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西埃 ：在审美与政治之间，边界变得充满裂隙

这是法国思想家雅克·朗西埃最新访谈，发表在2018年7月6日的《世界报》上。

这次访谈主要是介绍朗西埃自己的两本新书，同时也谈到了他对政治和审美之间关系的关系，兼论当代极右翼思想与左翼的关系，访谈者为越南裔法国记者尼古拉·张（Nicolas Truong）。

雅克·朗西埃

当保守运动完全战胜了左派之后，哲学家看到了艺术和运动的新形势，即创造出“其他的生活方式”。

正如在他的两部最新的作品中那样，巴黎八大的荣休教授，哲学家雅克朗西埃先生，不断地将艺术和政治衔接起来，即《现代时代》（LesTemps modernes LaFabrique, 152 pages）和《源于舞台的方法》（La Méthode de la scène，Lignes, 144 pages）。

在这两本书中，他从对舞台和时间的反思中，质问了政治的审美化和审美的政治。当欧洲为移民问题不胜其扰时，雅克·朗西埃解释了非政府组织如何接管了老左派的地方，而艺术如何成为我们今天可以言说并对抗这个世界暴力的场所之一。

问：在面对西方今天所面临的保守运动时，为什么左派如此狼狈不堪？

朗西埃：近几十年来，我们已经目睹了资本主义乌托邦的实现：市场规律可以管制经验中的所有方面。然而，这项工作涉及到十九世纪社会主义信仰的核心问题：这是历史的必然性，反抗它是徒劳无益的。左派被这个突然的变化缴械了，敌人已经缴获了他们的计时器。专制资本主义的进步论乌托邦得以实现，这让左派变得僵化，他们无法进行有价值的反抗性思考，也无法进行现实的反抗实践。所有左派政党都坚持专制化的市场信条。另一方面，保守势力只能伸入到那些可以做出分别的领域来分辨自己，如“价值”领域和身份领域。这样，专制资本主义与保守势力的齐步并进，他们强化了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侧面。左派发现他们发现自己只能局限于反对资本主义的过度扩张，保卫土地，反对极端种族主义，保护移民这样的伦理抗议。不过，在斗争上，非政府组织已经超越了他们，今天非政府组织做得更好，他们抵抗着全球化资本主义。

问：为什么主流更喜欢身份运动，而不是革命运动？

朗西埃：用进步主义的意识形态来思考的资本主义主流，与此同时，也喜欢从左派的价值来批判资本主义，实现反动的复辟和回流。看看所谓的“共和主义”吧，他们将对商业化世界的批判变成了对民主的批判，认为国家的自由平等的价值遭到了穆斯林人口和移民的威胁。从《玛丽安娜》（Marianne）到《现实价值》（Valeursactuelles）的媒体阵营，在这个方面都十分显著。

问：尤其是一个极右翼政党也批判了资本主义……

朗西埃：长期以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一直就是极右翼弹药库的一部分，即便这种修辞根本无法摧毁资本主义的权力。在许多方面，这些东西大部分在极右翼之中得到复兴，左翼的意识形态被主流意识形态或反动的批判所吸纳。我们可以看到，左翼政府依赖于着资本主义管理的需求，“社会”批判认为，1968年五月风暴迎来了消费个人主义和新资本主义管理的到来，古老的马克思主义批判认为，不管怎样，在改变一切之前，什么也不会改变。

在知识分子的观念中，曾经十分厌恶对历史承诺的背叛：在转向反对认为自己能进行革命的学生之前，我们指责工人不愿意开展我们期望他们进行的革命。所有这些可以总结为一个古老的戏词，即所有的平等的事业都会以专制和恐怖而告终。

问：不过，你提到了“回应一切问题的万能回答”的局限，就是说，我们今天发生的一切就是全球化资本主义统治的错误。这不是悖论吗？

朗西埃：我们试着将对世界的解释和改变世界的能力分开。我们完全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解释，但这个解释不能再用来与资本主义统治来战斗。于是，进步的进程变成了走向深渊的进程，共产主义沦为了海德格尔式的神祗，它成为了在灾难边缘拯救我们的唯一力量。如果我们可以摆脱进步主义的模式，那么是因为时间上的诸多断裂，这些断裂铸就了不同的时代。尽管有着各种风险，各种占领运动，“保护区”（zone à défendre）的临时公社，希腊无政府主义的自由社会空间，他们都试图创造出不依赖于主流经济逻辑的集体生活空间来给出另一种世界的选择。

问：许多人认为可以用艺术，用普通生活的场景（spectacle），用特殊的戏剧来实现决裂，在那里，公社和集体似乎更具有号召性。这是合理的还是幻象？

朗西埃：认为戏剧能提供批判的武器的观念，一定会产生一种业已消逝的政治意识的理解。戏剧导演知道，不需要改变像他们一样去思考和感受的观众。于是，在集会和头领队列（cortège de tête，注：法国2016年为了反对劳动法而成立的激进组织）之间，在可以创造出与民主世界决裂的戏剧张力和重新复活集体意义的召集者之间，戏剧探索着自己的使命。

