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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志 |北岛: 父亲的颜色

2018-08-14 09:40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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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北岛

你召唤我成为儿子

我追随你成为父亲

——《给父亲》

对父亲最早的记忆来自一张老照片:背景是天坛祈年殿,父亲开怀笑着,双臂交叠,探身伏在汉白玉栏杆上。洗照片时,他让照相馆沿汉白玉栏杆剪裁,由于栏杆不感光,乍一看,还以为衣袖从照片内框滑出来。这张照片摄于我出生前。喜欢这张照片,是因为我从未见他这样笑过,充满青春的自信。我愿意相信这是关于他的记忆的起点。

1949年10月,我们给儿子取了小名“庆庆”。有了第一个儿子,我们俩都很忙。美利给儿子做小衣服,经常给他洗澡;由于母乳不够,每天还喂几次奶糕。我经常抱他在屋里走来走去,拍他入睡,还变换各种角度给他照相。小家庭有了这个小宝贝,一切都有了生气。(摘自父亲的笔记)

图片来源于视觉中国

出生后不久,我们家从多福巷搬到府前街,离天安门城楼很近。每逢国庆。父亲抱着我,和邻居们挤在小院门口,观看阅兵式和游行队伍。最壮观的还是放礼花。次日晨,在小院里捡起未燃的礼花籽,排成长串儿,像点燃导火索,五颜六色的火花转瞬即逝。

长安街很宽,斜对面就是中山公园,父亲常带我去那儿晒太阳。 有轨电车叮叮当当驶过长安街,府前街有一站。父亲喜欢带我坐电车,到了西单终点站再返回来。非高峰时间,车很空,扶手吊环在空中摇荡。我喜欢站在司机身后,看他如何摆弄镀镍操纵杆。我和父亲管它叫“当当车”。

夏天,中山公园几乎每周末都放露天电影。附近住户带着马扎板凳先去占地方,游客散坐在草坪或石阶上,等着天完全黑下来。由于换盘或断片,银幕一片空白,只剩下单调的机械转动声。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苏联动画片《一朵小红花》,具体情节都忘了,只记得女主角是个小姑娘,为寻找世界上最美的小红花与怪兽(王子的化身)相逢。影片结尾处,她一路呼喊“凯哥哥——”异常凄厉,一直深入我梦中。

最让我困惑不解的是:一放电影,银幕后的宫墙绿瓦就消失了。我追问父亲,但由于表达不清,所答非所问。后来才明白竟有两个世界——银幕上的世界暂时遮蔽了现实世界。

某个周日晚上,中山公园重放《一朵小红花》。那天中午,我过度兴奋,怎么也不肯午睡,父亲一怒之下,把我关到门外,我光着脚哭喊,用力拍门,冰冷的石阶更让我愤怒。不知道我是怎么睡着的。醒来,天花板上一圈灯影,脚上的袜子让我平静。母亲探过头来,关切地看我。我问起《一朵小红花》,她说天黑了,我们错过了电影。

庆庆很不愿意上托儿所,每到星期六去接他,总是特别高兴,而星期一早上送回去就难了。有个星期一早上,怎么劝说也没用,他只有一句话:“我就不去托儿所!”我们急着上班,只好骗他说去动物园,他信了。快到时他脸色紧张起来,看出是去托儿所,便大声哭叫,我紧紧抱住他,怕他跳车。到了托儿所门口,他在地上打滚,我只好硬把他抱进托儿所。他看见阿姨才安静下来,含着眼泪说了声“爸爸,再见!”(摘自父亲的笔记)

我自幼抵抗力差,托儿所流行的传染病无一幸免。尤其是百日咳,咳起来昏天黑地,彻夜不眠,父母轮流抱我。一位医生说,只有氯霉素才有效。这药是进口的,非常贵,父亲把积攒的最后一两黄金买下十几颗。遵医嘱,每颗去掉胶囊,分成两半,早晚各服一次。那药面特别苦,一喝就吐。父亲对我说,这药特别贵,你要再吐,父母就没钱再买了,这次一定要咽下去。我点点头,咬牙流泪把药咽下去。

