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与失真:德国六八脉络下的2018汉堡大学占领运动

周睿睿/汉堡大学社会与经济学院讲师

2018-07-10 10:16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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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之后的六八已经不再指代一个具体时间,而是一个概念。因此,今天在德国谈起68说是六八,但德国六八的好几个重要事件实际上发生在1967年。
因此,在公共语境下统称为68一代的到了德国的特定语境下有时会被称为67一代,因为德国68年间的调基本上是在1967年定下的。德国六八的导火索是发生在1967年6月2日的欧内索格之死:日耳曼文学学生贝诺·欧内索格于1967年6月2日在柏林德意志歌剧院进行反对动用秘密警察对付学生的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访问德国的示威活动时,被便衣警察枪杀。这是他首次参加政治示威。这个年仅26岁,重点研究德语文学浪漫主义的青年被射杀时,妻子正在怀他们头胎的孩子。他的死亡是左翼的一个集合点,六二运动团体以他被杀的那天命名。
欧内索格之死引发的大规模游行。
欧内索格的死使1960年代末的左翼学生和青年运动膨胀起来,许多大学都产生了骚乱。欧内索格葬礼一周后,在汉诺威成立的反抗者议会使学生运动迅速扩大,也给那些仍然相信缓和的人们明示了其爆炸性的影响力。汉堡的时代周刊发表声明,要求独立检察官调查欧内索格之死的来龙去脉,多名包括著名教授在内的学界人士签署了这些声明。而这就为德国六八名言的诞生埋下了伏笔。在参加欧内索格公开葬礼和反抗者议会的人群中,有当年的汉堡大学学生会代表迪特列夫·阿尔贝斯和格尔特·贝默。几个月后,在1967年11月,阿尔贝斯和贝默在参加葬礼时所用的黑绸上,把当时的想法和表述加以润色,写上了后来成为德国六八名言的标语“袍里——千年陈腐之气”。
与此同时,自60年代中期开始活跃的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使西柏林成为运动的中心地。1968年,遥相呼应的国际环境,包括美国,法国,墨西哥等地的68运动以及发生在第三世界国家的解放运动让德国学生越发感到勇气倍增,从而也激化了德国六八。
报纸报道杜什克遇刺引发施普林格出版社事件。
一方面,1967年以来的运动继续扩大,开始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另一方面,自67以来的运动形势也开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极端情况:1968年4月2日,稍后组建了“红军派”的安德雷亚斯·巴德和古德伦·恩斯林纵火点燃了一家代表“资本主义”的百货公司,从而为日后长达十来年的恐怖主义活动揭开了序幕。1968年4月11日,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领导人鲁迪·杜什克遇刺。当医生在对杜什克实行抢救时,施普林格出版社的晨报记者警告自己的同事不要插手此事,造成上百名愤怒的学生冲击出版社,事件升级,德国当局不得不派出军警,双方形成对峙。1968年5月30日,德国议会通过紧急状况法,确保国家在危机情况下(自然灾害,起义,战争)有行使特殊职能的能力,遭到议会外反对派的大规模反对。德国的1968在一场游一次骚乱中度过。
在此之后,产生在德国68年间的派系间距离越来越远,最终变成互不相认的两方:主流的68一代支持社会民主党的威利·勃兰特选上总理,而极端的红军派则开始了一系列纵火,暗杀,绑架。
与其他国家相比,德国的六八主题多有重合之处:反战,生态,男女平等。但和其他国家一样(例如美国的种族平等和法国的要求戴高乐总统下台的呼吁),德国六八也有自己的特点:反对专制,反对威权,要求民主,而这两点都是以反思和反对家长式权威作为方法论的,从而具有更多社会而非政治的意味。德国的六八特色主题——对纳粹极权的反思和要求更多高校民主——无一不带有这样的色彩。
