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同里原住民口述⑤|崇德女中学子忆徐松石校长和老师们

张月嫦、陈艳梅、卢丽娟/口述 邵光远/采访整理

2018-09-10 13:39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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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大同里是上海市静安区的一条里弄,建成至今已有九十余年历史。大同里的住户中,有几家在上海乃至中国近现代史上都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大同里旧事》的作者邵光远经过对王季堃家族、童润夫家族、岑培远家庭、周铭谦家族、袁永定家族、顾廷芳家族、周其音家族和陈子帧家族后人的采访,筑成了大同里的一段风云往事,也体现出海派文化下市民生活的别样风采。
澎湃新闻请讲栏目经上海文化出版社授权,刊发大同里原住民的系列口述文章,邀读者一同品味上海老弄堂旧事。
从七一中学(原崇德女中)拍摄的七一中学和大同里的围墙,相片摄于2015年10月,背后建筑物为大同里25号。
崇德女中原来是在虹口区,是一所由上海基督教广东浸信会筹资创建于1905的私立教会学校。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战火将崇德女中的虹口区原校址化为灰烬,崇德女中就转到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继续办校。后来,美籍校长兼教员玛露向美国基督教友募集到一部分款项,又在同学会和妇女服务会等筹得许多款项,于1940年购入了大同里30号那幢西式教学楼,连同周围的花园和操场,以及一栋小角楼,共三亩多土地。
1927年,中国广西籍教育家徐松石担任了崇德女中的校长,直到他于1951年离开中国大陆。在担任崇德女中校长的二十多年间,徐松石校长本着基督徒的爱心和教育救国的理念,培养出了大量品学兼优的人才。著名影星阮玲玉、贝聿嘉(香港立法院议员、全国政协委员、著名设计师贝聿铭的妹妹)、卢丽娟(原虹口区区长、区委书记)等均在该校就读。该校的学生和老师均以广东籍为主,包括几位美籍老师均会讲广东话。虹口区永安里许多永安公司高级职员的女儿也到这里来读书。由于当时上海四大百货公司的老板和大部分高级职员都是广东人,所以他们的女儿多在崇德女中上学。
采访时间:2015年3月9日、5月8日、3月25日、8月12日
受访者:张月嫦(崇德女中1952年高中毕业生)、陈艳梅(崇德女中1952年高中毕业生)、卢丽娟(崇德女中1947年高中毕业生)
采访者:邵光远
采访者:张老师,您父亲以前在香港大新公司,您从香港到上海,什么时候进崇德,什么时候毕业的?
张月嫦:我是香港过来的。我父亲很努力,考到香港大新公司工作,从练习生开始做,一直做到部长。大新公司是全亚洲最大的百货公司,1936年要在上海开店,我父亲就是第一批到上海来开拓的。大新公司后来成了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货公司之一。老板是蔡昌,我父亲是中高层的职员。当时上海有很多广东人,都被招到四大百货公司去上班,他们的孩子要读书,怎么办?于是就有了一个专门讲广东话的学校,叫崇德女中。像虹口的永安里,永安里住的都是永安公司的中高层职员,他们的孩子就专门从四川路跑到崇德女中来读书、上课的。
我是四年级、我妹妹是二年级进的崇德。当时我们进学校,觉得很滑稽,因为这里的外国老师也讲广东话。崇德的女老师,我们都叫Miss什么的。有个老师叫Rose,我们就叫她Miss Maroe。解放之后,我们还叫了一段时间什么小姐,比如蔡小姐、袁小姐这样的。之后我们就改过来,都叫老师了。这是我们的一段历史。我们也不是说不伦不类,因为我们接受了西方的文化。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说,这还是进步的。1945年,我小学毕业。1952年高中毕业,一直都是在崇德学习的。
张月嫦、郑爱瑕在公园中合影。
采访者:大同里自己本地的孩子在里面读书吗?
张月嫦:因为他们不是广东人。他们也很有钱。
采访者:大部分是苏州人,比如29号、2号、8号都是苏州人。25号是宁波人。
张月嫦:他们也是大户人家,但不是广东人。
采访者:广东人才能进去。
张月嫦:对,主要是广东人,抗战胜利之后来了两个,一个是浦熙修的女儿,浦离婚之后和七君子里面的一个在一起。她到我们学校读了,不是广东人。有些不是广东人的同学,嫁的都是广东人,有异化,她们的习惯也会变的。
采访者:不是广东人,学说广东话。
张月嫦:对,混在同学当中几年就学会了,她们出来都嫁广东人,很稀奇。
采访者:广东人有很多习惯很好。
张月嫦:当时广东话差点成国语。
采访者:民国初期孙中山提出,把广东话作为国语,后来大家投票,差一票。广东话真的很难学。您第一次到崇德女中,是从什么地方进去的?