法国头领队列（cortège de tête）

我们激活了在听起来像延伸出来的呐喊的戏剧与被看成是人民聚会的戏剧之间的张力。一些最近的场景将合唱戏剧（用主导性的轰鸣声，展现了发生变革的世界的噪音）与三四十年代的观念戏剧的回归结合起来。偶尔我们会看到阿努伊（Anouilh）的对话和阿尔托（Artaud）的戏剧的奇异的结合。

问：这种审美政治化完全没有产生效果吗？

朗西埃：不存在审美的政治化，只有两者错综复杂结合的新表象：戏剧编剧或者场景布局重新激活了世界的物质性和社会关系的暴力，它们是用来反抗新自由主义非物质和“柔软”世界的和谐观念。头领队列的激进派谴责工会扩音器发出的孱弱的声音和老旧旗帜上写的单调的口号。边界变得充满裂隙。美国高中生艾玛·贡萨雷斯（Emma Gonzalez，美国佛罗里达州帕克兰校园枪击案的幸存者），在描述枪击案中令人难以忍受的感觉的谈话时突然中断，她用自己的方式采取了约翰·凯奇的《4分33秒》中的沉默。在反抗雅典艰苦时期的示威中，激进派使用了热内戏剧《女仆》（LesBonnes）中的一句话，我们在此刻表演着，将其作为运动的口号：“不要再像奴隶一般的生活下去”，这有点像19世纪，在街头巷尾，用歌剧的旋律让革命派重振旗鼓：在1830年的布鲁塞尔，是奥柏（Auber）的《对国家神圣的爱》（l’Amour sacré de la patrie），在1842年的米兰，是威尔第（Verdi）的《乘著思念金色的翅膀》（Vapensiero）。

问：从纪念1968年的五月风暴，到作为开篇的几个场景，戏剧常常试图让观众“活跃起来”。它为什么是一种诱惑？

朗西埃：这是戏剧人的一种古老的技艺，他们会让观众活跃起来，没有观众，他们的艺术就不存在。今天，在戏剧观众和试图激发观众的戏剧导演之间，有一种默契。即便是那些一外部现实的名义来打破一个所谓的颠覆性场景的人物的行为，他们仍然与戏剧的情绪是一致的。从来没有一部戏剧一边是封闭的场景，另一边是真实的世界。代表着夏佩尔（Chapelle）地区的移民的科里尼剧院（Theatre de la Colline）上演的一个场景被突然起来的混乱局面所打断时，那一刻，来自于玻勒（Pôle）激进艺术家用文本和图像资源展现了与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中的移民。同时也需要批判过于夸大的戏剧意图，即让戏剧改变世界，始终关注艺术实践与政治斗争最核心出的审美问题之间的不断演变。

问：究竟为什么你们要捍卫真实的审美感受？

朗西埃：“真实”总是某种“审美”的产物。葡萄牙电影制片人佩德罗·科斯塔（Pedro Costa）为佛得角移民所拍摄影片中的壮观景象，向我们展现了即不存在能够创造他们生活的人，也不存在与真实完全一致的人，正如戈达尔所说，即不存在纪录片中的人，也不存在史诗片中的人。

佩德罗·科斯塔的《青年之前》剧照

当王兵拍摄了一部四个小时的电影（《疯爱》，2013），他将那些生活在重复而荒谬世界上的人的时间变成了另一种时间，即“疯子”成为了他们的姿态和他们的故事的缔造者。在审美化这个令人生疑的词语之前，存在着共同时间和可感分配的世界的问题。在工人的棚屋中，佩德罗·科斯塔使用了自然光，他创造了在一个窗子前带有四个瓶子的静止状态，随后，古尔本基安美术馆的鲁本斯的画作一闪而过，鲁本斯的画似乎并不比这静止状态更美丽。于是，这个电影制作人打破了等级，他用的不是批判方式——他展现了丑陋，进而展现了他们的处境是悲惨的——但是他显示了世界的潜质以及寓居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们的能力。

问：在《现代时代》中，你追溯了从1890年到1920年之间以舞蹈为主导的时代。我们渡过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朗西埃：我们并不处于这样的时代里，那时，艺术形式塑造了可感世界，富裕了它所蕴含的可能性，正如19世纪小说那样，20世纪初表演艺术（舞蹈）及其随后的电影均是如此。我们处在无法在各种艺术之间做出区分的时代里。这就是所谓的“当代艺术”。各种艺术的融合是象征主义时代的乌托邦，现在成为了艺术的日常。同一个艺术家可以在一个建筑装置中同时使用绘画的方式、视频的方式和表演，这个建筑事实上承认了一种哲学话语。也就是说，一种对艺术和政治场景的解释，使用装置的多价性（polyvalence）。两年前，在波哥大，我们看到寻求和平的抗议者将他们的帐篷搭建在一位艺术家（朵丽丝·萨尔塞多（Doris Salcedo））鼓动其他激进派去缝纫和传递一个象征着和解的白色面纱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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