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博士金山田野调查③︱外地初中毕业生的第三条出路

私立教育

了解了回老家的学生和在上海职业学校就读的学生，我们可能会问：那些想留在上海接受教育但不愿意去职业学校的初中毕业生，他们会去哪里？我会在这一部分开篇先讨论他们的主要选择：私立教育。

私立教育涵盖了广泛而多样的选项，包括为学生到国外上大学做准备的顶级际学校，到向不能进入公立高中的本地人和可以负担学费的外地人开放的低等学校。最后，还有很多满足不同需求的成人教育，它们通常是非全日制的夜班或周末班。

对盾牌中学和标枪中学的外地学生来说，最相关的选择是当地的“长寿花学院”（化名），它提供为期六年的项目，让初中毕业生在六年拿到高级职业技术学校的学位（大专）或成人学士学位。入学两年后，学生能取得一个成人高中的学位，拿到该学位的学生可以参加与复旦大学等知名上海大学继续教育部门合作组织的成人教育项目。接下来的四年里，学生还在长寿花学院上课，但考试由最终授予学位的大学进行管理。这可能听上去对不愿意回老家的外地学生是个很好的选择，但现实情况却不同。有三名盾牌中学应届班的男生在九年级上学期结束后转入长寿花学院，他们对这里的情况感到非常失望：学生睡觉，教室嘈杂，设备陈旧…带给他们次等的教育体验。想到每年要交一万二的学费，这种感觉更加明显。

是在这所私立学校取得成人高中学位、可能再取得成人学士学位更好，还是接受公办职业教育更好？这正是罗莉在初中毕业后面临的问题。在被城里一所职业学校录取后，父母向她施压，要求她去这所公办学校上学。这也反映了中国教育系统中，公办机构比私立机构更受欢迎。然而相较于职校学位，她本人倾向于获得一个更高的资质，所以她想去长寿花学院，拿到成人高中文凭，她不希望自己受到的教育“停留在职校水平”。她否决了父母的意见并花了两年时间拿到了高中学位，但在大学阶段的课程开始后，她发现这些课太无聊，在第一学期结束后便退了学，并决定开始找工作。为了这个决定，她再次需要克服来自父母的反对。

为了取得“最好的学校”这一头衔，很多本地顶尖的私立中学相互竞争。靠近大海的雏菊学校（化名）就是其中一所。它招收了很多外地学生，他们大都有较好的社会经济背景，因为高昂的学费让低收入的体力劳动者家庭望而却步。校长表示出强烈希望，让那些满足120分积分要求、可以进入公办学校的外地学生能够到他的学校上学。张丹丹似乎就是这样一位候选人，她的父亲是IT行业的系统管理员并且拥有学士学位。作为年级里成绩最好的学生之一，她已经开始畅想进入上海顶尖高中后的生活。直到九年级，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尽管她父亲努力想让她进入公办学校，但因为家里有两个女儿，违反了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些努力不得不终止。想尽了办法托关系，但都无济于事。张丹丹不得不接受她必须和同学们走不同的路。家庭的经济资本缓和了这种冲击，她转入一所不错的国际学校，现在正在准备完成英国的高中资质认证，并计划去英国上大学。

最后，还有对所有人开放的非全日制民办教育可供选择。“日出中心”（化名）就是这样一所学校，它与本地的一所大学合作，提供工厂管理和会计方面的高级职业技术学位。课程通常安排在周末，学生需要大约2.5年时间完成全部课程。该课程明确针对外地人群体，因为它的宣传册上就印着“取得学位，取得居住证”的宣传语。对较年轻的外地人来说，这样的机构为他们提供了第二次机会。王芳在从老家的职业学校辍学后开始工作，但经常跳槽。两年后，她决定到这所学校上课。她的父母听到她决定重新上学非常开心，并同意帮她支付学费。不过，她想拿到工厂管理学位并非出自长期的规划，而是源于在星巴克的求职经历，当时她因为没有职业学位而遭到了拒绝。现在她就想拿个学位，“以防万一”。

尽管大部分留在上海的外地学生在初中毕业后会接受某种职业的或者私人的教育，但仍有数字可观的学生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