张月嫦:是从后弄堂进去的。花园别墅和南阳公寓中间有一个弄堂口,就是从这个弄堂口进去的。大同里有两个弄堂口,一个在服装店旁边,现在的铁门还是锁着的。还有一个就是花园别墅和南阳公寓之间的那个。
采访者:当时洋房前面的操场还有吗?
张月嫦:小学有一个操场,比较大。中学有一个优美的花园。
采访者:我父亲在崇德小学读书,小学是男女生都招的,中学就只招女生了。室内运动场我小时候还是一层楼,现在看起来已经有三层楼了。我记得花园进口主楼对面的地方,有一个很小的小楼,就是校长室。
张月嫦:徐松石校长共五个孩子,三个女儿、两个儿子。他们住的房子很小,楼下是一个会客室,因为经常有客人来。楼上就是他们住的房间,五个孩子、两夫妻,还请了一位保姆,八个人就住在这么一个小楼里,很拮据,不是很有钱的。
崇德女中原校长徐松石。
崇德女中原校长徐松石的办公及居住小楼。
采访者:五六年前,徐松石校长的女儿曾来这里访问,故地重游,不过门卫不让她进去。后来张老师陪着她在外面转了一圈,可是什么也看不出来,很可惜。如果在美国,看到老校长的后代来,欢迎都来不及呢!
张月嫦:当时我们没有认识的人,不允许我们进去,就没有进去。
采访者:主楼的下面是大礼堂?
张月嫦:对,大楼梯下来就是大礼堂。二楼是初中,有三个教室,当中的教室最大,阳台是打乒乓的。我们是一个年级一个班,总共有20多人。初一、初二在阳台一边,初三在阳台另一边。三楼是高中,高中的学生更少,我们毕业的时候只有19个人。后面有个房间,是图书室。图书室里的文学书我都看过,我不用功读书,就在桌子下面看闲书。但老师都以为我是好学生,因为数学我一看就会。
采访者:老师办公在后面?
张月嫦:对。这么一个小洋房,当时的名气很响。因为我们篮球打得很有名,那时候我们经常参加市级的篮球比赛,我们都是名列前茅。
崇德女中原教学楼,现已被文管部门列为文物保护建筑。
采访者:张老师,当时你们学校有制服吗?
张月嫦:是,蓝色的旗袍。我们叫金蓝两色,就是金色、蓝色两种颜色,蓝色的旗袍。
采访者:上次我已经和张老师接触过了,您提到了许多教过您的老师,请您再详细介绍一下好吗?
张月嫦:好的。我们的音乐老师是杨嘉仁,他很有才能,在交响乐队做过指挥。他的夫人做过上海音乐学院附小的校长。还有一个作家,叫施济美。学校请她来给我们上语文课。她和张爱玲、苏青、庐隐差不多,不过名气小一些。她写小品多,发在《万象》杂志上,还经常写影评。好莱坞的电影,精彩的她都会写点评,大家都很喜欢看,所以她当时很有号召力。我妹妹她们班里去游行,一般学生不愿意去,但是经过施济美五到十分钟的劝说,她们就都很积极地去了。这么一位有名的作家,“文化大革命”时自杀了,很可惜。
Miss Maroe教我们美术。听上几届的学长说,1940年玛露从美国教会的基督徒中募集了很多款项,加上自己的毕生积蓄,再加上上海同学会、妇女会的集资款,买下了西摩路535弄30号。曾经担任过崇德的外籍校长。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她回美国了。但是抗战胜利之后,她又回来了。她画画非常好,很专业。我们初一她就教我们画画。
何守恬,她的英语水平非常非常好,相当于同声翻译。中翻英、英翻中都很好,她教我们英语和历史。她给我们讲外国历史,尤其是外国的野史,我们最喜欢听了。她有的时候讲到得意处,要拿出手绢来擦擦的。有时候拿错了,就拿出玻璃丝袜来擦擦,当时我们都穿玻璃丝袜的。她拿出来擦,我们就在下面笑,她会很严肃地不许我们笑。她正义感很强,解放时,她知道很多共产党的故事,她给我们讲抗战的时候共产党怎么怎么行。离开我们学校后,她参加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参加的,但是中国人可以参加这个由居里夫人女儿和女婿成立的国际组织,我觉得她很了不起,所以我们很佩服她。