我长大后,父母反复讲这故事,好像那是什么英雄业绩。其实这类传说是每个家庭传统的一部分,具有强大的心理暗示,甚至背后还有祖先们的意志——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有一次,庆庆出麻疹,住在托儿所隔离室。我们去只能隔着玻璃窗看他,但他也很高兴,比划着手势跟我们交谈。后来听托儿所阿姨说,那天我们走后,他一夜站在床上,通宵不肯睡。阿姨问他为什么不睡,他说要等爸爸妈妈。(摘自父亲的笔记)

弟弟刚好相反,他无比热爱托儿所。每星期六父亲接他,他扭头不屑地说,我不去你们家。

振开和振先从小性格不同,比如说,给他们一人一个月饼,两个人的吃法就不一样,振开先把月饼馅吃光,再吃月饼外壳。振先则相反,先吃月饼外壳,然后把馅儿用纸包起啦,放在兜里慢慢吃,一个月饼可以吃好几天。(摘自父亲的笔记)

小时候父亲很有耐心,总陪我玩,给我讲故事。他在一个小本子的每页纸上画个小人,每个动作略有变化,连续翻小本子,那小人就会动起来,好像动画片。弟弟妹妹逐渐取代了我,我有点儿失落有点儿吃醋,也有点儿骄傲——我长大了。

从阜外大街搬到三不老胡同1号,独门独户。平时父母早去晚归,在钱阿姨监督下,我们按时睡觉起床做功课,只有星期天例外。妈妈起得早,帮钱阿姨准备早饭,我们仨赖在父母床上,跟父亲玩耍。有一阵,我们迷上语言游戏,比如按各自颜色偏好,管父亲叫“红爸爸”、“蓝爸爸”和“绿爸爸”,再随意互换,笑成一团。

图片来源于视觉中国

父亲确有不同的颜色。        

与父亲最早的冲突在我七岁左右,那时我们住保险公司宿舍,和俞彪文叔叔一家合住四室的单元,每家各两间,共用厨房厕所。那年夏天,俞叔叔被划成右派,跳楼自杀。他的遗孀独自带两个男孩,凄凄惨惨戚戚。

那场风暴紧跟着也钻进我们家门缝儿——父母开始经常吵架,似乎只有如此,才能释放某种超负荷的能力。转眼间,父亲似乎获得风暴的性格,满脸狰狞,丧心病狂,整个变了个人。我坚定地站在母亲一边,因为她是弱者。

起因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要说也并非都是父亲的错。比如他喜欢买书,有一次买来城砖般的俄汉大词典,他正学俄文,买字典本无可厚非。我至今还记得那词典定价12块9,是我当时见过最贵的书,对五口之家的主妇来说还是有点儿难以接受。那是家庭政治中最晦暗的部分。

有一次,父亲把着卧室门大叫大喊,母亲气急了,抄起五斗柜上花瓶扔过去,他闪身躲过,花瓶粉碎。我正好在场,作为唯一的目击者,吓得浑身发抖,但我还是冲到父母中间,瞪着父亲,充满了敌意。这是他没料到的,扬起巴掌停在空中。

母亲生病似乎总是和吵架连在一起。每当她卧床不起,我就去附近的糕饼店买一块奶油蛋卷,好像那是仙丹妙药。走在半路,我打开纸包,打量白雪般溢出的奶油,垂涎欲滴,却从未动过一指头。

一天晚上,父亲认定我偷吃了五屉柜里的点心。我虽以前偷吃过,但那回纯属冤枉。我死不认账,被罚跪并挨了几巴掌。最让我伤心的是,母亲居然站在父亲一边,尽管她暗中护着我,拦住鸡毛掸子的暴打。

红爸爸蓝爸爸绿爸爸,突然变成黑爸爸。

搬到三不老胡同1号,父母吵架越来越频繁。我像受伤的小动物,神经绷紧,感官敏锐,随时等待灾难的降临。而我的预感几乎每次都应验了。我恨自己,恨自己弱小无力,不能保护母亲。

父亲的权力从家里向外延伸。一天晚上,我上床准备睡觉,发现父亲表情阴郁,抽着烟在屋里踱步。我假装看书,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他冲出去,用力敲响隔壁郑方龙叔叔的门。听不清对话,但父亲的嗓门越来越高,还拍桌子。我用被子蒙住头,听见的是咚咚心跳。我感到羞愧。父亲半夜才回来,跟母亲在卧室窃窃私语。我被噩梦魇住。