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历史反思:德国的二战反思和68
在1968五十年周年的春天,欧洲自诩有些情怀的报纸纷纷提起了当年的“五月风暴”。对德国的“68一代”以及纪念68的人来说,当年的汉诺威大学生贝诺 欧内索格之死和封杀施普林格出版社事件,是值得一书再书的。因为这两件事都引发了大规模学生运动,与人们对68一代“风起云涌”的想象遥相呼应。而且,欧内索格之死里的“文学青年”和“妻子怀孕”以及封杀施普林格出版社时的死亡、骚乱、对峙,全都是让人肾上腺素激升的话题。
德国汉堡是一座商人之城。这使得这座城市的精神气质非常务实,非常不容易被“忽悠”,或者说,非常不“革命”。所以,汉堡起初并不像西柏林或法兰克福那样是1968年左右学生运动的中心。使汉堡必须被写进德国1968年学生运动历史的,是当年的汉堡经济与政治大学——现在的汉堡大学社会与经济学院,也就是鄙院——的学生迪特列夫⋅阿尔贝斯和格尔特⋅贝默沿着大报告厅拾级而下时打出的标语。
1967年11月,阿尔贝斯和贝默展开“袍里——千年陈腐之气”的标语。
“袍里——千年陈腐之气”成为68名言,除了押韵之外,还凑巧很好地概括了60年代末的德国学生运动:借用对学术体制的讽刺抨击整个社会的僵化。“袍里”,指的当然是学阀们的袍子(类似英国律政剧里律师们开庭穿的黑袍,这类袍子只有学者,神职人员和专业法律人士才可以穿)。当年,阿尔贝斯和贝默特意找来一个学生,穿上在很多人眼中代表威严的中世纪式大学士袍,而他俩就扯着横幅走在袍子前面。“千年”,既是在暗示这种体制从中世纪而来——从而也就足够腐旧,更是在借希特勒曾经希望的“千年帝国”,影射在学生抗议者眼中,这种体制简直就和纳粹一样专制。在因为二战历史付出了惨重代价的德国,这样的联想是非常揭伤疤的。“陈腐之气”一词的本意原是“久久不开窗而产生的室内的污浊空气”,这个比喻既刻薄又形象,以至于后来,“陈腐之气”这个词已经成为德国68的一句暗语,听到的人都会心照不宣地点点头。
这个从当年汉堡经济与政治大学大报告厅里迅速走红的名言并不是一拍脑袋想出来的。它的第一个版本在时任学生会代表的阿尔贝斯和贝默去汉诺威参加欧内索格葬礼的时候就出现了。甚至连那条著名的横幅都不是临时制作,而是在葬礼时已经用过的一条黑丝带。这条黑丝带被贝默藏在外套口袋里,当教授们在大报告厅坐稳后,才突然展开。
据在场的人回忆,当时一位教伊斯兰文化的教授被条幅上纳粹的隐喻激怒,大喊“您就该被送进集中营!”。以今日德国的风气来看,为人师表者在公共场合发出这样的言辞无法想象——除了舆论的轩然大波之外,那几乎可以肯定意味着他任何公共职务生涯的终点。但当年的这位教授只是立刻被短期停职而已,在“短期停职”之后,其长远的名和利都没有受到影响。
今天的德国以“深刻反思二战”举世闻名——尤其是,当我们作为东亚人拿它和日本的态度相比较的时候,几乎一定会举出1970年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的一跪和配词,“一个人跪下去,一个民族站起来”。但如果把时间回拨到1960年代初,我们会发现,今天我们津津乐道的德国“反思”还仅仅停留在必要的政治姿态上,远远没有进入社会。直至68年间,德国对纳粹历史的态度都被某种“实用主义”所主导,西德五十年代的经济奇迹某种程度上是以通过从对自己的纳粹历史的纠结中抽离来快速获得物质上的提升作为代价的。
克拉斯菲尔德在柏林议会大厅掌掴时任德国总理的库尔特⋅基辛格。
1968年11月8日,基督教民主联盟召开大会。一个名叫碧阿特⋅克拉斯菲尔德的新闻学学生在柏林的议会大厅里公然揭露1966至1969年间担任德国总理的库尔特⋅基辛格曾参与过德国纳粹党,并当众给其一耳光并对其大喊“纳粹,纳粹!”。实际上,基辛格“法西斯主义者”的美称并不是克拉斯菲尔德他首先赠予的。早在1967年,由基辛格领导的联盟政府上任甫一个月,流亡瑞士的哲学家卡尔⋅亚斯贝斯就在一期电视采访中指出了基辛格的“深褐色”(注:纳粹冲锋队的队服是褐色,所以在德语里,“褐色”程度代表一个人和纳粹关系的远近,“深褐色”即是表示“在纳粹内部任过高级职位”或“深受纳粹思想影响”)背景:“联邦德国现在正在被一个老牌纳粹代表”。不唯如此,亚斯贝斯还补刀称:“这不仅是在侮辱别的国家,这对德国人中间那些憎恨过,现在也还在继续憎恨纳粹的少数派也是一种侮辱”。
