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城｜三台子往事：那些讲过八遍的故事，再讲一遍

我J叔一张圆脸，双目微合，总是笑眯眯的模样。他要到遥远的南方去了，有多远？笑而不言。带我去道别的父亲也不说，像是个天大的秘密。我当然要问出来，J叔笑着说：“回来给你带礼物，想要什么呢？”我就不再问了，“要芒果！”芒果可是最有名的水果，一定好吃得不行，毛主席都拿来送人呢。J叔又笑了，“好吧，带芒果！”

父亲那时很少陪我，经常整月不见人影，妈妈急了说：“你不陪我，还不陪陪孩子吗？”他才带上我去J叔家，主要还是做他自己的事情。有几回说好了陪我玩，他都瞒着我妈去工厂，先到一栋很小的二层楼，守门的卫兵会拦住我，让他上去，留我一个人绕着小楼转圈玩。楼的每面外墙不到十米，四个墙角各站一名持枪的卫兵。我先逆时针转，转腻歪了再顺时针转。 

有一天他又拽住我说：“你知道当年J叔去哪儿了吗？”

我说：“我哪知道，芒果也没带回来，你和他都爱骗小孩。”

“不说芒果，他去越南了。”父亲说胡志明他们靠步枪能打几架美国飞机？我们在北越建了些导弹基地，你J叔就干那事去了。

我顿时来了精神，“打的怎么样？”

“把老美打惨了！”

“那人家还不跟你们拼命？”

父亲说：“是啊，老美派来架侦察机，擦着导弹射程边缘飞，把我们的开机频率骗走了。”

“后来呢？”

“后来又来一架，我们一开机，空地导弹就下来了，百舌鸟。”

“J叔在吗？”

“他没在，整个基地闷里了，都闷里了。”父亲停了停，眼睛看着我，又重复一遍，“都闷里了!”

我说：“那还打吗？”

“当然打！”

父亲的倔强，源自上海、南京沦陷，裹足的我奶带着他逃难，奶奶那双泥水里跋涉的小脚和天上肆虐的日军战机，让他心中升腾起不屈。那是中国人骨子里的气概，就是——永不屈服。

父亲说：“我们必须打下去，还让老美打不着我们。”

我问：“怎么弄的？”

父亲这时也来了精神，像是年轻了十岁，说：“不告诉你，说了你也不明白。” 

当时击落U-2的导弹是前苏联的萨姆-2，由于中苏关系破裂，我防空部队剩余萨姆-2已不到60枚，急需研制国产导弹以装备国防，这一重大任务就落在了老傣父辈们的身上。 

父亲其实想讲给我听，那些年都在忙什么。他说到周总理接见，说到为老美卖命的台湾黑猫35中队，“要不是我们这些老家伙玩命，你和女朋友跑北陵里搂搂抱抱，兴许天上就有架U-2。”原以为他在泛指，后来才知道，黑猫35中队真把三台子当作重点目标。国产红旗-2连续击落美机后，U-2就从中国内陆彻底消失了。

父亲的意思我当然懂，可内心里依然不能原谅他，被至亲视为无物的感受，会留下一生的疼痛，为我，更为我妈。我妈有句爱恨交织的评价，“有他不如没有，死了不用惦记，反倒省心。”

不说这个了，还是把讲过八遍以上的故事，挑一个，替他再讲一遍吧。中国步兵肩扛式导弹试射，这个一切皆有可能的玩命活，谁来点火击发呢？入党积极分子X叔叔请缨，那枚导弹就由他来扛。他家里的团圆饭父亲也去了，女主人没动筷，她能吃下吗？厂里来的人凑了些粮票，不到三十斤，外加几十块钱，算是慰问金。父亲说把衣兜掏空了，去的人都掏空了。