进入劳动力市场

我采访过的外地学生在不同的人生节点进入劳动力市场，其中只有一名学生中断了初中阶段的学习去从事低技术工作（打工）。王秀兰在六年级下半年辍学，当时他11岁，便开始在建筑工地、地下停车场和快餐店工作，最后决定帮他的姐姐做婚礼策划。到了八年级，他还是回到了学校。毕业后，他依照父亲的建议回到湖北老家，开始做电工学徒。学了三天后，他意识到自己既不喜欢工作环境也不喜欢工作本身，便去湖北做了一个月左右的厨师。最后，他回到上海并进入烹饪学校，学习成人教育下的汽车修理。在观察外地学生对自己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定位时，王秀兰的经历反映了其中的常见经历：跳槽。不过，打工的经历往往发生在初中毕业后。通常来说，决定在初中结束后就工作的学生要么成绩比较差，要么家里面临着经济压力，他们希望提前赚钱来补贴家用。

例如，刘军毕业后开始在金山的一家化工厂上班，几个月后，又跟随他姐姐去到一家广东的工厂上班。在南方的几个月工作让他存了些钱，他很快就报名参加北京的一个短期强化班，成为了私人健身教练，并开始在苏州的一家健身房工作。张波最开始在一家餐厅上班，但在一周后他很快发现这份工作不合适，于是和他的父亲、叔叔一起在金山的一家小型物流公司上班。准备今年毕业的梁宏也告诉我，他想在父亲的室内装修公司工作。这三个例子突显了外地学生跟随亲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共同特征。当生活变得艰难，家庭是最能信赖的依靠。

从职业学校辍学并努力寻找合适的工作，是“打工”的另一条常见路径。罗平在石化学校上了一年学后辍学，因为结交了错误的朋友，他一直在打零工，比如贷款中介、半合法的赌博店的收银员。王芳从老家省份的职业课程辍学，回到上海，在朋友的介绍下先在一家咖啡厅工作，后来去了一家面包店，再后来去了必胜客和一家物流公司。这一切是在18个月里发生的。

有些学生虽然从职业学校毕业了，但照样找不到技术性强的工作，只好去“打工”。王涛曾在网上找过工作，她尝试了一些介绍里看起来前景不错的工作，却经历了一连串令人沮丧的事情：

王涛：（…） 而且那些劳务所，电工的这方面的工作委托的很少很少，然后我一开始想先随便找一份工作做着，再想想办法看能不能边做边学，把那些证什么的拿一下。但是一开始不懂那些中介所，以为那些地方就是给你介绍工作的，然后实际上它介绍的工作都是环境非常恶劣的，他们说的与实际情况不符的。

刘桂英：就是说得很好听…

王涛：然后你去了之后又不一样了。就是黑心企业。

采访者：黑心企业？

王涛：对，就是黑厂吧，很黑的地方，非常不好。我第一个工作是一个灯具厂。

采访者：你是说做灯？

王涛：里面代沟太大了，全是接近40岁的人，除了暑假工，年轻人很少。而且车间有压槽，声音非常大，你要一直带一个耳塞，里面还有金属铁絮，闻起来也不好，吸多了可能鼻子黑黑的。而且感觉那种东西，你一去接触，就肯定会了，只有熟练度的区别，没有任何知识技能而言。我觉得这种工作做起来没有任何意思，也学不到任何东西，在里面就是浪费时间，然后我就辞了，又去找，又找到了一个…

刘桂英：她被骗的事。（笑）

王涛：对。在网上看到一个专门做网线的公司，说会给两个月时间培训，培训好了再上岗。实际上到了那没有培训，而是让你去卖，去推销东西，就是整天拿单子跑到人家小区，像发传单的一样。我觉得这是自己不喜欢干的工作，然后就回来了。

采访者：所以这个培训你也没有完成？

王涛：不，培训了三天，基本上什么也没有教我们，我们就是在那边坐在一起聊天。

刘桂英：名义上的培训。

王涛：对，就是没有任何东西学。

刘桂英：嘴上说的是培训，其实就是叫你去发东西。

王涛：对，我们还搬过去一个星期…他一开始说一个星期过了能要你的话就要你，结果一个星期过了，走掉的人都差不多了。（笑）他给我们安排的宿舍非常的吓人，周围环境非常的脏，宿舍连电风扇都没有，那个时候又是夏天，哎呀，热…电都没有，什么都…晚上被蚊子咬，那个星期非常的难熬，熬过来之后，就叫你去发传单，什么都不教你，就叫你去发。

刘桂英：她一开始去那里的目的就是想去学技术，想以后…学习一下。

王涛：实际上又不一样嘛，然后就自己回来了嘛。中间还自己白搭了很多钱进去。

采访者：你搭了钱？

王涛：对，还要搭。有的企业会叫你交几百块押金，说两个月之后会退还给你，有的企业就是吃你这个押金，他说的很好听，把押金骗到手，你发现情况不对了，他不会退给你，你就只能自己走了，就这样。