然而亚斯贝斯如此尖刻的言辞也并未掀起轩然大波,这甚至不是亚斯贝斯本人第一次谈起这个话题。早在电视采访的前一年,也就是1966年,亚斯贝斯出版了一本题为《联邦德国驶向何处》的书,书中说,前纳粹成员继续行使职权是德国宪法的断裂,而出现这种情况正是因为,有一些前纳粹成员在战后重建中不仅未被追责,反而获得了权势,历史由此不仅被战胜,而且被遗忘。
库尔特⋅基辛格与康拉德⋅阿登纳。
正如前文所说,这种情况在经济奇迹时期成为一种现象。但它并不是从经济奇迹时期才开始的,而几乎是由第一任德国总理康拉德⋅阿登纳定下的调:尽管从未对纳粹表示好感,但阿登纳对前纳粹分子的态度相当宽松:公认“深褐色”的特奥多尔⋅奥贝伦德是1953年至1960年的联邦贸易部长;曾任纳粹内务部政府高层议员的汉斯⋅玛利亚⋅格洛布克当上纽伦堡种族法的评论员,成为阿登纳最亲密的同事。到了经济奇迹已经开始的五十年代中期,那些在1945 年至1949 年间在纽伦堡或同盟国军事法庭被判定为战犯的人大部分都得到了释放。与废墟时代一度在报纸上出现过“纽伦堡有过纳粹吗?”这种完全的无知相比,认识到有纳粹历史的存在却“哀悼无能”更像这个时间段的集体行为模式。纳粹统治下的历史以一种类似于儿童期得过的传染病一样的模式“存在过”。
直到克拉斯菲尔德以这样避无可避的方式揭开面具,才逼得人们无法继续装睡。
克拉斯菲尔德本人在当天被判一年监禁,并不得保释。“这个判决是这样的严苛,相形之下,对奥斯维辛集中营战犯的判决过于宽松了,还有那些一直被审判,从未被判决的,有着纳粹背景的政治明星人物。这一切都给人们,尤其是青年一代留下了深刻印象,即他们的前辈尽管对民主二字信誓旦旦地宣布效忠,却从来没有真的学会何谓民主。”
克拉斯菲尔德所属的68一代是第一代真正在战后出生的青年人。这一代年轻人的父亲“有百分之九十五的可能性曾经手中握枪,对别人使用了可怕的暴力,或者起码也是经历过暴力,而最后侥幸逃脱。这些父亲当中的三分之一参加过纳粹党”。他们的举动一方面是对其父辈逃避纳粹历史的一种回应,另一方面也是在“更多民主”的框架下,反对当年依然盛行于德国的家长制度。“反思纳粹历史”和“反对父权制度”以这样一种方式同时进行。德国被这一批年轻人所逼才开始系统性地研究这一段历史,因为这是第一次不是由盟军这样的“外国人”,而是由自己的孩子、学生和周围人对曾经参与过纳粹历史的人提出质疑。
就连很多人以为属于德国“国民性”组成部分的“深刻反思二战历史”都来得如此艰难,更不要说诸如反对结构专制和追求男女平等这一类还没有做到的其他68课题了。可以说,很多我们认为是今天的西方社会里“原本如此”的东西,包括我们以为的“国民性”,都没那么自然而然。
反对派的权利的游戏:西方民主制的68改良
即使在68的大环境下,与其他城市开始就提“反对越战”、“更多民主参与”的学生运动相比,汉堡经济与政治大学学生的诉求也非常具体。这从“袍里——千年陈腐之气”这句标语就可以看出来:反对的是以教授拥有绝对裁判权为标志的德国学术体制。1969年,汉堡修改了高校教育法案,彻底改变了教授在教学中宗教裁判所般的绝对权威,同时也从立法上确保了学生参与大学治理的模式。至于这个举动有没有超出高校系统以外的政治意义?答案显而易见。
如果我们把目光再放宽一些,就更好理解了:德国的68运动与议会外反对派多有重叠之处。所谓议会外反对派,就是由于议会内反对党已然不足以代表民众的意愿,自己再于议会之外组建反对派。如果说68以前,起到政治抗衡作用的主要还是议会内反对党(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在野党),而其主要功能还只是以避免绝对威权产生的方式成为西方代议式民主制本身的压舱石,那么议会外反对派则是对西方式民主这个制度的监督和补充。
六八抗议照片。
在这样的背景下,68运动由于由大学生发起,其主要诉求之一就是从自身经验出发,要求对德国高校制度进行改革。事实上,号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三大“非主流”运动的女权运动、和平运动和生态运动,几乎都是发起者从对自身、也就是“小我”经历的反思开始物不平则鸣,获得众多其他“小我”的回应,扩大成对“大我”的定性。这其中从量变到质变的决定性一步是反思从经验上升到抽象思考,而最终通过政治的方式由非主流变为主流。