在楼道碰见郑叔叔,他缩脖怪笑,目光朝上,好像悟出人生真谛。我从父母的只言片语拼凑出意义:郑叔叔犯了严重错误,父亲代表组织找他谈话。多年后父亲告诉我,若调令早几个月,他肯定犯错误在先,正好与郑叔叔对换角色。

振开贪玩,学习成绩平平,但语文写作经常得到老师的称赞。学校开家长会,谈到振开的缺点时,总是“不注意听课”,“爱做小动作”等等。有一次,大概是期中测验,我看他的成绩册,数学是4.5分。我觉得奇怪,怎么这样打分。我问振开,他说:“5分是满分,我差一点,所以给4.5分。”他这么解释,似乎有些道理,但我还是不大相信。我去学校问了老师,才知道振开得了4.5分。他在4和5之间加了一个点,便成了4.5分。为这事,我批评了他,他也认了错。(摘自父亲的笔记)

是岁月最终让父母和解了。到了晚年,父母总有说不完的话,让人想到“老伴”这词的含义。父亲过世三年后,母亲对采访者说:“我们一生的婚姻生活是和谐与温馨的,虽然这中间有过暴风骤雨……”

从1960年夏天起,父亲从民主促进会借调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在教务处工作。那是中共统战的一部分,所有学员都来自各民主党派上层。

每逢周末,我带弟弟妹妹去玩。社会主义学院位于紫竹院北侧,乘11路无轨电车在终点站下车,沿白石桥向北走五六百米。一路荒郊野地,流水淙淙,蛙噪虫鸣。那是白色的六层楼建筑群,前面喷水池总是干着的。大门有军人站岗,进门登记,后来跟传达室的人熟了,免了这道手续。

父亲在他宿舍旁临时借了个房间。我们跟着沾统战的光,那里伙食好,周末放电影,设备先进,比如有专用乒乓球室。父亲是国家三级乒乓球裁判(最低一级),主裁的都是业余比赛,却保持一贯的专业精神。他正襟危坐,镜片闪闪,像机器人般呆板,一字一顿报分数“三比二,换发球”,并交叉双臂宣布交换场地。

父亲很忙,往往在餐厅吃饭时才出现。我喜欢独自闲逛,常常迷失在楼群的迷宫中。跟开电梯的王叔叔混熟了,我帮他开电梯。他是转业军人,更让我充满敬意,缠着问他用过什么枪。后听说他在“文革”中自杀了。

有一天,父亲神秘地告诉我,有个学员的宿舍被撬,洗劫一空,损失达十万元。那可是天文数字。父亲又补了一句:“没什么,他当天坐飞机回上海,又置办了一套新家什。他可是全国有名的‘红色小开’……”他低声说出那名字,好像是国家机密。

闲得无聊,我跟弟弟妹妹躺在床上,齐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唱到结尾处,他俩总是故意走调,把我气疯了——这可是立场问题,更何况是在这样的地方。我向父亲告状,他摸摸我的头说:“他们比你小,你该耐心点儿。”

那时正是困难时期,他们来学院,多少可以吃得好一点。我们看孩子们可怜,有时也给他们买几块高级糖。看孩子们吃得高兴,让我们感到安慰。在那艰难的岁月里,我们想尽办法让孩子吃得好些,怕营养不良影响他们的发育成长。学院在校内拨出一块空地,分给职工们作自留地。我把给我的三分地种了绿豆和白薯,平时没时间管,到秋天倒收获不少。我和振开一起把绿豆、白薯装进麻袋运回家里,总算添了些口粮。(摘自父亲的笔记)

那是我头一次干体力活儿。顶着毒日头,用铁锨挖出白薯,抖掉土疙瘩,装进麻袋。父亲蹬平板三轮车,我坐在麻袋上,为劳动的收获骄傲,更为与父亲平起平坐得意。

堆在阳台过冬的白薯变质了,我坐在小板凳啃烂白薯。父亲刚买来牡丹牌收音机和电唱机。收音机反复播放《春节序曲》,和烂白薯的味道一起潜入记忆深处。

作者供图

1974年夏天,父亲买来中华书局刚出的繁体字版《清史稿》,共48卷,书架放不下,就摞在他床边地上。我发现他总在翻看同一卷,原来其中有不少我们祖上的记载。

家谱仅上溯到康熙年间,原籍安徽徽州休宁县,第27代赵承恒迁至浙江归安县(现湖州一部分)。祖宅清澜堂坐落在湖州竹安巷,最早的主人赵炳言官至湖南巡抚、刑部右侍郎。三子赵景贤早年师从俞樾的父亲俞鸿渐,乡试与俞樾同榜考中举人。按俞樾的说法,“自幼倜傥,虽翩翩公子,而有侠丈夫风,呼卢纵饮,意气浩然”。后捐巨款买官封为知府,并未上任。