采访者：所以你押金……

王涛：不会还给你了。

刘桂英：对，你要干两个月，就天天叫你去发传单。

王涛：然后天天被蚊子咬。（笑）没有电风扇，环境特别差，让你很难受，逼着你走，然后赚你的押金钱。我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感觉人生有一点低落了（笑）。

采访者：低落是什么意思？

王涛：就是失望，很失望。对社会很失望，为什么我学的专业出来什么工作都找不到。我在家待了几天，然后我爸妈说，他们很着急，叫我出去找工作。然后我换了工作介绍所，因为自己在网上不可能找到工作，感觉网上找工作不靠谱，还是要去实际的，虽然说实际的有可能是差的，说不定还是能遇到好的，我一直是抱着这种心态去的。

有一个地方有一个电工的工作，不需要证。然后我跑过去，那边还算好吧，工地环境非常恶劣，但是我接受得了。就是去帮忙拉那种电缆线，比如说一个建筑，他把所有的都弄好了，就差电源安装，会有一个企业过来安装，外招一个临时工，帮他们拉电缆线，就专门配线、拉线，我正好是电工，能看得懂，但我只能看得懂一丁点，很多东西没有接触过还是很难看得懂。我就在里面做了一个月左右，我在做的同时又去找工作，那个时候很低落的。

王涛找工作的艰难经历说明了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一些挑战。在这个过渡期间，也有学生找不到还算过得去的工作。

没有工作或者NEET (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不处于教育、就业或培训状态) 也是一些受访者的经历。罗平靠着相对富裕的父亲所提供的经济支持，在过去三年没有工作，沉迷于电脑和赌博。郭勇最开始在一家理发店做学徒，后来他觉得这份工作不合适，想去上职业学校。只能读成人职业课程的他因为错过了开学，只好呆在家里等明年夏天再去报名。刘桂英曾相信父亲会为他安排一份好工作。他父亲和一位老板做过口头上的约定，后来老板反悔，他只好开始找工作，目标是技术性强的电工工作。但从烹饪学校毕业几个月后，他仍然没有找到。在父亲的安排下，他最终成为了一名挖掘机操作员。

对未来：长期规划，或者顺其自然

样本中的外地青少年在对未来的态度上所表现出的差别让我惊讶。有的学生会有长远的计划，而有的学生只是顺其自然，不做计划。例如，李伟明确知道他在未来几年会做些什么。这名充满活力的安徽人去年初中毕业，现在在城里的一家职业中学学习西餐。他计划换到一所高级职业技术学校（大专）上学，然后在第一年借助父亲与军队的关系去当两年兵，这样做能让他拿到上海户口。接下来，他想读完这个大专学位，最终在上海开自己的店铺或者餐厅。这个计划最初是他父亲做的，但他完全认可，认为它和自己的兴趣非常一致。相比之下，王秀兰对自己未来会是什么样只有模糊的概念，他不满意目前所学的汽车修理，也不确定毕业后要做什么。

王秀兰：可能就会先存点钱吧，先打几年工，或者是说跟着我姐姐，到处去走嘛……

他不指某种具体的工种，而是指“打工”这类工作。他有过各种各样的工作经历，甚至在初中阶段就开始打工，这种观点显然是从中形成的。他也没想过未来要去哪里工作，任何地方都行。虽然我最开始认为这是缺乏计划的表现，会造成不好的后果，但这或许也可以被视作打工者对高弹性的劳动力市场需求以及未来的高度不确定的合理反应。

非常感谢两所中学和复旦大学教授们的帮助，让我能够有机会浸入这片社会环境。我还要感谢包括记者和学者在内的所有该领域的专家，愿意与我分享他们的观点；以及我细心勤奋的研究助理廖天琪。

田野调查的过程不仅加深了我对研究设置的理解，还让我学会如何表现得更像一个田野研究者，以及如何克服进入一个崭新的社会环境所面临的挑战。我也非常感激我的受访者们能够给我机会回答他们的问题，并让我与他们分享我自己的生活经历。总得来说，田野调查中有许多令我自觉谦卑的经历，我从中受益匪浅。

最后，我要感谢新汉学计划和Ms Alice Yin Hung奖学金对这个研究项目的支持。

（根据研究伦理，文中的机构名和人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