吃完饭X叔叔上车，厂里用最好的轿车送到站台，他头也不回，直奔西北靶场而去。靶场里，众人注目下，X叔叔肩上的导弹真就发生了意外，点火后几秒钟，竟然没飞出去，随时可能爆炸。他就在那儿扛着，那个揪心的画面，永远定格在父亲的记忆里，述说多少遍都无法一丝淡去。那几秒钟，X叔叔也许老去十年，至少他感觉像过了十年。远处的人都在大喊：“扔啊!快扔啊！”也是急懵了瞎喊，导弹若炸了，扔不扔有何区别？X叔叔说后来是想扔了，刚要扔的一刹那，导弹飞了出去，一发中的。 

【买票】

文化宫上映的大多是老电影，很少有新片，电影票却永远紧俏。售票时，黑压压的一群人朝那个小洞猛挤，群情激愤，如攻打巴士底狱。攥紧钱的手伸入洞内，旁人的手一定会跟进，最多时洞里涌现出三只手，一下子憋住了。先拔出手的那人，哎呀呀叫着，手背通红，或者蹭掉块皮。洞口周围，另有无数只平举的手急着挤入，二十多年后我看邰丽华演出，舞到曼妙时，猛然间竟想起那场面，愧疚地望向别处。

与现在的票务公司不同，那时搞代购的基本是半大孩子。打打电话、敲敲电脑？可没那么轻松。当外围的人全都拼命向里突击，买完票的人就出不来了，给顶得紧贴在窗口的钢筋上，变成相片。这时，洞口反而空着，该轮到我上场了。

我被四个素不相识的大人分别托住双臂、双腿，高举到尽量靠近洞口的地方，协力向前一扔……那一刻我凌空而下，像两公里外机场上父辈们制造的歼6，轰然迫降在一颗颗汗气蒸腾的脑袋上，在一片叫骂声中递钱买票。那时，身下的人挤得只剩嘴能动了。我再从他们头上爬回来，把票交给客户，代购服务就完成了，得到的报酬是一小块花纸包裹的硬糖。

糖要迅速吃掉，有几次动作慢了被抢，进了更大的孩子的嘴。另有些眼神来回扫视人群中的脑袋，像潜伏在草木深处准备围猎的狮子，是抢军帽的。他们压根不屑我的果实，不用防备他们。掏包的小偷全挤在洞口前假装买票，那是他们辛勤工作的场合，再说闲时都没把我放在眼里，也不用防。我最警惕同行抢单，代购业务供给充分，总有几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守在那里，时刻准备着!

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跟那些孩子结为伙伴，早已记忆模糊，甚至他们的名字都忘了，今夕天涯何处？更是一无所知。只记得伙伴们三、四人一组，顺平房的南山墙爬上房顶，一人找准了售票洞口的位置，头朝下倒挂着抢票，其余人拽紧他的双腿。印象深的是：有个孩子个头儿矮够不到洞口，大家还找来麻绳捆住他的脚踝，吊放下去。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时常怀疑是这孩子传功给海灯法师，练成了扯淡的一指禅倒立。不管怎么说，不愧为灵长目人科物种，我们进化出了团队，武功也由“平沙落雁”精进为“倒垂杨柳”。而且，完全规避了因骑在大人头顶而挨揍的商业风险。

每当洞口前尘埃落定，伙伴们会躺在房顶，看漫天飞舞的破纸，满心憧憬：松陵文化宫早点放映新片，那时将有更为惨烈的搏杀，以及更多的甜蜜收获，就像非洲大草原迎来雨季。 

【我有罪】

三台子派出所在松陵文化宫东南方向，守着路口的那栋苏式红楼。小时候放学路过，里面传出鬼哭狼嚎的动静，我就急忙凑过去，十有八九，一个声音响起来：“小孩，别扒窗户！”或者是急促的、升调的单音节重复：“滚！滚！滚！”我会赖在窗前多看一会儿，发现那些用手铐反扣在暖气管子上的坏分子，被警察叔叔连踢带踹，口鼻腔发声之凄厉，跟我挨我爸打时一个熊样，心里又充满失望。 

