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公益利益流向了哪里

近两三年，公益行业的经济数字喜人，规模正迅速扩大。中国社会组织经济规模（N-GDP）测算研究课题组在2018年7月宣布，2016年全国社会组织总支出总量约6373亿元人民币，增加值总量约2789亿人民币。在2017年9月7日到9日三天时间里，仅腾讯公益平台就筹得超过13亿元的善款。虽然与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还不太吻合，但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气候。一些学者乐观地认为：中国的社会组织正在成为经济和社会建设的生力军，可以期待其扮演新的重要角色。

然而，公益依然只是个小众行业，在各大招聘网站上，无论是职业类别还是职业岗位只能被归类到其他栏。更遗憾的是，作为职业化的行业，公益的正当利益（比如机构运营成本、人员薪资以及项目结余等）至今没有得到确认，薪资低、职业链短、流动频繁等顽疾得不到解决。相关研究找到了多方面的原因，机构管理、职业发展、政策引导、能力建设等等，却没有考察公益行业的利益分配机制及其不平等状况。相对于快速上升的经济数字，公益利益流向了哪里？

如城市般，公益是个矛盾体。肉眼所见高楼林立，光鲜亮丽，在阴影处无不藏污纳垢。公益领域的人际关系、业务关系和资源利益关系，在地面上以各种貌似合理合规的面目出现，在公益地下则汇聚成了一条暗河，通向四面八方，实现利益输送，形成了不同类型的高地。

专家走穴的利益链

公益领域有个比较突出的奇怪现象：特别看重、尊敬专家，从社区街道的居民活动、省市级活动、各种沙龙讲座培训战略，还有会议研讨会评估评审等等，几乎都要向外请一两位专家坐阵。更甚的是，有些项目和机构以“外请专家”的模式搭建与运作。当它剥离出流水般的专家后，项目和机构所剩无几。

这些专家来自高校教师、政府相关部门及退休人员、商业相关业务代表、公益内领袖和风云人物、业务精湛者等等。应该说，“专家”具备行业需要的专业特长，劳务付出支持其获得适当的报酬。关键点在于，“外请专家”好像成了一种行业规则，仿佛还形成了一股仰望“专家”的风气。在规则与风气之下有时不得不怀疑，公益暗河里是否已经形成了一条牢不可破的专家利益链？

为什么称之为利益链呢，主要因其看似正当名目之下的非规则运作。第一，资源利益的交换支撑着这股“专家”风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特定的集团与圈子；第二，“你要认识人”似乎成了混圈子的诀窍；第三，大多数“专家”有着正经职业，他们顶着某种优势来此打牙祭，赚取职业之外的叠加利益。多数情况下，一位专家2~3小时所得利益可抵一线工作人员半个月工资。

机构内部的剪刀差

早在公益发展之初，从业人员低薪资是整体性的、机构化的，而近几年低薪资的形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机构内部的薪资分化，主要负责人及重要岗位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基层从业人员的薪资基本维持在原状。从理论上讲，组织内部的薪资分化应该有利于机构管理与成长，比如商业领域的薪资必然是分化的。但之所以将公益行业的薪资分化定性为剪刀差，那是因为伴随着以下两种倒退：

其一，公益机构的私营化。公益发展之初身负使命，它想要承接政府的转移职能，想要扶弱增加福祉，想要建设社会为社会带来生机。在此基础上，把公益机构定性为公共产物，不属于个人。法律法规亦依此原则做出规定，注册资金视为捐赠、非盈利、结余不得分红、理事会治理等等。现如今，越来越多的公益机构却出现了私营化的特征，私营企业般的运营，排斥职业公益人，一些基金会如此，一些老牌公益机构亦倒退如此。私营化的直接后果便是权力集中，在经济宽裕的情况下仍以不同方式压缩运营、人力及其他应支付的成本。

其二，保中层弃基层的发展策略。公益行业从业人员流动频繁，一年一个机构算是合理范围内的流动频次，可以说是行业最顽固的顽疾。一些研究和机构试图解决，也尝试着在机构内展开薪资改革、能力建设等，但成效显著者少见。实际上，机构权力者心知肚明，他们选择忽视或者放弃稳定基层从业人员。公益界，全然一幅铁打营盘流水兵的景象。从根本上，一些机构并不在乎基层人员流动，他要保住中层管理人员，即能全权负责守住项目的人员，守住项目意味着守住机构。为此，才刻意拉开薪资差距、成长空间等。机构内之所以能够拉开差距，并不意味着动了权力者的蛋糕，方法只能是向下挤压基层人员的空间，甚至一些机构放弃基层专职人员，使用大量志愿者。

