲学之行只有一次。那么，根据这封陈直致柴德赓信札，以及《记西安传世两汉名人之遗物及海城于氏藏印》和《盐铁论解要·前言》落款时间，我们可以确定陈先生的长春讲学之行，当在1964年5月抵达长春，为期两个多月。黄中业、孙玉良《述要》所谓的“1963年”当系误记。

东北文史研究所是中华人共和国成立后在东北成立的一所国学书院式学府，1961年5月17日，东北局宣传部经讨论后产生了《关于建立东北文史研究院讨论纪要（草稿）》。同年6月28日，东北局书记处会议决定，由东北局宣传部在长春筹办。研究所的目的是“培养中国文史方面的教学和科学研究人才，以期改变东北地区在文史研究和人才培养上的薄弱状况”。东北局宣传部关山复部长认为要为东北文史研究所提供“一个较为舒适的学习环境”。后选址长春市建设街16号伪满洲国外交部旧址庭院内的一幢二层小洋楼。同时，同志街25号院内的一栋小洋楼，则拨付给东北文史研究所，作为来所讲学的导师住所。（此段节引自黄中业、孙玉良《述要》）1962年7月1日，东北文史研究所召开建所典礼，陈毅元帅亲自题写了所名。

其实，早在1928年，东北地区就有一所研究国学的书院式学府——奉天萃升书院。萃升书院始建于清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清末荒废。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出资重建萃升书院。张自领院长一职，而聘请于省吾先生为院监，全权负责书院日常教学工作。关于设书院之缘起，于先生撰有《奉天萃升书院记》（全文载《萃升丛刊》，民国辽宁作新印刷局印），叙述最详。金毓黻先生《静晤室日记》中引于先生《奉天萃升书院记》云：“在书院主讲之三先生，皆当代硕学大师，足以当讲学之任而无愧。吴向之先生尤精于历史舆地之学，讲述清代掌故，如数家珍。前后三次度辽，尤熟于东北掌故。所著有《奉天郡邑志》、《东三省沿革表》，皆为精心结撰之作。尤以选抄《明实录》数百册，保存东北史料最多，顷已尽举以赠辽宁省立图书馆，此又受先生讲学间接之赐者也。”（按：见金毓黻《静晤室日记》，辽沈书社，1993年，2474页。金毓黻先生所引于先生这段文字，不见于《萃升丛刊》所收《奉天萃升书院记》，未知何据。我们猜测此段文字，当为金毓黻先生所作。《金毓黻文集》编辑整理者误将其与《静晤室日记》所引于先生《萃升书院记》文字混在一起，又未核《萃升丛刊》的缘故）晚年的于先生又在自传里详细地追述了当年书院的情况，道：“张学良和杨宇霆筹建专讲国学的奉天萃升书院，任我为院监。因我从前在西北筹边使署工作时已和国学诸老相识，于是去北京邀请著名的国学大师前来书院讲学，王树楠先生主讲经学，吴廷燮先生主讲史学，吴闿生先生主讲古文，高步瀛先生主讲文选。‘九·一八’事变时，萃升书院停办，我在事变前夕感到形势危急，遂移居北京。”（《于省吾自传》，《晋阳学刊》1982年第5期）可见，萃升书院所延聘的都是当时国内一流的学者，如果不是因为“九·一八”日寇侵华，导致书院停办。假以时日，这个书院对东北地区的文史研究，必然带来重要的影响。东北文史研究所的成立，除了远绍“四大书院”，也有近法萃升书院之意。

陈直（1901—1980），原名邦直，字进宧（宜），号摹庐，又号弄瓦翁，江苏镇江人。先生自少年起，便有志于学。“二十岁的青年陈直，便写出了《史汉问答》二卷；三十九岁前刊行的著作已有《楚辞大义述》、《楚辞拾遗》、《汉晋木简考略》（或作《木简考略》）、《汉封泥考略》、《列国印制》、《周秦诸子述略》、《摹庐金石录》等多种。其中不少收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如《木简考略》1934年一出版即流布国外，为学人所注目；再如他二十六岁时写成的《楚辞拾遗》，被大东书局收入所编之《楚辞四种》，与洪兴祖、戴震等鸿儒巨匠的著作并列，是研究楚辞的必读之书。他还对古代货币进行研究，参与了丁福保主编的《古钱大辞典》的撰写工作。”（黄留珠《陈直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思想》，《人文杂志》1991年第3期）抗战军兴后，陈先生于1940年逃离已成沦陷区的家乡，“绕道香港，经昆明、贵阳、成都，最后抵达陕、甘。为了谋生，先后在兰州、西安等地金融机构中供职，从事与学术毫无关系的文牍方面的工作”。（黄留珠《陈直先生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思想》）