最喜欢看游街了，十几辆大卡车从派出所方向浩浩荡荡驶来，停在松陵文化宫与陵北百货大楼之间的路上。附近孩子闻风而至，拥挤程度远超如今平安夜沈阳中街。犯罪分子们站在车厢边沿，双手反剪式捆住，脖子挂一块巨大的招牌悬于胸前，写着姓名、罪名，类似名片。头车的大喇叭里喊出某罪犯名字时，左右两名警察一只手抓住罪犯的胳膊，另一只手放他后脑勺上，使劲儿往低了摁几下，以示轮到他了，相当于现在电视节目里嘉宾入场，配合一段音乐。大喇叭接着会公布该犯业绩，撬几回门、打几次架、强奸几位妇女什么的。杀人犯如国际巨星，最能掀动观众情绪，只不多见。流氓犯尤其女流氓是国内一线明星，反响也很热烈。女流氓李艳梅赶巧与围观人群里一个小女孩同名，我们就像球迷给主队加油，一群孩子向小女孩高喊：“李艳梅，锵锵！”，另一群孩子齐声回应：“女流氓，锵锵!”现场一片欢腾，把李艳梅气走了，边走边抹眼泪。车上面的李艳梅发现自己走红，嫣然一笑，旁边的女警察狠扇了她一巴掌。鸡奸犯基本判死刑，却远不如杀人犯受欢迎。主要是我们不懂，问过父母、老师、哥姐，包括现场大喇叭的介绍，全都语焉不详。轮到鸡奸犯亮相，往往全场沉默，心里的感觉，欲知与无奈，平静与渴望，像张国荣的眼神。打架的罪犯没人爱看，属于群众演员，太多了，我是说没被抓住的太多了，警察都懒得管他们。甚至有个打架伤人的罪犯，正被大喇叭隆重推出，可能是同伙兄弟吧，踮起脚举着一大碗白开水，高度刚刚够车上的哥们低头舔，舔时舌头一伸一缩，如河边的偶蹄类动物。警察和我们一起笑，一点也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下游街的威严。

除了春晚规模的大型游街，文革时警察还会把某个罪犯拴上一根绳，遛狗似的牵出来游街，像举办个唱会。地点就在松陵文化宫老售票处对面的空地上，现在那里铺满草坪，种上了花木。印象最深的罪犯，三十岁左右，很精壮的男性，连续多天都由他演专场。先是警察陈诉案情，讲烦了让罪犯自己说，如何在三台子北面的公共厕所强奸幼女。最后进入互动阶段，没有拥抱、献花那些俗套，观众直接上去一顿打。像我这么善良的小孩才不动手呢，别人打完了，我朝他脸上吐唾沫。隔几天去看，罪犯两眼已经瞎了，眼球塌瘪，眼角结着恐怖的血痂，嘴里不停说：“我有罪、我有罪!”我以为是观众们太热情了，但有人说是在派出所里打瞎的，也有人说幼女家长打瞎的。去问警察，他说小屁孩管这些干啥，我想也是，又吐了口唾沫。第三次去看，刚吐完唾沫，有个观众操起板砖照着罪犯后脑勺狠拍一下，警察瞪那人一眼说：“轻点行不？” 我看到鲜血顺着罪犯的脖子往下淌，洇红了本就肮脏的上衣。不知为何他还没剃光头，后脑上的头发被血水冲刷成一绺一绺的样子，粘在一起，嘴里还说：“我有罪、我有罪!”

过几天再去，发现换了演员，问手里牵绳的警察，答：“那屄死了。” 

【邻里】

我见到大Y他爸，头上已缠了圈纱布，纱布如果渗出血来，像《英雄儿女》里的王成，场面会更为悲壮。他跟二楼邻居对骂时，我们几个小孩正忙着抓楼道里的蚊子，外面的情形全没看见。这都怪小Q发神经，说拍死蚊子多没劲，“今天看谁能抓活的？”于是刚下夜班的蚊子们，被一群神经病从各家堆放的杂物中轰出来，觉是睡不成了。

大Y家住一楼，头顶的二楼邻居刚搬来一个月，双方已发生多起边境冲突，这是很不寻常的迹象。

我童年时的三台子，邻里关系大多融洽，多年后散居各处了，年节一到，还想着互相走动。不像现在我住的小区，搬进去十年，邻居姓什么都叫不上来。我妈对此特不理解，时不时念叨：还是老邻居好!

