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社会︱中国首个戒毒治疗社区田野调查

“每天早晨召开小组会议分配当日任务，之后集体背诵社区格言、表演播报新闻和天气……轮到我的时候，我用中文说唱的方式播报了新闻，引发阵阵笑声。随后是一轮自发的批评。在相互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同伴的声音会提高一个八度，甚至尖叫。大家互相指斥彼此的恶劣行为，如，不尊重同伴、不洗碗、未经允许抽烟，而我也因为将自己的物品放在房间外面而受到过指责。社区工作者和同伴用修理太阳能热水器、清理洗漱间、为整个社区准备三餐这三项任务的执行情况衡量每个人的工作质量……”

以上是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医学人类学和医学社会学副教授桑德拉·特蕾莎·海德（Sandra Teresa Hyde）在中国首个戒毒治疗社区田野调查后对其居民日常生活的描述。2006年，在完成云南南部与缅甸、老挝交界地区性工作者在艾滋病流行中的作用的民族志实地调查后，海德应云南省药物依赖防治研究所的邀请，对这个被她称为“阳光”（Sunlight，化名）的治疗社区开展民族志研究。

2007年至2010年间，海德像工作人员一样做三休三，前后在社区工作 、观察了九个月，被居民亲切地称为“海德老师”。在此期间，她对100多名居民和工作人员进行即兴或正式采访，并在2010年后连续五个夏天回到社区进行短期回访。

海德认为，“阳光”的居民和创始人在2007年至2015年的中国经济繁荣时期，为分析当地日常吸毒的状况提供了独特的窗口。她指出，源于美国的“阳光”模式在中国发挥了一定程度的作用，是因为它将药物滥用重新定义为需要在社群环境中解决的个人问题，而不是能统一解决的一种病状。但是，“阳光”面临的问题反映了在中国惩罚性和康复性两种治疗模式的竞争。由于在惩罚模式和康复模式之间、国家政策和地方政策之间、问题与答案之间始终存在巨大的平衡压力，中国的戒毒康复之路仍然显得漫长而艰辛。

不一样的“阳光”社区

海德在她的论文中分析了“阳光”治疗社区模式与传统戒毒模式的区别以及其对中国戒毒者的意义。

据中国流行病学家和药物学家介绍，注射药物使用者的在册数量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7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209.8万人，至2016年底已接近250万人。如果将未注册的吸毒者纳入统计，这一数字将飙升至1500万。

云南省警方发布的报告显示，仅2012年一年，全省就查获了5.37公吨海洛因，占全国中缅边境走私总量的73％。一些改革者认为，非法吸毒人数的增长加重了中国疾病控制的负担，非法吸毒和丙肝、乙肝、肺结核、艾滋病一道形成了共病现象，因此药物滥用已经成为一项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

20世纪80年代后期，希望通过行为疗法减少上述共病现象，一些中国精神病学家开始通过戒毒所和劳教所这些强制管理机构设想和计划了替代方案。尽管如此，2005年国家药物滥用监测中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62％的吸毒者在释放后的三天内会复吸，30天后复吸人数将再增加20%。安徽省的另一项研究也发现，吸毒者出狱后的复吸和强制治疗时间并没有统计上的相关关系。

海德在田野笔记中记录了2015年与“阳光”社区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建华博士的谈话，他告诉海德：“彼时很少有人认为戒毒者需要心理康复治疗。大部分人支持直接禁锢吸毒者，或将他们送去一个隔离的地方解决问题。在1993年云南的一次会议上，省政府同意投资2400万元人民币设立研究中心。我的导师、我和另外七人，离开了云南省精神卫生医院，于1993年9月正式成立了现在的云南省药物依赖防治研究所。之后，国际麻醉品管制局访问了我们，并建议我们应该出国看看其他国家是如何管理这种研究中心的。”

1999年，云南省药物依赖防治研究所与“阳光”国际的美国分支开展合作，成立了之后海德开展田野调查的“阳光”治疗社区。“阳光”国际是一家戒毒康复机构，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美英等国的药物疗法运动，获有在66个国家和地区开展工作的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的咨商地位。20世纪90年代末，“阳光”美国公司曾将三、四名中国“阳光”员工带到其远郊中心进行为期三个月的美式戒毒治疗培训，为云南省的“阳光”社区运作提供经验指导。

据海德了解，云南省药物依赖防治研究所推出“阳光”社区项目，旨在重新思考通常将药物成瘾与犯罪或行为异常相关联的治疗框架，以期对药物成瘾形成更具同理心的理解。社区治疗模型依靠于行为心理学理论，强调通过心理内部过程来解释人类行为的发生。中国的“阳光”社区继续秉持了这一观念，采用了来自美国的行为心理学和对抗疗法，海德认为这反映了新自由主义关怀逻辑的一些意识形态原则，以及支撑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健康发展的道德管理。

