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宏评《第五次开始》︱想象考古学家发现当下

《第五次开始 : 600万年的人类历史如何预示我们的未来》，[美]罗伯特·L.凯利著，徐坚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7月出版，280页，58.00元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这个时代，把学者都变成了高速旋转的陀螺，让他们在庸忙中沉静不下来。本人也未能免俗，近年来很少能把一本书一气呵成地读下来。但罗伯特•L•凯利教授的这本《第五次开始——600万年的人类历史如何预示我们的未来》是个例外。

作为凯利教授的同行，我也常常苦恼于回答诸如为什么要考古这类问题。尽管我和我的同行内心里常常会想这实在是个傻问题，但你总得有个人家能接受的说法。“没有历史，就没有根，而没有根，就没有未来”之类的说教，如何落地，的确是个问题。

在女儿面前，我就很受挫。她知道她有个考古人爸爸，也引以为豪，但就是对考古无感，她应该没有读过我面向大众、还有一定市场的考古小书。这也许代表了大部分人的想法：考古学家一般只勾勒过去尤其是远古的图景，讲过去的事儿，那和我有什么关系？

在本书中，凯利教授却没有止步于过往，他从考古人独特的超宏观视角引你继续看当下、看未来，试图回答“史前史如何指示未来方向”的问题，回答人何以为人的问题。他告诉你世间万物，从无永恒，我们正置身于人类发展的第五次开始，而一切都源自第一次开始——我们的祖先打出第一块石器那一刻。在这部极简人类史中，作者举重若轻地道出了六百万年以来人类行为的关联性，最终提出人类向何处去的终极问题。他的文笔轻松诙谐，但立意高远，思考令人荡气回肠。

是的，考古学本来不该是枯燥的。凯利教授自视为“泥土考古学家”，四十多年来奔波于田野考古第一线，他有太多赋予“临场感”的细节故事可以呈现给读者。他指出，恰恰是这种“临场感”将我们和过去在个人层面上联系在一起，“当事物以对作为个人的我们而言有意义的方式呈现时，我们就更容易理解它们。没人有兴趣阅读关于婚姻不忠的统计研究的社会学期刊论文，但是政客绯闻总能登上头条”（29页）。显然，凯利教授熟谙读者心理，希望写一本短小、愉悦、轻松的，“大家真的会阅读的书”。他做到了。

一口气读完后，我决定向正读大学、据说对社会学有感的女儿隆重推荐这本书。因为这本书把远古和当下乃至未来串联起来了，而凯利教授的确是个讲故事的高手。

与作者优美的文笔和译者信达雅的译文相比，转述就显得苍白无力，所以笔者还是尽可能地引用本书中文版的原文，剧透其中的精妙表述，引导读者诸君走进这本书展示的多彩的世界。

在大的史观上，凯利教授同意著名经济学家的论断：世界万物皆不可能永恒，而是变动不居。“对古代世界的惊鸿一瞥也能告诉我们，古今大不一样。一万五千年前，全世界无人不是狩猎—采集者；今天，狩猎—采集者几乎荡然无存。甚至连农民也所剩不多，事实上，世界人口的极小部分才直接投身于食物生产……对人类过去变化的理解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未来和现在将大不一样”（5页）。

他指出，“进化并无更远大的目标”，“今天人人——从荷兰奶农到硅谷计算机科学家——都是竭力成为最佳狩猎—采集者的祖先的后代。为了成为一物，细胞组织触及临界点，结果变成完全不同的物种”（5-6页）。道理浅显明白，人类在异化于自然界的路上越走越远。

在这一认知框架下，作者指出在过去的六百万年中，人类经历了四个这样的临界点，他称之为“开始（beginning）”。按照时间顺序，它们分别是技术、文化、农业和被称为“国家”的政治组织的开始。最终，他按照考古学家确认这些开始的方法——对物质遗存的观察，得出了我们正面临另一个临界点——第五次开始的重要结论。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基于合作的竞争的时代、一个走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的开始。

他在书中勾画出了一幅宏阔的适者生存、竞争有力的图景。“人口增殖带来的竞争加剧是最主要的驱动力”，结果是，“使用石器的更新世祖先战胜了不用者；拥有文化能力的战胜了缺失者；农夫最终超过了狩猎—采集者；酋邦和部落臣服于国家社会，后者迄今仍然主导社会”。作者指出，在适者生存、竞争有力之外，“利他主义和合作也是进化过程的基本因素”（6-7页）。他乐观地总结道：“史前史告诉我们，人类擅长解决问题，进化常常重塑我们。”（20页）