要理解这种形式的意义,不妨看一下相同时间段内的另一批人,这批人无论从诉求内容还是人员构成上都与68有某种重合之处。或者说,在另外的情况下,这两批人是完全有可能互换的:1968月4月2日晚,安德雷亚斯·巴德和牧师之女古德伦·恩斯林伙同另外两人用自制的燃烧物点燃了法兰克福的两家百货公司,从而拉开了恐怖活动的序幕。1970年,“红军派”成立。创始人除了前面提到的巴德和恩斯林之外,还有女记者乌莉卡·迈因霍夫和律师霍尔斯特·马勒,其成员大多出身富裕家庭、受过高等教育,以年轻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为主体。在最初的17名核心成员中,有10名大学生、两名律师和两名记者。好几个“红军派”的创始人早期都接触过68运动,甚至他们进行恐怖活动的最初计划都是以“革命般的”暴力手段来为渐渐式微的学生运动的目标增加新的推动力。从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红军派”把攻击目标锁定在德国经济、金融和政界的高层人物身上。当然,在红军派看来,他们一系列的爆炸,绑架,暗杀这样的犯罪现实都是在重新构建“被资本家腐蚀了的”西德社会尝试中的手段而已。他们,先后制造了多起血腥的暴力事件,34人成为恐怖袭击的牺牲品,其中包括西门子公司总裁贝库茨、德意志银行行长赫尔豪森以及德国托管局局长罗韦德尔等多名政商界要人。
鲁迪·杜什克在游行队伍中。
按照惯常的推测,68的主要活动者反对资本家,红军派也反对资本家,“工人阶级”当然似乎更应该天生反对资本家,但所有这些会被我们一股脑当成“反对资本家”的人,不仅没有和谐共处,联合起来,反而常常互相敌视:德国68学生运动的主要人物之一的鲁迪·杜什克1968年曾被一名工人开枪打伤并在70年代死于这次刺杀的并发症。
汉斯-荣格·卡拉尔和杜什克同属1960年代末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最具有影响力的发言人,是著名社会学家特奥多尔·阿多诺的学生,他也曾一次讲话中指出,很多“新左派主义者”从小就深受落后的、非理性的甚至纳粹式的思想的耳濡目染,“正是这些思想使他们接触到了这个社会里仍然阴魂不散的法西斯主义因素。”他在这次讲话后不久也遭到了刺杀。
需要说明的是,在当时德国的语境下,“法西斯”一词所指代的内容和今天中文语境中的人们带着对那段沉重历史的本能反感使用这一词汇时并不完全一致。在德国六八的反思纳粹的风潮下,人们质询的不仅是纳粹的内容,也是纳粹的行事结构,以及如何防止任何人在可能条件下成为纳粹的倾向。因此,有人把红军派和新纳粹相提并论,并解释说,这两者看似南辕北辙,却有很多共同之处。比如两个组织的成员都是使用武力和恐怖袭击来迫使别人遵从自己的意志,并经常公开坦述自己对他们归为“敌人”那一类人的憎恨以及想要毁灭这些敌人的意愿。
“红军派”主要成员。
值得一提的是,像红军派这样的极端行为在国际六八版图中并不是德国独有特色。在美国、法国以及其他国家68年间的民众运动中,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暴力行为。尽管这些行为的发起人的诉求各不相同,但总体来说,可以把它们放在六八的宏观框架下:对帝国主义残制的愤怒,对资本主义物质至上的反对,对僵化的社会体制希望进行改变的冲动,对唯物质主义现代性以及西方世界现代化道路的反思。只不过,到了某个节点之后,人们必须做出选择:究竟应该以什么方式完成自己的诉求?
在“红军派”发起的恐怖活动中,半数的事件是女性完成的。几乎所有这些女性都经济状况良好,也就是说,她们并不是像人们会以为的那样,是因为“活不下去”了才“报复社会”。相反,她们对资本主义市侩生活的厌恶是真诚的。代表人物除了前文提到的古德隆·恩斯林之外,还有苏珊娜·阿布来希特,1977年参加谋杀德意志银行主席荣格·彭托的行动时年仅19岁。她曾对其父母说过这样的话:“鱼子酱,我已经吃够了!” 