老邻居当然好，我家的菜窖就是小Q他大哥给挖的。搬重物，不用吱声，邻居见了，人人会伸手。下雨了，晾在两树之间铁丝上的衣物，保准有人替你收好。日常琐事，只要你开口，总有热心的邻居会应承。有一次父母同时出差，留下我去各家混吃混喝半个月，到了晚上，想睡谁家就睡谁家。那是非常快乐的一段时光，以至我常常问起父母：你俩啥时再出差啊？

日常消费品与服务短缺的年代，邻里互助是降低生活成本的必然选择。做菜时酱油没了，松陵文化宫地区仅有的一家国营副食夜卖店已按时下班，你只能向邻居借。那时也没有劳务市场、装修公司，没有出租车，房子刷浆、挪大衣柜、送病人去医院等等事务，都要请人帮忙。换句话说，你必须助人来换取人助，才能生存。邻里间的情谊有深刻的经济学背景，依然是生命中美好的过往，值得怀恋。只是与道德无关，更谈不上今非昔比，生活方式变了而已。否则无法解释，当年同一人群，给了你温馨，一旦超出熟人范围，在面对陌生人的公共场合，又会给社会秩序带来混乱。像挤公交车、买电影票、抢购副食品……那个年代，几乎每次都是丛林之战。这一点，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里有精辟剖析，轮不到我多嘴。

我要说的是，新来的二楼邻居，他家孩子、大人都挺讨厌。熊孩子闲着没事用榔头敲暖气管子，按歌曲的节拍敲。《东方红》舒缓，敲敲也就算了，敲《我爱北京天安门》比较过分，节拍快得像鸡鹐米，大Y他爸额头上的青筋一直跟着乱蹦，两家的冲突就开始了。我一直觉得为这首歌上门去吵没必要，龚琳娜的《忐忑》当年尚未唱响，大Y他爸应该庆幸才对。没过几天，二楼邻居用角铁、木板搭了个伸出窗外的小平台，洗完衣服不拧水就挂出来，大Y他妈刚晾干的衣服又湿了，双方狼烟再起。此后战事不断，到我们抓蚊子那天，二楼邻居直接往小平台上的花盆里浇水，泥点子飞流直下，正对着大Y他爸晾晒的棉被。棉被要是宣纸就好了，一幅泼墨山水，有大Y尿炕的神韵。大Y他爸出离愤怒，以丹田内力发出狮子吼，持续问候二楼祖宗。二楼的从窗口探出头来，两国元首互致问候，大Y他爸就动用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楼外骂阵正酣，小Q终于活捉到一只蚊子，之前的一抓就死了。这回是双手合拢扣住的，他小心翼翼鼓起手背，给里面的蚊子留足了空间。他说楼道里有点暗，要回家再打开看，肯定是活的。我们都兴奋地尾随进屋，围着他站成一圈，准备共同见证这个伟大时刻。小Q的双手在众人的注视下缓缓分开，一只蚊子晃晃悠悠飞出来，又从门口晃晃悠悠飞回楼道。我们忘了拍死那只蚊子，还在惊叹小Q创造了奇迹，就听他说：“我知道它为啥飞那么慢了，把我手心叮了个大包！”

小Q舍己为蚊的工夫，大Y他爸已经疯了，墙边一堆破木头，选了根最长的，估计是张飞附体，他倒竖虎须，圆睁环眼，挺手中丈八蛇矛，直刺二楼小平台。花盆连带泥水，成为自由落体，把他砸进了能缝针的二四二医院。

我后来又见到大Y他爸，脑袋上的伤口已拆线了。有个问题，这事如果发生在公元1666年前，牛顿还没留意苹果从头顶掉下来，发现万有引力的人会是谁呢？我一直没敢问大Y他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