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直先生的处境方得到改观。1950 年 ，经著名学者、时任教育部长马叙伦的推荐，由西北大学校长侯外庐约请 ,陈直开始执教于西北大学历史系。来西大任教后，陈直于1958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两汉经济史料论丛》，1959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印行了《汉书新证》。据斯维至回忆，在这两部书出版后，“他的精密考证立刻引起了秦汉史学者的好评，甚至日本学者也从海外来信访购。1963—1964年北京大学翦伯赞副校长、东北文史研究所佟冬所长都来礼聘陈老前去讲学。这个没有任何学衔的学者，就一跃而成为著名的专家了”。（斯维至《我所认识的陈直先生》，载西北大学秦汉史研究室主编《陈直先生纪念文集》，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年，28页）笔者有金景芳先生旧藏1959年版《汉书新证》，封底有吉大书亭的售书印章，也可从一个侧面看到此书的流传之广。

1953年，教育部决定在东北人民大学（1958年改名吉林大学）设立历史系，时任东北工学院党委书记的佟冬被任命为历史系主任，负责筹备历史系。历史系创建后，佟冬又先后担任校党委代理书记、副校长、第三书记等职，于省吾、金景芳两先生，均为佟冬在东北人民大学任职时候所延聘。据黄中业、孙玉良《述要》载：“1962年2月，佟老先后两次邀请吉林大学和东北师范大学的于省吾、金景芳、孙晓野等教授在吉林省宾馆座谈文史研究所的建所方针大计。”又据黄中业在《难忘的教诲》（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佟冬同志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中一文回忆，正是由于金景芳先生的推荐，他得以在1962年9月进入东北文史研究所学习古文古史。宋德金在《布衣傲王侯——我的老师金景芳先生》（《文史知识》2009年第10期）一文中，也提到自己1962年在吉大历史系毕业后，经金先生推荐，得以分配到东北文史研究所。可知，金景芳先生对新成立的东北文史研究所曾积极建言献策，推荐人才。则陈直先生应邀东北讲学，很有可能就是金先生在读过陈先生著作后，向佟冬所长进行了推荐。当然，也可能是陈先生的老友于省吾先生所荐。

信中提到“与于省吾、张伯驹二氏常常晤谈”，于省吾与张伯驹为柴陈二人共同的朋友，这也是陈先生信中提及这两个人的原因之一。陈直先生《记西安传世两汉名人之遗物及海城于氏藏印》也提到了他“余应东北文史研究所讲学之招，旅客长春，与省翁过从尤密”。张伯驹《春游琐谈序》云：“昔，余得隋展子虔《游春图》，因名所居园为展春园，自号春游主人。乃晚岁于役长春，始知‘春游’之号，固不止《游春图》也。先后余而来者有于君省吾、罗君继祖、阮君威伯、裘君伯弓、单君庆麟、恽君公孚，皆春游中人也。旧雨新知，相见并欢。爰集议每周一会，谈笑之外，无论金石、书画、考证、词章、掌故、轶闻、风俗、游览，各随书一则，录之于册，则积日成书。他年或有聚散，回觅鸿迹，如更面睹。此非惟为一时趣事，不亦多后人之闻知乎！壬寅春中州张伯驹序。”（张伯驹编著《春游琐谈》，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从《春游琐谈》中所收有陈直《记〈明诗赏奇〉》、《记西安传世两汉名人之遗物》、《记丹阳吉曾甫先生之博学》、《曹魏仓慈手写〈佛说五王经〉跋》四篇文字来看，在长春两个月期间，陈直先生是参加了“每周一会”的，而这四篇文字，正是陈先生与诸位友人谈笑之外，所留下的文字记载。

张伯驹是鼎鼎大名的收藏家、书画家、鉴定家，“但在1959年却因传统戏剧的问题与文化部较真，结果被错划右派赋闲在家。爱惜人才的陈毅元帅通过吉林省委书记处书记于毅夫将其调到长春，省委宣传部部长宋振庭将他们夫妇分别安排在省博物馆和省艺术专科学校”。（佟多人《记忆中的父亲》，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编《佟冬同志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2005年）也被安排住在同志街25号的东北文史研究所导师住所。正是由于这段因缘，张伯驹将个人所藏的六十余件文物，捐赠给了吉林省博。其中包括南宋杨婕妤《百花图卷》、宋拓《九成宫醴泉铭册》、唐人《楷书妙法莲华经普贤菩萨劝发品残册》等绝世瑰宝。（见吉林省博物院官网2018年4月4日《吉林省博物院藏张伯驹捐赠书画作品亮相故宫》）