民众对红军派刺杀彭托的恐怖主义行为的抗议。
反对物质至上,反对僵化的社会结构和专制的社会气质,反对男女不平等。看上去,“红军派”的追求和68学生运动主流诉求并没有多大分别,但他们很快和68分道扬镳。比如,德国犯罪学家纳斯这样解释“红军派”里女性恐怖主义者的行为:首先,这些女性是一些年轻人,因而有年轻人可能有的通病,即没有学会如何区分理想与现实,如何区分什么样的图景只能用来做梦,什么样事情是可人为做到的。有一种世界只存在于理想和“主义”中,有一种世界存在于已建立的社会及其统治结构和不完美中,而这两者之间的鸿沟使他们无比震惊。其中一些人震惊之后无法消化的反应就是走向极权,无视良知、法律、行为后果以及家庭与社会的牵挂。
吊诡的是,使这些思想解放的女人走向极权的原因某种程度上恰恰是她们敏感的思想解放:这些女人在面对着男性们从多年社会习俗中传承而来、习以为常的粗暴和冷血时,不甘屈居于劣势,她们要超越。这些粗暴和冷血并不仅仅来自她们用以自居的左派身份反对的资产阶级,更大的打击来自于和她们同属左派的男性同志。即使在高喊解放的左派内部,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一边用“上层建筑”式的解放和两性平等理论说服这些女性与他们发生“自由而多元的”性关系,一边期待她们温顺静默,乖巧听话。既然社会如同铁屋,那么她们就要——而且她们认为这是唯一可以替自己挣来公正的方法——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来补偿自己与男人之间获得解放程度的落差。
即使出发点令人同情,但这样的人并没有学会——或者不想学会,或者是没有机会学会——无论从“道”还是从“术”上如何在两个世界之间搭起桥梁。而这恰好是政治的意义。
所以,68的意义,不仅在于其内容上对现代性的反思,而且在于其形式:这几乎是西方民主体制确立以来首次大规模去中心化的平民社会运动——运动而不是革命,虽然你也可以说,倡导者是大学生,某种程度上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所以68实际上也没有那么“平民”——并且在并未对国家政权产生实际动摇性影响的情况下最终成功将其诉求写入国家宏观政治纲领。这标志着反对派的力量展现乃至对政治框架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方式也从体制内的政治扩大到了体制外的社会,从而对西方式民主的政治生态做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改革。
同样是追求民主,此民主已非彼民主。如果说,被民众运动作为“言必称希腊”式蓝本的早年资产阶级革命是以暴力推翻当权政府,不惜流血也要建立合法政权为目的,那么一个多世纪以后的1968年学生运动已从西方式民主合法框架内的“权力的游戏”习得经验,主要致力于以类似“议会外反对派”的模式,以“提点者”而未必是“替代者”的身份进入政治,这是68运动和将自己定义为左派真正继承人却以暴力和暗杀为手段的“红军派”之间的本质区别。无论是阿尔贝斯和贝默,还是触发了当局封杀施普林格出版社的鲁迪·杜什克,都不主张使用暴力。贝默在多年后接受采访时表示,一些当时最“激进的”活动分子到了今天反而急着表现出同极端行为“划清界限”,“而我,本来就一栋房子也没点燃,一块石头也没扔,我根本没必要划清界限”。跟《悲惨世界》里那种“你可听见人民在歌唱”、搭建街垒展开巷战式的学生抗议相比,可以说是很“修正主义”了。
我们有情怀:从68到68五十年
除了“深层次”的影响之外,68对当今德国社会的影响也可以直观地体现在,它为从此以后的学生及青年运动定下了思路和基调:无论起因为何,诉求是什么,学生和青年运动都常常会试图通过这样和那样的方式和68扯上关系。
实际上,到了七十年代中后期,曾在六八期间风靡一时的学生运动本身已经逐渐成为一种顾影自怜式的自我崇拜。这当然部分是因为,六八年间的许多重要诉求已经通过运动写入了主流政治纲领:比如生态和男女平等等我们今天熟知的话题。而在六八期间崛起、以反核为初始诉求的绿党也在经历从议会外反对党进入主流政治的过程。
六八运动中的一些抗议标语,主要内容是呼吁高校民主化改革,右上角的牌子上写的是:教研室=空椅子。
2018年春天的汉堡大学占领运动,就是以对68学生运动的招魂开始的。发起者正是当年汉堡经济与政治大学的阿尔贝斯和贝默的学弟学妹。现在,虽然仍是一个学院,但是以专业重点划分,我院现在有两栋楼。一栋是以社会学、政治学和新闻学为主的AP1,人称“马厩”。一栋是以国民经济学和企业经济学为主的VMP5,人称“朋克”。占领运动从“朋克”楼起,学生们使用了曾经出产了“袍里——千年陈腐之气”的汉堡经济与政治大学的缩写,在楼外挂起了一条上了多个新闻的横幅:“H(汉堡)W(经济)P(政治)(大学)被占领了!”
