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24小时：每个人都该知道的艾滋阻断药

发现：及时“阻断”

食物——正常视野（左）郭伟的视野（右）。图片由本文记者制作

“看什么东西都像是调了暖色调。”郭伟觉得可能是高烧让他的视野变了色。中山大学人类病毒学研究所项目负责人、中山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邓凯多年致力艾滋病领域的研究，他解释说：“这应该是艾滋病阻断药对视神经、视觉系统的干扰。”

郭伟是天津一名大四的学生。2017年11月30日，他突然发了高烧，39°C。想起昨晚同性性伴侣曾在中途摘掉了安全套，他“觉得大事不妙”——高烧是HIV感染初期的一种症状。他赶忙用微信联系上这个“不熟”的人，经过一番追问，对方终于承认自己是HIV感染者，并即刻拉黑了郭伟。

郭伟与HIV感染者进行无保护性交，是高危暴露行为的一种，其他还包括与别的吸毒人员共用针具等。

同年12月1日，郭伟早早地来到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感染科，已经有八九个人在排队了。下午两点，医院开放挂号，郭伟买了一个疗程的艾滋病阻断药，吃28天，花费3960元；做了HIV病毒的血检，600元，结果要几天之后出。三点，郭伟吃上了药，此时，距离他可能感染HIV的高危行为已过去将近40小时。

值得一提的是，《医务人员艾滋病病毒职业暴露防护工作指导原则》规定，医护人员因职业行为可能导致HIV感染时，应在4小时内获得阻断药等预防性用药，最迟不超过24小时。

邓凯称：“24小时内吃会更安全一点。因为错过了那个窗口期，病毒已经在体内复制起来，医学上说形成了潜伏感染，药物就很难把这些病毒杀掉。”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感染科医师李全敏说：“阻断药在72小时内吃是有效的。”

郭伟是幸运的。一般情况下，HIV感染后的1-2周内，感染者并不会感觉到异样，随后进入急性感染期，此时会出现发热、嗜睡、头痛等症状。[1]是第二天的高烧，让他意识到可能有问题。“不排除有些人身体反应比较快，但不能绝对说他发烧跟HIV感染有关系。”邓凯说。如果不是这次高烧，郭伟很可能就错过吃阻断药的时机。

邓凯还提到，艾滋病阻断药和治疗药种类基本一致，“为什么叫不同的名字，就是用到的场合（不同），其实阻断用的药物就是治疗的药物，因为治疗药其实也是抑制病毒复制的，原理相同。” 2014年，中国CDC性艾中心推出的《国家免费艾滋病抗病毒药物治疗手册（第四版）》明确规定：“所有一线治疗方案均包含三种抗病毒治疗药物。”三种抗病毒药物的组合又叫三联。李全敏告诉记者，八院的艾滋病阻断药有二联和三联，二联是两种阻断药物的组合，价格会相对便宜一些。“三联对病毒的抑制效果肯定比二联好，就比如抓犯人时，相比于绑住他的手和脚两处，同时绑住手、脚和脖子三处，犯人逃脱的几率更小。”邓凯形容道。

郭伟从天津市第二人民医院拿到的是三联阻断药物。“第一天吃药，很难受也没法思考。头很晕，很疼。”他对记者描述，吃药期间胃口变差了，视野有时会变黄。吃完药，他只能在床上躺着，醒着看看手机，大部分时间在昏睡，无法正常工作学习。

这正是阻断药的副作用：头晕、频繁呕吐、持续腹泻等。[2]

购药：价格高、渠道单一

服用阻断药的第八天，郭伟感觉好了很多。虽然胃还是不太舒服，但副作用不那么明显了。隔天，他拖着虚弱的身体开始打工，一对一托福家教，目的是赚取生活费。“讲了一晚上课，感觉嗓子都冒烟了。”

对郭伟来说，阻断药不算便宜。一个疗程的药价为3000-4000元左右。 “买了药之后直接吃土了，不打工就……生计所迫。”

