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局|网：阿加西自传（连载一）

我睁开双眼,却不知身在何处,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我一半的人生都是这么度过的。然而,这一次感觉有些不同。这一次,这种错乱感更令人惊恐,更完全,也更彻底。

我向上看了看,发现自己正躺在床边的地板上。这使我回过了神,想起午夜时我从床上移到了地板上。大多数晚上我都会这样做,因为在柔软的床垫上躺得过久会给我造成极大的痛苦,而在地板上我的背会舒服些。我数到三,然后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站立之旅。伴随着一声咳嗽,我呻吟着侧过身,像胎儿一样蜷缩起来,然后再突然翻转过来屈身跪在地板上。此刻,我等待着,等待着血液重新开始在身体里涌动。 

相对而言,我还算年轻,仅仅36 岁,但每次醒来,我都觉得自己似乎已经96 岁了。在将近30 年的疾速奔跑、猛然停住、高高跳起、重重落地之后,我的身体似乎已经不再是我自己的了,我的头脑似乎也不再属于我。每当睁开双眼,自己就成了一个陌生人。长久以来,我一直在经历着这些,而尤其早晨醒来时,这种感觉就更为强烈。我快速回忆着我的基本信息:我的名字叫安德烈·阿加西,我的妻子是施特芬妮·格拉芙;我们有两个孩子,一儿一女,儿子5 岁,女儿3 岁;我们居住在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不过现在我们住在纽约四季酒店的一间套房里,因为我正在参加2006 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这是我的最后一次美网公开赛,事实上,也是我参加的最后一项职业赛事。我以网球为生,尽管我憎恶网球,以一种隐秘的激情憎恶着它,一直都是。 

此时此地,我网球生涯的最后一章即将翻过。我双膝跪地,喃喃自语道:请让这一切结束吧。 

然而,我身体里的另一个声音却在说:我还并未准备好就此结束。

在隔壁房间里,施特芬妮和孩子们正在吃早餐,我听到他们彼此交谈着,不时还会开怀大笑。一种想要见到他们、抚摸他们的强烈愿望从心中油然而生,再加之此刻迫切想来上一杯咖啡,这让我获得了力量。我必须站起来,借助身旁的床站起来。一直以来我都是这样:憎恶使我屈服,而爱却使我重新挺立。 

我看了一眼床边的钟,刚刚7 点半。施特芬妮让我多睡一会儿,迟些再起。在我职业生涯最后的这些日子里,我总是疲惫不堪。这不单单是因为身体上的伤痛。因为即将退役,情感的洪流得以奔泻而出,这也常常使我精疲力竭。现在,第一波疼痛从我疲劳的中心源——后背——扩散开来。我抓住后背,后背的疼痛使我不堪忍受,感觉就像有人在夜里偷偷地溜了进来,用某种方向盘防盗锁锁住了我的脊柱。 后背上戴着一个防盗锁,我又怎么能在美网公开赛上打球?难道我的最后一场比赛要因伤退出? 

我出生时脊椎前移,腰骶部的一块椎骨与其他椎骨是分离的。这块椎骨特立独行,如反叛者那样(这也是我走路内八字的原因)。由于这块“与众不同”的椎骨, 我脊柱内部神经的活动空间相应缩小。正常人那里的空间本就不是很大,我的则非常小,因此哪怕只是微微地动一下,那里的神经都会受到挤压;加之还有两处椎间盘突出,以及一块想要保护整个受损的区域而徒劳疯长的骨头,我的那些神经感受到了彻底的压抑。当那些神经开始抗议其狭促的立足之地或发出求救信号时,疼痛就会在我的腿部四处游走。这种疼痛使我呼吸困难,甚至语无伦次。在这种时候, 唯一的缓解之道就是躺下来,等待。然而有时在比赛的过程中,疼痛也会不期而至, 这时唯一的疗法就是改变我的竞技风格——不同的挥拍方式,不同的跑动方式,所有的一切都要有所不同,而这一切都发生在我肌肉痉挛时。每个人都厌恶改变,但肌 肉却不能服从常规。受到改变的召唤,我的肌肉也加入了脊柱的反叛运动中,不久, 我的整个身体都陷入了一场自我混战中。 