在汉堡经济与政治大学已经不复存在很久之后,这个举动无疑是对院方的某种挑衅。当然,“马厩”楼对此也心有不甘却不好明说:凭什么你们就代表了汉堡经济与政治大学呢?
"朋克楼"挂出条幅:“H(汉堡)W(经济)P(政治)(大学)被占领了!”
除了这条横幅之外,另外一条挂了两个多星期的横幅内容是“大学为所有人”。何出此言呢?起因是,汉堡市参议院决定削减一部分大学“欢迎周”的支出。所谓欢迎周,是每学期开始的第一二周,课程还没有正式开始,学生可以到各个课去感受一下再决定是否选课。而欢迎周的支出主要是用于各种学生活动,包括帮助同学间快速熟悉、联络感情的各种派对。这项支出按例是三万欧元,如今参议院决定削减到一万二千五百欧元。因此,在“大学为所有人”的横幅旁边,隔着“游行”的大字,又有用小一号的字写的另一条横幅:“钱其实够多!我们只是需要为自己把它拿来!”
“马厩”很快跟上。不得不说,在“马厩”这边接受了若干抽象思维训练的学生们更擅长于见微知著、处理概念,提出“大学,就应该涵盖万象”。
不过,这个局面不久就被“连横”。学校出面对“朋克”表示:你们不就是差一万七千五百欧元活动经费吗?这个窟窿我来填上如何?我给你们二万五千欧元,比原来还多。
求钱得钱的“经济学家”们就这样被招安。只剩“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们为着理想苦撑。不但如此,也许是抱着对“你这浓眉大眼的没想到也背叛革命”的鄙视,“马厩”这边挂出了更多“形而上”的标语:“不要量,要质!”、“自主的大学”、“现实是不可估量的!”更是把传单、倡议书放到了教员办公楼门口。
“马厩”楼外的条幅:“自主的大学”。
当地报纸对“汉堡学生抗议运动”的描写随着被代表的“汉堡经济与政治大学”的占领的结束而结束。而事实上,真正的占领只是刚刚开始。
“马厩”里的所有教室都被清空,在走廊和教室的墙面都刷满了标语和涂鸦。每间教室都有人看守。到了第二个星期,“马厩”这边的教室已经各自发展出特殊功能,有的是“音乐室”,有的是“吸烟室”。我曾经试探着推开过一间本该属于我的教室,烟雾缭绕中,一块展板后面隐约坐着有人,依稀闻到西红柿肉酱意面的味道,地板上扔着几只披萨盒子,大概这一间是“饭厅”。
第一个星期,所有有教学任务的教职人员都没头苍蝇般乱撞。没有人知道自己的教室被占了,该去哪儿上课。学院的教学秘书电话响个不停,手忙脚乱。到了第二个星期,学院的危机管理也出炉了:开了一个专门的网页,每天挂出当日以及次日的所有课程地点分别改在某院某教室。相距不远的教育学院和法学院笑而不语,一边看热闹一边表示愿意帮忙,“背叛革命”的经济学系也若无其事地提供场地。所有有课的教员先去网上看地点,然后跑去“马厩”楼贴告示。告示起先贴在原本应该上课的教室门口,但随着告示和涂鸦越来越多,后来大家索性把告示贴在沉重的院大门上。
可以想象,并不是所有学生都赞成占领运动的。因此,“马厩”被封闭了的学生办公室门口就成了公共论战的主要阵地,论战的形式是贴大字报。内容是一些拒绝被代表,想要正常学习环境的学生对占领者的几点诘问,所以不同的问题是由不同的字体写上去的:“你们说‘大学为所有人’,请问谁是‘所有人’,又怎么实现‘为所有人’?”“为什么你们没有具体诉求?”“你们还要这个样子(大写加粗)弄多久?”“可以讨论一下你们的合法性和代表性吗?”“你们想用‘自主大学’代替咱们院吗?”“请问怎么理解‘自主’?”“如果你们的诉求没有‘得到满足’会怎样?”“提出的全员投票机制适用于一个人数这么多的院吗?拜托请对下一步举措实行民主决议,确定你们是具有‘合法性’的。”
“马厩”被封闭了的学生办公室门口的大字报论战。
占领者很快回敬了更多理直气壮的大字报:
“你们说‘大学为所有人’,请问谁是‘所有人’,又怎么实现‘为所有人’?”答:“所有人就真的是所有人!你也是所有人中的一员啊,无论你做什么、是谁、来自哪里。大学应该是属于每一个人的场所,不应该只对那些在高中毕业考试里拿到好分数的人开放。我们希望实现的是让所有人聚在一起的空间,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让大学成为遇见、交流和创新的场所。我们认为,任何一种知识形态和世上(此处语法错误,德语第三格用成了第四格)所有多种多样的观点(“任何一种”和“多种多样”似乎通常不构成并列关系)都是珍贵的。所以我们要废除教员和学生之间的等级制度!每个人都可以教,每个人都可以学。”“我们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所以我们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搞起一个为所有人的大学。请散发传单!请去找人们交谈!随便你们能想到的什么事情!”