投资式的利益回报

如果说专家走穴和机构内部的剪刀差普遍存在，那么投资式的利益回报则是近期才观察到的现象。此类型的利益化是彻底资本化公益，主张资本才是利益分配的正当逻辑，彻底弃公益于不顾，破坏显著。资本化意味着所有投入都必须得到利益回报，比如政府资源、人际资源、项目资源、资金投入等等。在投资-回报的利益模式里，基层从业人员变成了无产者。

利益高地，无外乎主张资本优先，权力优先，关系优先，效率优先，最终流向个人口袋。在这条利益输送的暗河之上，正当利益却找不到与之匹配的价值资源，被道德与商业凌驾。

首先对公益的认识，大众普遍只停留在“志愿者”“免费”“低价”“捐款”的道德化印象；捐款人对捐赠受款人、受益人以及从业者等抱有道德化的期待。在现实生活中，从业人员必须无奈地面对“你们有工资吗？”“你们不是志愿者吗，为什么还要工资？”之类的疑问。再看近几年来网络上有关捐款受助的丑闻及其讨论，重复往返地缠绕着类似的道德话题，很少能提供有价值的视角。

在公益领域内部存在着一股迎合与运作公益道德化形象的风气，快速地集聚着社会资源和个人名利。一般地，直接捐款、捐物的项目简单粗暴，缺少含金量，它们在简单化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与解决方案的时候，还矮化了公益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但在捐赠平台上它们就是能够赚取同情与眼泪，变成网筹的杀手锏。遗憾地是，主流声音将之解释为不得已顺应外界道德需求，而非主动迎合与运作的结果。与此同时，那些能说能写能运作的公益人，借助着网络与筹款迅速蹿红，收获名利，一场METOO行动让这些公益领袖们的集体道德自慰曝光在大众视野中。

多年前，南都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清醒地意识到公益行业外有道德绑架，内有道德自慰，于是倡导与实践公益市场化的发展路径。他试图剥离道德，还公益正当利益。所谓公益市场化，旨在借用商业价值主张机构运营的正当性，为营销、人力、管理等正当利益提供价值支持。其二，借助商业模式提高运营效率。他要求项目标准化，可复制，可持续，实现规模化。这是一种主动挣得正当利益的策略，得到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认同，从实践看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可是，与需要高效运作的资本相比，公益很容易败下阵来。它被贬低为“效率低下”的部门，并且责任自负，因为能力不够，抓不准市场需求、管理混乱等等。从业人员也有点自卑倾向，轻而易举地把具有商业背景的人认定为能干之人。

这是因为，公益市场化的解决方案本质上是资本逻辑，要求公益高速运转，否则效率低下无力保证其获得正当利益。可问题的症结在于公益毕竟不是商业，它是公益。根据波兰尼《大转型》的论证，社会保护运动无论在逻辑还是时间上都要晚于商业出现，它发端在于保护那些市场上受到伤害与排挤的人们。如果商业价值与逻辑变成公益领域唯一有效的标准，公益（社会保护的制度化与职业化）必然丧失其立足之本。而且中国发展至今，公益需要面对复杂综合的社会问题，单一价值和逻辑不可能产生全局性的解决方案。

道德视角下的公益，纯洁无暇，无涉利益，基本否定了公益利益的正当性；而商业则将公益利益诉诸于效率，高效运行才能获得正当利益，否则就是花拳绣腿，间接否认了公益具有不可商业化的本质属性。换句话说，在纯洁公益以及效率公益面前，公益利益的正当性尚未找到立足的价值支持。

十年前，公益领域面对着整体性的资源匮乏。今天，公益领域已拥有一定经济与资源体量，可仍面临着可持续发展的严峻问题。具有话语权的领航者们常常怀着这样的心态：生存为先，先生存后发展。是的，逻辑上的确可以如此，但在实践过程中，需要自省，建立纠错机制，否则繁荣背后暗藏乱象又有谁来关注与负责。现阶段的实际状况是，使用瓦解公益消解使命的方式取得公益生存。

按照社会系统理论理解公益行业的功能，它应该致力于解决市场、国家解决不了的综合复杂问题。面对这些综合复杂的社会问题，公益行业如何可持续发展，任重而道远。而当下的第一步，请直面行业正当利益，为行业的专业化、职业化留有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