吉尔是我的体能教练、我的朋友,同时更像我的父亲一样。他曾经这样解释我的疼痛:你的身体正在告诉你,它再也不想干这个了。 

我对吉尔说,我的身体早就告诉过我了,几乎在我开始想退出时它就这么“认为”了。 

然而,自从 2006 年1 月起,我的身体便开始大声抗议了。它已经不再想要退役——因为它已经退役了。我的身体已经搬到了佛罗里达,在那里买了公寓并过上了上流社会的生活。因此我一直都在与我的身体谈判,请求它暂停退休生活,到这儿驻留片刻,再到那儿待上几个小时。大多数时候,谈判都以可的松为中心。打上一针可的松,疼痛可以暂时得到缓解。但是在可的松起作用之前,要经历非常痛苦的注射过程。 

我昨天打了一针,这样今晚我才能够比赛。这是这一年的第3 针,我职业生涯的第13 针,也是迄今为止最为骇人的一次。首先,医生让我选定一种姿势,于是我趴在了桌子上,然后护士一把拉下了我的短裤。医生说他必须得使那根7 英寸长的针头尽可能地靠近发炎的神经;但是由于我的椎间盘突出和骨刺的阻挡,他无法使针头直达神经附近。于是他尝试“绕道”注射,希望能破除我背部的“枷锁”, 这使我疼痛异常,不堪忍受。他首先将针头刺入,然后把一个大型X 光检查仪压在我的背上,查看针头离神经有多远。他说,他得使针头紧靠神经,但又不能碰到神经。如果针头碰到了神经,哪怕仅仅是轻轻掠过,那种痛苦也足以毁了我的整个赛事,甚至可能改变我的一生。刺进去,拔出来,动一动,他不断调整着针头的位置,直到我疼得眼里充满了泪水。 

最后,他终于找准了位置。“正中靶心。”他说。 

可的松被注射进去了,那种灼人的痛感使我咬住嘴唇。然后压力如约而至,脊柱周围神经得以栖息的微小空间开始被挤压。压力不断增加,一度我甚至认为我的背即将爆炸。

医生说,做任何事都会有压力。

至理名言,医生! 

旋即,疼痛感之于我似乎是美好的,甚至是甜蜜的。因为你知道,这种疼痛马上就会消失,你将获得救赎。不过再仔细想一想,也许所有的痛苦都是如此。 

我家人的声音越来越大了。我艰难地挪着步子,向套间的起居室走去。儿子杰登和女儿杰姬看见了我,高兴地叫起来。爸爸,爸爸!他们一蹦一跳地跑过来,想要扑到我怀里。我停住脚步,挺直身躯,像模仿冬日里的大树的哑剧演员一样立在 了他们面前;而他们也恰在扑到我怀里之前停住了,因为他们知道爸爸这些天来有些虚弱,如果太用力地碰他,他就会垮掉的。我拍了拍他们的小脸,亲吻了他们的脸颊,然后和他们一起坐到了早餐桌前。

杰登问我今天是不是那一天。

“是的。”

“今天你就要比赛了吗?”

“对。”

“那么今天之后,你就要退役(retire)了吗?” 

他和杰姬刚刚学会“退役”(retired)这个词。他们说这个词时总是把最后一个字母(d)丢掉。对于他们来讲,退役一直都在进行着,永远都是现在时。也许他们确实知道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 

“儿子,如果爸爸赢了,那就还不能。如果我今晚赢了,我得继续打下去。” 

“但是如果你输了——我们能养只狗吗?” 

对于孩子们来说,退役只是意味着一只小狗。施特芬妮和我曾经答应孩子们, 

如果我不再训练了,我们也不再需要像这样在世界各地跑来跑去时,我们就可以买一只小狗。也许可以叫它可的松。 

“对,小伙子,如果我输了,我们就买只狗。” 

他微笑了一下。他希望爸爸输掉,希望爸爸体验到那种压倒一切的失落感。他无法理解——我又怎么能向他解释清楚——失败的痛苦,还有比赛的痛苦。我用了将近30 年才得以理解痛苦的真谛,才得以解答内心深处的疑问,才得以破解自相矛盾的密码。 

我问杰登他今天要做什么。

“去看骨头。”

我看看施特芬妮。她提醒我说,她要带孩子们去参观自然历史博物馆,去看恐龙。此时我却想起了我扭曲的椎骨,想到我的骨架和其他恐龙一起在博物馆展出, 骨架上标着:霸王龙,网球沃鲁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