“为什么你们没有具体诉求?”答:“我们想在一间被占领的教室里讨论批判而自由的大学这个概念。我们提出这个概念是为了在流动的过程中不断地深入研究大学和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从和所有人的共事中,我们会制定出为了所有人的诉求。”
“你们还要这个样子(大写加粗)弄多久?”答:“尽可能地短,有必要地长。以所有人的名义,我们要改变成为常态。我们为学生的民主参与努力。”
“请问怎么理解‘自主’?”答:“我们理解的自主是一种自我决定和自我管理的状态。我们想要平等地从大家那里以及和大家一起学习。没有教员和学生之间的等级制度。所有人都应该参与进来,提出意见。一个决议只有当所有人都支持的时候才能通过。”
“可以讨论一下你们的合法性和代表性吗?”答:“会这么做的,欢迎参加。要不然你也可以很快知道讨论结果。”
那么,汉堡大学,或者我们学院,究竟做了什么要命的事情,这么招人恨呢?
曾经,在“博洛尼亚进程”前,德国的大学还没有国人熟悉的本硕之分。学生到了某个年级会参加中期考试,通过了才能继续学业,毕业了直接是硕士。彼时,我院的毕业率只有百分之三十。但同时,与现在被新自由主义式全球经济席卷的教育产业相对的,是一种教学上的自由主义:没有毕业年限,必修课很少,学生可以自由选课,所谓的“按照人格培养”。“博洛尼亚进程”后,教育的市场导向大大增强,讲究的是尽可能高效而有针对性地完成学科训练——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德国大学教育“同国际接轨”后的迫不得已:以前那种不疾不徐、专心治学的精英传统,在就业和经济这两大国际市场上,要如何在平均值上同英美式的实用主义教育竞争呢?
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现实策略上的变动:比如,院系开始设置划分精细,称为“模式”的专业方向,每个“模式”都有必修课。学生选择了“模式”就意味着选择了必修课。比如,我的课就在“社会结构分析”和“国际比较”等几个模式下。曾经有好几次,几年前的学生突然写信求我“再给一次机会”,因为他们选了这些模式而又没时间(或者不想)写论文,结果到了快要毕业被突然告知不通过我的考试就不能毕业。又比如,在另一个称为“综合”的模式下,学生必须修习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和政治学几门基本课程,无论个人喜欢与否。
所以这意味着:一,学生感到自己的选择空间变小了,成了“老师命令我学习”;二,学生认为学业压力变大了,而某些他们并非自主选择的课会增加这种“疲于奔命”感。经过这样的改革,我院现在的本科毕业率最高是百分之七十。问题是,学生们经过一番学业上的厮杀走上社会,却发现厮杀才刚刚开始。怪谁呢?怪社会吗?但“社会”是无形的。所幸学校是有形的。
因此,继在校生和毕业的学生之后,又有很多和汉堡大学殊无关系的“社会人”加入进来,甚至有些人从不来梅、基尔这样的附近城市专门赶过来,加入了这场看上去“很68”的占领运动。所以这就出现了“大学是每个人的大学,而不应该仅仅对在高中毕业考试里取得好成绩的人开放”,“任何一种知识形态和世上所有多种多样的观点都是珍贵的”,“每个人都可以教,每个人都可以学”这种在大学这个语境下显得格格不入、过于“发散思维”甚至不知从何说起的观点。当然,他们也会用“现实是不可估量的”来展现自己的豪情壮志。
有一日正是我的课,大清早教学楼管理员站在院门口外等我:“您知道,本来咱们院是开不了的。校长火了,发了话,说今天必须必须腾出一间教室来,所以您请吧。”后来才知道,那个时候,校长是真的火了,空降“马厩”,提出要叫来军警,是我们院的政治学教授阿斯巴赫先生代表院方出面,力劝校方不要召集警察,而仅仅出动了更多保安昼夜加强巡逻,从而避免了更大规模的对峙和冲突产生。“其实校长都没跟这些占领者谈谈啊。还有,校长为什么不跟我们院商量,一来就要擅自作决定呢?毕竟他又不是教师。他都不是我们的顶头上司,只是帮着我们管理学校的‘管家’啊。我想他是在一种不知情的焦虑里面。可是不知情难道不应该先了解一下吗。哈哈,我在我们学校教政治这么多年。这次才算是从实际上更加认识了我们学校和政治。”