在“阳光”的日子

由于“阳光”社区是中国首个以治疗而非监禁为目的的戒毒社区，它吸引了一批汉族参与者，以及少数的白族、回族、维吾尔族和藏族参与者。据海德描述，这些吸毒者出自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有卡车司机、大学生、外科医生、商人、性工作者、运动员，失业青年、父母亲、钻石卖家、巴士司机、云南海洛因使用率最高村庄的女性、精神科医生和中医。作为“阳光”社区的居民，他们聚集在一个偏僻落后的工业小城的郊区。

社区居民的性别构成有较大差异，但平均而言，男性占70％，女性占30％。其中，年龄最小的是18岁，年龄最大的超过50岁，绝大多数人在20岁至50岁之间，并且在来到“阳光”社区之前在惩罚性戒毒所和康复中心接受过治疗。多数时候，阳光社区的居民数量处于20人到80人之间。

受过训练的社区辅导员和前社区居民一起开展干预活动，包括运营活动中心、针头交换服务、安全套知识普及、心理咨询、预防复发教育和组织戒毒互助会议。“阳光”社区的治疗方法是让所有居民参加每天的一系列群体治疗小组，在心理学中被称为“交朋友”小组疗法（encounter groups），这些小组被分为“迷机会小组”、“固定小组”、“记住感情小组”和“碰撞会”。

海德还观察到“阳光”社区用一些方式帮助吸毒者向中国社会过渡。比如，居民学习在同侪小组中工作的新方式、烹饪和电器维修等新技能，以及在拥挤的宿舍里与朝夕相对的室友合作。

居民宿舍里通常有四张上下铺，四张小床头柜，四个用来挂衣服和放置私人用品的衣柜，以及一张摆在窗下的大书桌。在社区调研期间，海德花了不少时间在桌前做记录，同时与室友进行有趣的对话，比如她正在写什么，还有人还当场会帮她核对笔记中的信息。

自我掌控、自我重建和通过同侪群体对抗疗法突破个人痛苦是“阳光”社区指导居民的三个目标。海德解释说，第一个目标涉及培养个人的自我护理掌控能力，特别是在人际关系紧密的社区背景下。例如，每天早上，所有人都必须站在双层床前面，像在军队中一样接受床检。如果一个人的床不是绝对完美的，那么整个宿舍就会以小黑旗的形式在检查板上被记过。

第二个目标是重建自我，创造一个崭新的人物角色，一个能和群体互动但是完全对自己负责的角色。在海德指导的一项绘画治疗课程中，她出乎意料地发现多数人不想画画，但是每个四人小组会选出最好的绘画代表，以完成命题为“回家路”的作业练习。

第三个目标是通过向别人泄露内在恐惧和秘密，通过团体治疗和同伴学习来表达愤怒、悲伤和快乐等情绪，从而超越自身痛苦。此外，社区居民每周会进行一次足球比赛，傍晚时候他们还可以和当地村庄中的青少年一起打篮球。

海德指出，在社区治疗模式中，吸毒者越和社群进行互动，向外界不断传达自身的情绪，越有助于毒瘾的治愈。

“阳光”社区里有四项基本原则必须遵守：不吸毒、不偷盗、不与异性亲密接触、不对自己或他人施行暴力。但口头批评是被鼓励的。居民必须严格遵守这些规则，一旦违反必须接受惩罚。惩罚措施包括面壁数小时、不允许参加集体活动或被所有人大声训斥直到精神崩溃。

海德在论文中摘录了2008年她对几位“阳光”居民（均为化名）的采访。

20多岁的小涛因为在昆明强制戒毒所中又复发，被家人送到“阳光”，他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一个地方，但经过一个月的体验，我认为这是一个好地方。强制康复只涉及生理脱毒，但改变不了你的心理状态。这里的氛围很好，有很多活动让你的注意力远离毒品。如果我回新疆，我想能够开办一家自己的‘阳光’治疗社区。”

40岁的小东告诉海德：“我开始吸毒是因为觉得它很时尚，因为这意味着你有经济实力。这是一种流行趋势。我尝试过无数次化学疗法——胰岛素昏迷疗法和美沙酮疗法，但从未接受过精神治疗。2006年，我表弟在网上发现了‘阳光’社区项目，说他们更关注吸毒的心理原因。这里的‘心理学家’都成功戒毒了，他们分享自己的经历，使我能够坚持完成生理戒毒，然后逐渐接受心理治疗。”