邓凯解释，国内阻断药价格高昂，是因为药物受到原产国的专利保护，国内70%-80%的药物都是进口，进口药物包含了高昂的专利费。只有当专利保护期过了，我国的药厂自行仿制生产，价格才会低下来。中国疾控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2016年出版的《国家免费艾滋病药物治疗手册（第四版）》规定了7种艾滋病免费治疗药物，只有齐多夫定（AZT）和奈韦拉平（NVP）两种药物过了专利保护期，国内可以仿制。“国内的研究在阻断药方面比较落后，因为国内没有开展过阻断药的临床试验，做实验要投入人力财力，数以万计的样本。”邓凯说。这一说法在临床中得到验证， “我们现在的阻断药基本都是进口的，几乎没有国产药。”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艾滋病阻断咨询室一位医生说。

广州八院住院部楼层分布（图片来自网络）

价格的高低虽不会影响治疗效果，但价格低的副作用比较大。

邓凯举例说，齐夫多定（AZT）是第一个研发出来的艾滋病药物，也是国内第一批引进的艾滋病阻断药，毒性很大。而近两年在美国上市的阻断药，副作用已经大大降低。他提到，目前国际市场可用的药有三十多种，而国内仅十种左右，且现今最普遍使用的药物仍是十多年前开发的早期药物，副作用相对较强。

目前，国内销售阻断药的医院数量有限，主要在大城市的传染病医院或综合医院的感染科。以广东为例，李全敏医师告诉记者，全省只有广州市第八人民医院和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有艾滋病阻断药储存。因此，若住在偏远地区的疑似感染者有购买需求，很可能就在路程上消耗了服药的黄金时间。

曾任广州市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科医师的顾菁表示，一个地区提供艾滋病治疗服务的医院数量，是根据本地区的需求评估来确定的，与实际情况有关。湖南省郴州市疾控中心主任黄健认为，目前开放的购买渠道大体上还是能够满足需求的。

据了解，国内省、市级和部分县级疾控中心都有（阻断）药物储备，但它们是由政府采购并严格按计划和要求，免费发放给职业暴露人群和特殊孕妇。阻断药是处方药，疾控中心无处方权，即使有多余的储量，也不能出售。因此，一般高危人群如同性恋者，只能去指定医院购买。

药物价格高昂，购买渠道相对单一，阻断药不可避免地催生了一些“地下产业”。

记者通过微博查询“艾滋病”、“阻断药”等关键词，找到了一个正在售卖阻断药的博主。他的微博平时会更新一些在售药物的信息与照片。通过与他私信沟通，记者发现，他卖阻断药已超过四年，货源来自印度和泰国，一个疗程28天的药物价格仅在2000元左右，比医院几乎便宜一半。

卖阻断药微商的微博。图片由本文记者截取

其中提到的DTG为多替拉韦，是一种整合酶抑制药物，可用于艾滋病的阻断。据财新网报道，该药2014年在美国上市，2016年在中国上市。[3]目前不属于国家规定的免费治疗药范围。[4]

 “有可能是在印度和泰国这些国家采购的仿生药。这些国家有一些药厂买断了或者获得了一些艾滋病药物的生产专利，所以他们可以生产，并通过一些渠道卖到世界各地。”中山大学医学统计与流行病学系教授邹华春分析道。他提醒大家，这种走私者没有药物的处方权，没有权力开药，私下买卖不合法；同时这个药物的来源不明，存在安全风险。

广州市某红丝带志愿组织工作人员张美向记者透露，她们也会从国外购买副作用更小的药物，卖给那些需要的人。“某种程度上我们这类似于走私了，但是真的有人需要啊。”

使用：先检查还是先吃药？

社会学学者白玫佳黛称，只有在一些城市才能买到阻断药并不合理。“应该要普及到像狂犬病疫苗一样，甚至在社区医院也能获得，因为需要者并不只是高危人群，一些被强奸的人也会需要，他们无法判断施加者是否携带HIV病毒。”

记者致电广州市琶洲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艾滋病服务热线，其工作人员称，如果发生了无保护性行为，又不知道对方是不是HIV感染者，建议先检查，然后再决定要不要服用阻断药。检查的一般流程是，先免费进行抗体检测，15分钟出结果，如果是阳性，即检查出HIV抗体，则送交市级或省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做核酸检测进行确诊，这个过程要2-3天。“抗体检测的话，要在高危行为两周之后来哦”工作人员说，“如果太早来检测，基本是检查不出来的。”