那几个星期,教学楼管理员绝大多数都没好气。我曾经尝试着问其中一个:“您可听说过占领什么时候结束吗?”答:“呵呵,天知道。下个月,半年后,明年年底。”
其中一间被占领教室墙上的涂鸦。
终究并没有需要等到明年年底。五月中,我成了第一批回到自己院教书的教师之一。走廊里还弥漫着刺鼻的消毒水的味道,教室里的涂鸦也一个都还没有被刷掉。学院要联系清洁公司,上上下下全部重新粉刷。当然,根据“坐下来谈”的结果,也会保留一两片本来就保存着68记忆的涂鸦墙。一个相熟的教学楼管理员告诉我,一间教室通往外面街道的暗门被打开了,丢了几台苹果电脑,所幸发现得早才没有遭遇更大损失。
虽然开始的新闻稿里一律将这次占领运动定性为“学生抗议”,但自从新闻不再报道以后,学校内部谈起这件事,却一律称当事人为“占领者”,因为他们并不仅仅是学生。除了最开始以“汉堡经济与政治大学”代表自居的学生们之外——而他们在求钱得钱之后也就偃旗息鼓了——后来的活动家们,尤其是那些占领了“马厩”的人,“成分”越来越复杂:起先挂“不要量,要质”横幅的只有在校生,随后很多已经从汉堡大学毕业的人也加入进来,挂出“自主的大学”了。
占领运动结束后,我们这些“中层”教职员工都在等学院或者校方的邮件。通常,发生了任何事情,做出一个哪怕再小的决定,都是要“给个说法”的。我们不是不好奇,这好奇中除了想要知道这出给我们的教学带来混乱和不便的戏究竟如何结束这种出自于个人经历的关心之外,还有某种“有政治意味”的观察心态:既然民主是一件这么难以实现,更无法用“小恩小惠”收买的东西,学校究竟作出了什么让步,才让占领运动和平结束的呢?
但之后几个星期,我们不仅没有收到任何邮件,而且就连同事们见面八卦,一说到这件事情,都只能相互耸肩摊手,道一句“我也什么都没有听说呀”。除了一两个代表院系和占领者谈判的教授之外,院方、尤其是校方仿佛颇有些“别跟我提这事,我懒得说”的意思。
没有催泪弹、没有警棍从而也完全不悲壮的抗议酷吗?不酷。但是按照占领者们一直在扯上关系的68来看,权力的傲慢固然不可谓不存在,然而他们自身也与68相去甚远。其中最主要的区别,用“政治”这两字就可以概括:既从内容上要求合理而清晰地搭建从“小我”升华到“大我”的逻辑能力以及对可行性的清醒认知,又从形式上需要有组织地与他人沟通,斡旋以至贯彻自身诉求的行动力。
学生贴在马厩外的活动通知,下半部分可见学生希望和68扯上关系,而上半部分可见活动还包括联谊派对。
而占领者们,却既从始至终——除了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没有拿出接地气的具体诉求或纲领来,又没有组织或沟通:从在“朋克”那边自居代表了汉堡经济与政治大学的学生开始,到后来“马厩”的占领者——从开始就有三个小派别各自为政,其中有两个小派别多年以来一直在学院存在——莫不如此。“你肯定会以为,既然都是占领者,他们肯定互相认识,其实他们这么多年从来互相不通气。”第一次彼此正式碰面,还是在阿斯巴赫先生做和事佬的主持下,和校方以及院方坐在一起。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是,所以这些林林总总的小派别,又有多大程度上能代表3000人的院呢?呼求民主,然而民主又是什么呢?所以事实“很不酷”,没有人做出什么让占领运动结束。喊也喊了,热情过去,气氛不再,好没意思,于是它就自己结束了。
六八五十年后,人们在汉堡大学报告厅重新展开横幅怀念当年。
距离1968正好过去了50年。几年前,已经成为法学教授的阿尔贝斯和市政府议员的贝默从汉堡市档案馆拿出了当年的横幅,一起展开留下一张照片。50年后的春天,由阿尔贝斯和贝默的学弟学妹们发起的占领运动甚至带动了汉堡的另一所大学——报纸上短暂出现过汉堡港口城市大学的学生举行抗议的新闻。但这场本来的立意是向68的致敬却仿佛某种行为艺术:我们有情怀,我们有情绪,你看。
责任编辑:朱凡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68运动,德国二战反思,议会外反对派,2018年汉堡大学占领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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