对这一过程，作者娓娓道来。

人类发展的第一阶段是技术的开始。“从历史长河的鸟瞰位置上，我们看到，150万年前，我们的祖先从栖居树上、以果叶为食、不知制作工具的灵长类摇身一变：直立行走、居于地面、使用工具、极有可能狩猎、可能烹食、可能形成对偶制度。在努力成为最好的树居灵长动物的道路上，进化把我们变成完全不同的种属。”（72页）

作者把文化定义为“由一群人共享的一系列观念和信仰”（101页），而“艺术标志了文化的出现”（95页），这样，文化就不是伴随着人类的诞生就已出现，而是出现于距今二十万年的某个时刻，到距今五万年前无疑已存在于世。作者指出，每个区域文化“都有独特的制作工具、讲故事、分享食物、婚姻、崇拜和墓葬的方式”（112页）。我同意他的观点，因为我们的确没有在此前数百万年的人类最初阶段，发现与此类似的共享法则或者文化能力。而具有文化能力的狩猎—采集者最终在距今五万年到距今一万多年控制了几乎整个地球。

关于农业起源问题，作者指出，人类可能更早就已经具备了栽培作物的能力，但只有到更新世末期，地球在气候和环境上“才调整到位：狩猎—采集者充斥世界，再也无法通过迁徙解决食物问题了”（135页）。“在某些地区，气候变迁和偶然的植物基因变异导致农业成为可能的选项，而狩猎—采集者把握了时代契机。在地质时间上不过是短短一瞬，狩猎—采集者就成为农民，创建出定居村落。人口继续增长，生存空间的竞争加剧”（152页）。而“所有一切——定居社会、农业和竞争性盛宴——基本上都是人口和食物之间失衡关系的产物”（146页）。

接下来，“从你在历史长河中的鸟瞰位置远眺，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万至五千年前撒播在世界各地，众多渺小、沉闷的农业社会，被拥有庞大公共建筑的大都会所替代”（158-159页）。与农业时代的早期宗教建筑包容和志在联合的特征相比，“国家的宗教和政治建筑则显得更加排外、志在控制，以及沟通信众和非信众”（163页）。这类建筑中最著名的当然是法老时代的埃及金字塔。“宏大的公共项目出现在增产努力奏效、农业蓬勃发展之地”。而“产量增加不仅支持人口不断增长，也将部分人从食物生产中解放出来”。继以世界上第一座城市——乌鲁克著称的乌鲁克国家诞生于公元前4000年的两河流域之后，早期国家风起云涌。“最终，城市成为国家的政治和贸易功能的枢纽”（164页）。而“所有这些物质文化——计数系统、书写、科学和艺术——就是很多人所称的‘文明’。这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这并不是始终都令人愉悦的”（174页）。

他一语道破了国家的本质：“对于国家而言，超越以亲属关系为治国之本的转变至关重要。这个转变推动了两项重要的变化：显著的社会不平等和有组织的战争”，而这两项重要的变化，在我们这个时代仍是没有解决的最主要的问题（180页）。“从考古学家的角度看，故事主线并没有变化：这是一场长达5000年的权力与控制的竞争。”（182页）而作者关于战争“是精心计算的冒险”、“肮脏的交易”（184页）的论断更是令人拍案叫绝。他是冷峻而富有情感的：“国家的起源启动了邪恶的文化周期……结果导致大地上一轮又一轮的破坏浪潮。坐在历史长河的鸟瞰位置上的你，都忍不住闭上双眼。”（191页）

好啦，如果你说上面这些是考古学家不足为奇的看家本领，那么大家最感兴趣的，应该是看一位考古学家如何看现在、谈未来，这也是凯利教授这本书最令我着迷的部分。

他总结到，“过去的开始都伴随着我们对地球的显著改造，比如，石器、洞穴艺术、栽培作物和庙宇群。因此，让我们设想，一万年以后的考古学家如何看待今天；让我们以对待史前史的方式对待今天”。他提示我们用考古学家“寻找物质记录上的变迁”的方式，就会注意到人类物质记录的几处新迹象：

数以万计的沉船都是公元1500年以后的；飞行器的年代不早于二十世纪晚期；可以在太空发现绕地飞行器残骸，在月球、火星甚至在彗星上发现人类遗物。此外，考古学家还会发现全球战争的证据；公元1500年之后的证据还指向跨大陆的商品流动。检查公元1500年后的墓葬遗存时，一度整齐的人类基因的地理分布（譬如肤色的分布）已经瓦解，这是人类迁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证据。人类骨骼中的同位素成分告诉我们，公元1500年之后同样存在着人类分布上地理分区的崩塌。此前，人人都吃本地食物，但自从有了进口食物，很多人日常摄入来自全球各地的产品。

未来的考古学家可以看到人类足迹在公元1500年以后的显著增加。他们可能断言，2007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多数人口居住在城市而非农村。当今最为显著的物质特征之一是地球上的二十八个超级城市，每个都容纳了超过一千万的人口。世界最高建筑在这些城市里不断被拔高。十九世纪之前，世界人口每一千七百年翻一番；1850年之后，不到五十年就翻了一番。

