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数字时代新闻生产的危机：今日的媒介如何整合社会？

数字化、新媒体、智能技术已经改变了新闻生产的既有模式。传统媒体面临数字化转型，从新闻采编、传播路径到受众反馈，数字媒体具有社交化、互动性、去中心化等特征；新闻内容的 “专业化”生产也受到挑战，越来越多的自媒体在舆情风暴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大数据、智能算法使得新闻传播和接受以用户为导向，这对新闻管理提出新的挑战；而在更深入的层次上，理性化、专业化的公共空间也发生了改变，网络媒体面临民粹化、政治化的倾向。今天的新闻传播学者如何理解和梳理这些问题，以及如何应对这些挑战与危机？

2018年5月26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举办首届北大传播前沿论坛“数字时代新闻生产的挑战与危机”，北大新传学院院长陆绍阳致开场词指出，传统新闻生产在数字化转型中面临挑战，但更应该看到机遇。这次会议的组织者北大新传学院张慧瑜认为，今年是新闻学学科在北京大学设立100周年，期待新闻媒体能够完成自我革新，在数字时代重新承担公共媒体的职能。来自各个高校与研究机构的十余名青年学者就 “新闻媒体的数字挑战”、“内容生产与智能技术”、“自媒体写作与新闻规范”、“公共空间的消亡与重组”四个板块展开研讨，分别由北京大学张慧瑜、王洪喆、华东师范大学吴畅畅、北京大学王维佳主持。

新闻生产的转向与当下的互联网生态

“如果说互联网+意味着‘连接’，那么AI+则是在原来的连接基础上为智慧的连接再赋能。”在“内容生产与智能技术”的主题中，中国政法大学王佳航结合自己在几十家公司的调研经验，讨论了“AI+时代新闻生产的三个转向”：人机协作的新闻生产模式，重构的新闻生产生态，重新审视的媒体角色。

智能技术带来人机协作的新闻生产模式。智媒技术可以助力新闻信息采集和新闻事件识别，提速新闻文本自动化生产，推动MGC（即“Machine Generated Content”，机器生产内容）时代的到来，再者，内容分发逐步走向个人化、交互化。此外，在舆情监测、敏感视频监测、版权监测、内容审核等方面，人工智能可以为媒体赋能。同时，智能技术也不断重构新闻生产生态。智媒技术使得新闻生产的生态形成了新的竞争格局；职业新闻生产者生产的内容被稀释；促进了新闻生产的社会参与。由此，智能技术的发展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媒体的角色。“现场”的地位将进一步跌落，媒体的现场报道优势进一步弱化，“AI时代的内容组织者”将成为媒体的重要角色。内容生产的边界进一步消融，在数字媒体的叙事方式中，融合新闻报道将成为精品报道的常态，而技术则成为新闻叙事的重要表达元素。