太平军兴起,赵景贤在湖州组织民团操练,并用青铜包住西城门(湖州至今沿称青铜门和青铜桥)。1860年2月,李秀成大军逼近湖州。赵景贤固守湖州两年多。这是清史上著名的湖州保卫战。清政府为保存将才,另有委任,令他“轻装就任”,但他决心死守,与城同在,最终弹尽粮绝,1862年5月城破被俘。

据《清史稿》记载:“景贤冠带见贼,曰:‘速杀我,勿伤百姓。’贼首谭绍洸曰:‘亦不杀汝。’拔刀自刎,为所夺,执至苏州,诱胁百端,皆不屈。羁之逾半载,李秀成必欲降之,致书相劝……秀成赴江北,戒绍洸勿杀。景贤计欲伺隙手刃秀成,秀成去,日惟危坐饮酒。二年三月,绍洸闻太仓败贼言景贤通官军,将袭苏州,召诘之,景贤谩骂,为枪击而殒。”

湖州城破,赵家死的死逃的逃。长子赵深彦在湖南闻此噩耗,立即饮毒酒自杀,年仅12岁。咸丰皇帝得悉赵景贤死讯,下诏称其“劲节孤忠,可嘉可掬”,按高规格予以抚恤,在湖州专立祠堂,并关照国史馆立传。

多年后,俞樾成了一代经学大师。一天,他在苏州曲园家中沉坐,有人求见,来者正是赵景贤的孙子赵。他拿来祖父遗墨,包括湖州告急时让人带出的密信。俞樾展读赵景贤的几首五言律诗,长叹不已,其中有李鸿章在奏折中引用的名句:“乱刃交挥处,危冠独坐时。”

次子赵滨彦,也就是我的曾祖父,因父殉职而被封官,深得湖广总督张之洞信任,主管广东制造局,后张之洞调任两江总督,他任上海制造局督办、及两淮盐运使和广东按察使等职。由于国乱并与上司不和,他以年老多病辞职,在苏州定居。数月后,武昌起义爆发,在推翻大清帝国的革命功臣中,居然有我外公孙海霞。

赵家曾富甲一方,妻妾成群,支脉横生。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到我爷爷赵之骝那辈就败落了,靠典卖字画古董度日。

轮到我父亲,恐怕连辉煌的影儿都没见过。他四五岁时母亲病故,12岁那年父亲辞世,由舅舅收养。他不得不中辍学业,从15岁起靠抄写文书糊口,还要抚养弟妹。父亲写得一笔好字。据在他手下工作过的徐福林先生回忆,当初进保险公司,父亲见他字写得差,让他反复抄写元代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的碑帖练字。

赶上兵荒马乱,父亲被卷在逃难的人流中,走遍中国大半个南方。在桂林时,有一天日本飞机俯冲扫射,他慌张中撑起雨伞挡子弹。那年头命不值钱,周围的人一个个倒下,他却奇迹般活下来。边打工边自学,他终于考进重庆中央信托局。1946年初,在调往北京工作的途中,他与母亲在重庆珊瑚坝机场邂逅。

我俩结识于抗战胜利的1946年,当时因为抗战,父母分开七八年了,我陪母亲乘飞机到重庆看望父亲。在珊瑚坝机场下飞机后,想打一个电话,但不知如何拨通,无意中发现一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正在打电话,我妈妈让我上前请教,此人正是赵济年。(摘自母亲的口述记录)

北京解放前夕,父亲利用职权,协助地下党的堂哥收集全城粮食储备等情报。一天晚上,国民党宪兵挨家挨户搜查,由于顶撞宪兵队长,他被抓去关了一夜。那时母亲已怀上我。后来说起,他在昏暗的牢里彻夜未眠,盼着一个孩子和新中国的诞生。

…………

(节选自《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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