水电站、太阳能电池阵、风力涡轮和发电厂遗迹，巨型露天矿坑、被削平的山峰；垃圾山、垃圾岛、巨型垃圾填埋场；海洋中的高密度塑料微粒；树木年轮等记录的大气中二氧化碳达到八十万年以来的峰值，珊瑚记录的海洋酸度的提升……在此前人类长达六百万年的历史中，还从未有人类活动引起环境变迁的证据。这一切都告诉未来的考古学家，被学者们称为“人类世”甚至“大灾难世”的时代显然已来临了。还有就是物质文化加速度变化的事实：狩猎-采集时代五百年间的变化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公元1500年和今天的差异呢，甚至，二十世纪初期和二十一世纪初期的差异，请想一下。

考古学家从独特的视角观察到的地球上人类遗存的这些变化，不是足以振聋发聩吗？这才有了作者关于第五次开始的推论：这是“一个剧变的时代，是继技术、文化、农业和国家开始之后的另一个伟大转型的时代，一个全新的开始”（222页）。

第五次开始将带来什么？凯利教授也有自己的思考：“毫无疑问，技术将融入我们未来的生活，但是，作为考古学家，我更关心人类组织，关心人们如何相处上的变迁。真正的挑战并非来自新技术，而是组织我们自己的新方式”（225页）。他指出，在过去四次开始中，人类都创造了合作新阶段：对偶制、分享、联盟和贸易。而这次开始也没有区别。“资本主义、战争和文化全球化呼吁全新阶段的合作”（241页）。作者对新的合作抱持乐观态度：全球化虽然带来文化冲突，但是二十世纪也目睹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合作，超越民族国家的共同体和无国界组织层出不穷。文化上超越本土、跨国的新一代正在崛起。“这是走向世界公民的文化变迁的证据”（248页）。

凯利教授认为，两项要义使第五次开始不同于此前各次：第一是人类现在已经拥有了改造世界的能力；第二是我们有自我教育的历史。而唯一开放的问题是，我们是否需要利用自己的能力和知识干预进化进程，掌控自己的未来，以简易模式还是困难模式开启第五次开始。最后的结论是，人类进化一直是，而且应该是，甚至必须是由我们自己掌控的。

这是何等的文化自信！这才应该是对人类史做过全景扫描的考古学家说的话，但坦率地讲，还真就罕见考古学家有如此的人文关怀、如此宽阔的胸襟，能站到如此高度来鸟瞰人类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当读到作者对当代国际政治、经济、文化局势如数家珍，侃侃而谈，作为凯利教授的同行，我是自惭形秽的。我的一位哲学家朋友说，考古学是一门本原性的学科，它能给其他众多的学科提供灵感和给养。在凯利教授身上，优秀考古学家的这种潜质和学养彰显无遗。

与此同时，凯利教授有着学者特有的理性和审慎。他坦承考古学的局限性：“如果没有时光机，考古学家无法判断自己是否正确。我们不断完善方法，但是必须承认，任何时候，我们说，‘这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实际意味着，‘这是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确信发生的事情。’”（26页）同时又乐观地预见考古学满足好奇心的能力只会越来越好。在这一点上，我与凯利教授颇有同感，很大程度是因为科技使考古插上了翅膀。然后，作者又冷静地提示到，考古学家永远没法如我们所愿，复原出过去的详尽场景。而与此同时，“对于考古学家而言，想象他者的世界正是他们的拿手好戏”（214页）。显然，这种想象并非无据的幻想。

他深谙考古学的特点：“我们的故事依赖于物质，更精确地说，我们依赖跨越时空的物质的模式”（36页），“令物质遗存复活就是考古学的意义所在——从过去的静态遗存走向制造它们的动态行为”（37页）。尽管书中不乏引人入胜的细节描写，如关于5100年前奥茨冰人的栩栩如生的描述，但作者坦言他更“关注宏观格局，因为我认为这才是考古学的最大的贡献”（《前言》），“没有其他学科能以考古学的尺度观察人类。在纵横数万里，上下百万年的范围，我们‘看到’人类行为”。其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比喻是，“考古学家不一定始终能看见树木，但可以极其清晰地捕捉到森林”（36页）。“我们通过整理细节，尝试发现浩瀚森林的模式”（38页）。人类的五次开始，正是凯利教授敏锐地捕捉到的人类史“浩瀚森林的模式”。

回想起来，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庸忙，是否也是凯利教授所说的“第五次开始”的一个标志？我们何尝不是都被这个大的潮流向前拥着走，甚至在其中逐渐迷失了自我？读读这本小书，多一点自觉、多一点自省，不亦清醒乎，不亦有益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