如果说王佳航从理论层面上探讨了媒体生产转向的现状与未来，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的张晓波则从互联网生态切入，讨论自媒体的现状以及对管理带来的挑战。他认为互联网生态当中承担媒体功能的东西经历了从论坛到博客再到微博、微信公众号转变的历程。当下的互联网巨头BATG四家平台企业的业务范围涵盖了门户网站、移动资讯、金融、保险、理财、商业等，构成了中国互联网以及媒体生存的平台环境。在平台环境中生存的自媒体尽管没有官方颁发的拍照，但具有信息快、传播依靠裂变模式、个性化传播等特点。这使得话语权从传统的纸媒，主流媒体转移到了微博及微信公众号等自媒体手中。而自媒体本身镶嵌着商业利益，由于追逐注意力及变现，使得自媒体成为舆情事件的发源地。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张垒则在此延续上对自媒体的新闻标准和新闻理念进行了探讨。中国政法大学邓力从新闻的叙事学传统出发，以尝试理解新闻伦理的公共面向，从而理解当下的新闻争议，并提出新闻叙事观下的应然性准则。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的吴畅畅则关注数字化时代电视综艺的生产与困境。根据其团队对中国电视台、视频网站以及综艺节目的调研观察，他对当下传统广电和综艺节目的现状、困境原因和造成的后果做了分析和概括。他认为随着以达人秀为标志的综艺节目工业化的推进，电视行业发展已经出现生产过剩、综艺节目生产的利润率不断下降、广告介入到电视节目生产中等现象。在报告的最后，他表达了对传统广电的期待，在资本逻辑、国家管控逻辑以及视频网站的高度冲击之下，传统广电如何创新节目生产模式，是他会持续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针对当下互联网生态中数字平台的生产问题，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的姬德强认为，今天对今日头条等“平台”的迷思，实质上是通过“反等级的自由主义的修辞”，将“平台”伪装为提供公共服务的基础设施，从而掩盖了其真正的驱动力。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翟秀凤对网络内容平台的商业机制和劳动控制进行了祛魅化的阐释。人民网研究院的刘扬在论题“缺乏定义的‘人工智能’给新闻业带来什么”中认为“缺乏定义往往是造神的需要”，恰恰呼应了姬德强“平台概念的迷思”这一论点。北京大学新传学院王洪喆补充认为，考虑人工智能背后所代表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政治经济学的思路可以给我们的研究以启发。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张志华则从案例研究的角度对平台问题进行关注，他以水滴筹为例，展示了他所观察到的“平台经济视野下的网络慈善”。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曾国华在梳理媒介史的脉络上，从纸媒、电视延续到数字时代媒介生产中对大数据、公众号等的理论批评。北京大学新媒体研究院的李飞也在媒介史的维度上进行研究，他勾连了自办媒体到自媒体的逻辑。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卢南峰以“工业党”这一群体在边缘地带的宏大叙事为例，将媒介史的视野拓展到了社会史与生活史的层面上。

数字时代公共空间的消亡与重组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所张翔在重读哈贝马斯的基础之上，思考社会运动与公共领域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电子传媒导致了直接互动的结构发生转变，在这当中有如下特点：从电视转播发展到网络社区平台；舆论的构成开始多元化和资本化；在即时通讯和网络监管的博弈之间，社会舆论总会找到生长空间，同时社会舆论的构成总是混杂的。他认为，政党政治和社会运动之间存在着多元的关系。其多元结构的关键要素在于三点：政党政治的再政治化、社会运动的状况及其对网络空间的利用、以及去政治化的国家政治空间的可能性。

在比较英美政党政治与社会运动相互渗透关系的基础上，他总结了民粹政治的混杂性特点，而绝望感和弥望感的全球弥散似乎正是其力量基础；而民族自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在全球的遍布，依然在向我们昭示：空间总是存在的，关键看如何利用。在此基础上他总结道：社会运动和公共空间的发展之间具有同构性，而政党政治的活力决定于其对社会运动的吸纳程度，以及对去政治化的危机及其克服。此外，社会运动的民粹特点是其基本现实，也是分析的起点。而对于公共领域的结构分析，则应该从社会运动与政党政治之间的互动状况入手。

张翔认为，对于作为社会组织者的执政党而言，一方面要在当代激活群众路线的历史记忆，另一方面要初步探索向社区下沉的路径，重新成为城市社会和农村社会的组织者，注重与社会运动的互动，等等。

此外，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的龚伟亮探讨了传播资本主义与公共空间的消亡问题，他认为今天我们的公共空间所面临的局面是严峻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沙垚则以“业余性”的概念结合丰富的田野材料探讨了被今天数字时代新闻生产忽略的乡村公共空间与群众文化活动的互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崔迪以粉丝文化为切入点探讨了泛娱乐化时代的青年人与公共生活。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王维佳进行了论坛总结。他认为，在新媒体环境下的内容生产中，一方面可以看到数字时代媒体生态对原来自由主义意义上公共性的破坏。另一方面，新技术将“职业知识阶层”这种拥有上百年历史的社会中间力量、民主最重要的主体破坏了。所以新闻生产的危机实际上是自由主义危机，而这可能是一个很好的重新思考的起点。正因为危机的出现，提供了很多整合社会资源、建立新的社会机制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