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给出的写作指南，就一定靠谱吗？

谁是这个世界上最擅长写作的人？听到这个问题，也许您会哑然失笑：这还用问，非作家莫属。对于作家，世人大多存有浪漫的幻想，认定在他们的脑袋瓜里头，含有某种可以被称为写作思想的神秘物质。而作家的双手，掌握着某种常人所不具备的写作技巧。两者结合，文字就会自然而然地流淌于纸张，形成一篇又一篇精美的文学作品。

如此说来，作家亲口陈述的写作经验，不仅是第一手的宝贵资料，更是如假包换的“武功秘籍”。这是否意味着，只要文学爱好者能够韦编三绝，参透其中奥秘，也有机会跻身伟大作家的行列？且慢，关键问题在于，作家谈写作，就一定靠谱吗？

论写作，首先得明确，为什么写？前辈作家曹丕，早就将写作的地位抬高到“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中，梁启超不无夸张地表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可见，在传统文学观中，写作是一件为时代、为国家、为民族的大事。

不过，并不是所有作家都认同这一观点。新小说代表人物阿兰·罗伯·格里耶就认为，当小说家“有话想说”时，这其实是一个讯息。其中有政治的内涵，或是宗教的讯息，或是宗教的法令。对萨特来说，这是一种“干预”。但他坚决反对这种做法。格里耶推崇的是福楼拜，因为他“描写了一个完整的世界，但他却没有任何话要说，换句话说，他没有任何讯息想传达，对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也拿不出一剂良方。”

格里耶的观点就和他的小说一样耐人寻味。事实上，如果不了解新小说对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的反动，普通读者就很难领会他的想法。格里耶早就说过，“世界既不是有意义的，也不是荒谬的，它存在着，如此而已”。所以，对于传统小说念兹在兹的主题思想，新小说自然是不屑一顾的。可是，要是某位不明就里的同学，误认为把早餐吃了啥描写一番就是一部传世之作，难免贻笑大方。

或许，爱丽丝·门罗的看法更接地气一些。在接受《巴黎评论》的采访时，她坦承，不写作就会让她无所适从。她说道，“有可能停止写作这个想法让我有点惊慌——就好像我一旦停下来，我可能会永远停止写作。我脑子里可是储存了一堆的故事。”可见，门罗并不认为写作带有功利性，而应是一项能够满足自身精神需求的活动。不过，若有人因此将写作理解为纯粹的自娱自乐，这就是天大的误会了。读过门罗作品的读者都能体会到，她对女性生活困境的描述是何等深刻。看来，写作的目的本就因人而异，粗线条的划分并不可取。何况，这也保证了作品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不是吗？

明白了为什么写，还得解决写什么、怎么写的问题。关于这一点，略萨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中谈道，“小说家不选择主题，是他被主题选择。他之所以写某些事情，是因为某些事情总在跟踪、纠缠、骚扰他。他不得不写。像一个魔鬼，主题折磨他。”不愧为大作家，略萨的描述可谓形象至极。可是别忘了，纵观略萨的一生，他都在和拉丁美洲以及秘鲁的社会现实进行抗争。对于自由的强烈渴望，引发了他对社会的强烈不满和批判。正因如此，才会有不可胜数的主题找上略萨的门来。如果某位同学自认为坐在家中，刷刷微博微信，就会受到主题的“折磨”，那可就麻烦了。

米兰·昆德拉谈得更具体些。在《小说的艺术》中，他指出，“一个主题就是对存在的一种探询，一种探询实际上是对一些特别的词、一些主题词进行审视。小说首先是建立在几个根本性的词语上的。”这是何其精妙的解释，难怪昆德拉先生能为文学青年提供数之不尽的人生金句。回想一些伟大作品的名称吧：《红与黑》《理智与情感》《傲慢与偏见》《战争与和平》……只是，找到特别的词，并不能保证您就能写出一部优秀的小说。要知道，托尔斯泰描写“战争”与“和平”，是为了突出人民的崇高与伟大，深刻揭示出推动历史前进、决定历史命运的是人民群众这一历史规律。这可不是普通人能达到的水平。

决定写什么之后，就得考虑怎么写。许多伟大作家都拥有独门绝技，同时也愿意大方地与读者分享。比如海明威著名的“冰山原则”。他谈道，“《老人与海》本来有一千页以上，把村子里每个人都写进去，包括他们怎么谋生、出生、受教育、生孩子等等。有的作家这么写，写得很好很不错。写作这行当，你受制于已经完美的杰作。所以我得努力学着另辟蹊径。”冷静、克制成就了《老人与海》，可这是说易行难。瞧瞧动辄上千万字，不成鸿篇巨制决不罢休的无数网络文学吧，您就能明白，想要做到惜墨如金，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

对于小说的结构和语言，卡尔维诺有话要说。在《美国讲稿》中，他讲解了小说的“轻与重”。 卡尔维诺认为，他的工作是“有时减轻人物的分量，有时尽力减轻天体的分量，有时尽力减轻城市的分量，首先是尽力减轻小说结构与语言的分量。”乍听之下，卡尔维诺的技法有些玄乎。其实，阅读过《堂吉诃德》的朋友，不难理解他的意思。如何用看似轻松的笔调，描写沉重的人生悲剧，塞万提斯已经为我们做了最好的示范。当然，理解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还得看个人的悟性和天赋。

那么，普通人有没有办法通过勤学苦练，提升写作功力？至少在杜鲁门·卡波特看来，这并不难。《巴黎评论》向他提问：是否存在提高写作技巧的利器？卡波特如是回答：“据我所知，多写是唯一的利器。写作具有关于透视、影调的一般法则，就像绘画或者音乐一样。如果你生而知之，那很好。如果不是，那就要学习这些知识。然后将他们以合适你的法则重新编排。即便是我们那位最傲慢的乔伊斯，也是个超级工匠，他之所以能写《尤利西斯》，是因为他能写《都柏林人》。”多学、多写，卡波特给出的建议不掺一点水分，实在得很。虽然如此，我们也该清醒地认识到，并不是人人都能写出《都柏林人》的。

看来，作家谈写作，纵然是肺腑之言，也不宜被追捧为唯一的金科玉律。毕竟，写作本就是一件极度个人化的工作。亦步亦趋、缺乏原创性的作品，没有生命力可言。伟大作家的写作方式，绝非万能钥匙。劳伦斯·布洛克在《布洛克的小说学堂》里端出了一碗毒鸡汤：“老天，绝大多数小说都卖不出去，它们凭什么一定要卖得出去？我从没听说过哪行哪业只要努力就有回报的。”虽然不中听，但恐怕这才是无数人写作生涯的真实写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