但是，当人们通过检测结果得知自己被HIV病毒感染时，便已经错过了服用阻断药的“黄金72小时”。

实际上，检查与服药并没有严格的先后顺序，像郭伟，购买阻断药的同时去医院做HIV病毒检测，既可以最大程度保证阻断的效果，又能及时知道自己的HIV感染情况。

然而，中国疾控动态与艾防中心2017年统计的数据显示，万名受访网友中，近一半的人不知道艾滋病可以服用阻断药物，还有超过五分之一的受访者甚至不知道HIV可以检测。

顾菁表示：“现在对阻断药的宣传、研究、都是相对关注比较少的。”她认为这种药物并不像紧急避孕药一样被大家所熟知，大众对于自己是否需要服用它以及如何服用它，暂时都不够明确。

艾滋病阻断药（图片来自网络）

普及：“至少应该让大家知道。”

邹华春告诉记者，现在政府的很多精力都放在了扩大监测、保证治疗、二次免疫关怀以及对高危人群的行为干预等方面。“对于阻断药的推广，做的确实不够。”

但阻断药的普及推广存在着现实困境。在顾菁看来，首先，药物的使用需要有专业人员的指引和判断，如果放开了购买渠道，很容易造成混乱；其次，艾滋病对政府来说并不是最需要关注的严重问题。再而，每个人对自己的判断可能是不够准确的，当一个不是高危行为的人去挂号看医生拿药，有可能占据了稀缺的医疗资源，“现在每个医生要应对看病的人数很多，压力其实是很大的。”李全敏提到：“很大程度上，来吃阻断药的真的不叫高危，我见过真正是高危过来吃阻断药的，很少。”

同时，也有人质疑，普及阻断药可能会导致高危行为更频繁地发生。对此邹华春表示，国际上已有研究证明二者之间是没有明显影响的。服药者能感知到健康威胁，自我调整性行为，高危行为发生的概率是没有定论的。而使用暴露预防，并不必然鼓励高危行为的发生或增加性病的传播。“就像是你给大家安全套，并不是鼓励大家去发生性行为，或者说危险的性行为。”

尽管有诸多顾虑，但邓凯认为“至少要让大家知道阻断药。”

郭伟也同意邓凯教授的观点。20岁的他，曾有一段时间频繁与陌生人进行性行为，高中学生物时，讲到艾滋病，郭伟渐渐产生了恐艾心理。“想到自己突然就很害怕。所以自行查了很多这方面的东西，也知道了阻断药。”

现在，这个曾经只在网络上看到的药物，也许正在与可能已经侵入他体内的HIV病毒抗争。

顾菁提到，像郭伟这样的暴露后预防在国际上并不是主流的措施，频繁高危的人群更多采用的是暴露前预防——他们可以提前2-3天遵医嘱按量服用阻断药物，预防HIV的传播，这比暴露后预防更及时。但暴露前预防疗法目前在中国还处于临床实验阶段，暂未应用。“更不为人所知”。

“政府更可能应该从提高大家的健康素养方面着手。”顾菁说，“当整体的健康素养提高了，大众会更有能力去获得针对特殊情况的更详细的信息。”

郭伟在心中规划好了未来发展的图景。“我打算出国读ee（Electrical Engineering，电子工程）。”回想起拿药时在医院的强装镇定，和刚开始吃药时抑郁的心情，他告诫自己，以后一定要好好注意安全。

文中郭伟、张美均为化名

图文丨林宛霖 孙天宇 戴榕伶

编辑丨邱一耕 王子睿 孔令旖

排版丨黄晨曦

本文原载于中山大学学生媒体“布谷岛”，不得未经授权转载。如需转载，请至公众号后台联系。

注：

[1] 孙江平. 《艾滋病知识普及读本》. 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

[2] 艾滋病阻断药舒发泰（恩曲他滨替福韦诺片）说明书

[3] 财新原报道详见：http://companies.caixin.com/2018-01-22/101201175.html

[4]《国家免费艾滋病抗病毒药物治疗手册(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