30岁的小李也有反复复吸的经历，家人带着他在全国各地寻找解决办法。他们在央视看到“阳光”社区的节目后认为这是一种迹象。小李将在“阳光”的经历描述为“强制性康复就像压缩弹簧，但在这里，‘阳光’社区使人再次获得尊重、责任和诚实。”

“阳光”和社区治疗模式面临挑战

海德梳理中国鸦片战争和心理治疗兴起的历史发现，从十九世纪至今，对精神病患者提供照顾一直是具有挑战的社会性难题之一。她认为，被定义成罪犯的吸毒者实际上和成瘾背后的疾病理念相冲突，前者限制了长期康复治疗的发展。

海德还提出，虽然云南“阳光”社区采纳了美国“阳光”国际所倡导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疗低伤害和住宿护理的模式，但最终，这些模式往往未能充分满足新一代中国青年的需求。

在中国经济腾飞的过程中，这一代青年中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故事，深深烙下了时代的印记。20世纪末期的政治经济改革，迫使青年人不得不去学习新体制下的行为模式、生活方式和自我价值。如果进一步考虑到中国城乡快速发展而导致的巨大社会阶层分化，那么“阳光”社区中的大部分居民都将面临经济和生活的窘境。致幻性毒品的使用成为精神医生所说的一种“消除情感，麻木身体”的方式。当时“阳光”社区的主任杨茂彬认为，中国青年选择致幻性毒品作为应对社会压力的方式，事实上与西方青年的方式非常相似。使用毒品的原因大致能归结于同伴的影响、好奇心作祟以及追求兴奋和时尚。

海德表示，美国的社区治疗模式在中国发挥了一定程度的作用，是因为它将药物滥用重新定义为需要在社群环境中解决的个人问题，而不是能统一解决的一种病状。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大量的毒品消费是社会迅速发展的结果，它直接导致民众容易获得高纯度海洛因和其他毒品，如苯丙胺。这既是经济变化的结果，也是个人行为调整的结果，这些变化包括海洛因地下市场的扩张以及伴随而来的个人娱乐性吸毒。

一些社区居民告诉海德，在1990年代初，海洛因效果没那么强，也没有造成多大损害。但与西方的情形类似，由于现在的海洛因被添加了新的添加剂，所以它具有更广泛的健康影响并极具破坏性。尽管总有人呼吁所有的药品都应该全面合法化，但是“阳光”社区的工作者和他们的上级组织一样主张禁欲，因为他们认为一些人在生活空间里面对毒品诱惑时，很难作出正确的基于健康生命考虑的抉择。

此外，即便“阳光”在治疗理念和方式上有突破，海德也指出，如果缺乏稳定的资金流，多样化的组织活动往往会出现不同程度的混乱。2011年，阳光社区的管理者杨茂彬因采用草药配方治疗海洛因而被监禁。他被指控销售没有许可的假药，但海德从社区员工了解到的情况是整个社区式治疗机构都出现了问题。杨茂彬被抓恰逢政府严打贪污腐败。受此影响，“阳光”社区项目顿时失去了政府资金的支持，但是许多忠诚的员工并未离开。到2014年，“阳光”成为当地一家非政府组织，脱离了同云南省药物依赖防治研究所及其他外国非政府组织的关系。

正如李建华在采访中向海德表示，药瘾治疗永远不会只是一个精神卫生组织的问题。鉴于鸦片的历史和毛泽东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铲除毒品方面的举措，目前的毒品泛滥并非一个新事物。它也不是一个孤立的本土产业，它始终是全球性的。他还指出，省政府禁毒的主要政策是通过缉毒、政治条约和安全机构来减少毒品供应；用于预防、治疗和康复的资源很少。因此，“阳光”社区要维持生计很困难。

最后，海德总结说，与对禁毁鸦片的评价类似，社区戒毒治疗模式既不能说是完全成功，也不是彻底失败，这样的评价贯穿了社区治疗模式的兴衰。许多社区居民和工作人员都认为，社区治疗模式的问题反映了在中国惩罚性和康复性这两种治疗模式的竞争。“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于在惩罚模式和康复模式之间、国家政策和地方政策之间、问题与答案之间始终存在巨大的平衡压力，中国的戒毒康复之路仍然显得漫长而艰辛。

[上文根据桑德拉·特蕾莎·海德的学术论文“中国毒品世纪之后：云南第一个戒毒治疗社区和对吸毒者的精神关怀”（Beyond China’s drug century: Yunnan’s first therapeutic community and narratives of drug treatment and mental health care）整理。文章收录于期刊《跨文化精神病学》（Transcultural Psychiatry），2018年5月11日在SAGE Journals平台首发。许中波对本文亦有贡献，在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