于省吾（1896—1984），字思泊，晚号夙兴叟，斋名未兆庐、双剑誃、泽螺居，辽宁海城人。“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萃升书院停办。于先生于是入关，来到北京。先后任辅仁大学讲师、教授，北京大学教授，燕京大学名誉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1955年，应时任东北人民大学校长匡亚明之邀赴长春任教。当时于先生住在柳条路一号的郑孝胥旧宅内（此据姚孝遂《书剑催人不暂闲》，吉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处编《我的学术思想》，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362页），离陈直、张伯驹两先生居住的同志街25号很近，也方便他们往来相访，论学谈艺。这也是信中提到的三人得以“常常晤谈”的一个地理条件。加上于先生与陈先生均为“新证派”的代表人物，两人之间，自然是惺惺相惜，同声相应。（冯胜君在《二十世纪古文献新证研究》一书中指出，于省吾为“新证派”代表人物，陈直也属“新证派”一员。同时也指出陈直是用文献学研究的方法考证历史，于省吾是用文献学研究的方法考证文献。）从陈直先生1973年农历十月所写《读子日札·小引》中提到的“近则老友于省吾教授，多以两周铜器铭文，钩稽互证，创解至富”一语，也可以看出1964年长春之行结束后，陈先生对老友学术成绩的长期关注和欣赏。

信中谈到“长市面积广阔，建筑精美，亦东北一大都会”，1932年，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成立，定都长春，改名“新京”，当时试图将长春规划建设成“亚洲第一大新兴都市”。“日本帝国主义出于长期统治的目的，对城市进行了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但布局极不合理，使城市呈畸形发展，城市的环境问题已经显现出来。沦陷时期的日伪军政机关及各类会社大多数集中在朝阳区，日本人和日伪官吏多数也都居住在这里。日本人在此大兴土木，建造洋房，铺设给排水管道，同时对园林绿化、公共建筑以及日本人所需生活设施都做了较详尽的安排。而把中国人集中到南关区、二道河子区八里堡及宽城区宋家洼子一带。在中国人居住区，房屋破旧低矮，道路狭窄泥泞，垃圾遍地，污水横流，加上穿插其间的小工厂、小作坊，环境状况极差，据记载曾发生两次霍乱传染病的流行。”（《长春市志：环境保护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1、2页）东北文史研究所校址和导师住所，均为伪满洲国时期所建的小洋楼，设施良好，又地处长春市核心地带朝阳区，离风景优美开阔的南湖公园也很近。加上东北地区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建成的第一个重工业基地，是“新中国工业的摇篮”，各项配套基础设施建设良好，物资相对丰富。因而，陈直先生对“北国春城”长春的市容市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弟已二十年不到江南”，陈先生自1940年离开家乡后，到写此信的1964年，恰好二十四年之久，这里说“二十年”，是举其成数。“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出自南朝梁邱迟所撰的《与陈伯之书》。因柴先生任教于江南，陈直先生行文至此，不禁起乡关之思。

陈先生信末提到“广东《学术研究》刊载小文一篇”，指的是1964年3月发表于《学术研究》的《广州汉墓群西汉前期陶器文字汇考》。这也是《柴德赓来往书信集》编注者将此信系年为1964年的一个主要依据。这篇文章写于1963年7月（周天游《陈直与秦汉砖陶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4年第12期），时陈先生讲学北大，当是和柴先生谈起过此文的一些看法，因而正式发表后，特意随函相赠，请友人指正。此文后来收入1988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陈先生论文集《文史考古论丛》。

通过《柴德赓来往书信集》中公布的这封陈直致柴德赓信札，不仅纠正了研究者对陈直先生长春讲学之行的时间错误，理清了陈直先生长春讲学之行的确切年月——1964年5月抵达长春，为期两个多月。同时，也通过这封信札，得以看到当时学人之间的往来交谊。相信还有不少柴德赓先生以及陈直先生的信札收藏在有心人处，我们也期盼着越来越多的学人书信的刊布，为相关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

（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柴念东老师慷慨惠赐陈直先生信札原件照片和“柴德赓日记”未刊稿。另外，还得到了宋德金先生的热情帮助和惠赠相关资料，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