欧文才,他是教国文的老师。因为他是清朝举人出身,所以我们都叫他欧举人。他上课要点名的,但是点完名,他就只捧着书本看,不再看女学生了,因为他是男老师。他不看我们,我就很调皮,我会偷偷溜到琴房去练琴。当时,我这也属于逃课了,因为他“好欺负”。欧老师很滑稽。解放不久,报纸上登丈夫和妻子都要叫“爱人”,不叫“妻子”就说“我的爱人”,我们看了很奇怪。因为我们也学西方文学,“Lover”是情人、爱人,这个爱人不是妻子。我们觉得很奇怪,就拿了报纸跑到他那里,几个同学就问他:“欧先生,您的爱人好吗?”他的脸一下子就红起来了。最难忘的是上他的书法课,写大楷,他看每个学生写字,他会站在身后突然抽我的毛笔。
我记得还有一个姓杨的老师,叫杨秀娟,后来到加拿大去了。她讲英文,她也是作家。她上课,我们都很专心地听,因为她非常漂亮。我们看着她的小嘴在动,就感觉很有魅力。女生都是这样,所谓“粉丝”就是这样,我们很欣赏她,叫她杨大美人,觉得她可以和杨贵妃比,因为两个人都姓杨。我们都很崇拜她,有次她生病了,大家都在班上哭。那时候领导就觉得不对,怎么可以这样,这不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尾巴吗?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粉丝”了。只是当时我们党的政策里面有限制,领导是可以崇拜的,但她是普通人,她一生病你们就哭?所以最后就让她离开了。
采访者:你们有两个会,一个是进德会,主要管灵修。另一个是学生会,你高二或高三做过学生会主席。当时也有竞选是吗?
张月嫦:是的。
采访者:崇德女中,解放前就邀请郭沫若、田汉进行演讲。
张月嫦:当时我是小学生,所以不太记得。不过这说明我们学校比较进步,我觉得我们学校还是与时俱进的。
采访者:当时在什么地方演讲?
张月嫦:大礼堂。就在我们小小房子的下面。那时候,教会和学校的教育是在一起的,后来才分开的。我们就六个班级,大礼堂能够坐得下我们全校的师生。
采访者:你是篮球队员?
张月嫦:我中学的时候是。我们初二的时候,把高三也打败了。当时校长就和我们说,以后你们可以打出国门,到美国去。
我们当时六个女生打篮球,三个前锋、三个后卫。三个前锋留在国内,一个在北京,两个在上海。三个后卫两个在加拿大,一个在香港。前10年,她们都回来过。现在,我们还想再聚一次,但年纪大了。人家觉得很稀奇,你们的友谊这么长。
采访者:张老师,你一开始说有六个最要好的同学,主要因为你们一起打篮球?是同班同学?
张月嫦:对。我们年轻,都差不多岁数的。在初中的时候,我们同班同学里有几个年纪比我们大五六岁的,年纪大的就和我们不一样了,她们烫了头发,晚上要去跳舞,圣诞节过得也和我们不一样。我们还是玩小游戏的时候,她们已经交了男朋友,所以有差别了。
采访者:你们六个要好的同学之间怎么玩?
张月嫦:我们也喜欢看小说,今天我看这本,明天看完了就和别人换。然后一起打球、跳山羊。课间10分钟就打乒乓球。
采访者:你们圣诞怎么过?
张月嫦:我们在学校演戏剧。
采访者:是老师布置还是自己布置?
张月嫦:是自己布置。我在美国学校教书,老师很辛苦。有一个专题,老师会自己买花,自己爬上去贴的,没有勤杂工。后来我和中西女中的人说,别羡慕他们拿了那么高的工资,我说他们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爬梯子上去做的。我们这边什么都叫勤杂工做。
采访者:课余玩什么?
张月嫦:乒乓,还有扔搭子(扔小沙包),还有踢毽子。到花园,最开心的是在蒙蒙细雨中读古典诗歌。我读四五年级的时候,很希望快点到初中,就是因为很迷恋初中那个漂亮的花园。
我比大学生早一些看好莱坞电影,因为我爸爸认识很多外国的经理。我要说Hello,他们会签字(让我看电影)。电影的票子很贵,因为是好莱坞电影。刚刚解放的时候,政治老师说好莱坞的电影最不好,是什么黄色文化。我当时拿了两个片子就和他辩驳,一个是《叱诧风云》,是他们国家自己拍的,暴露他们国家的黑暗,我说好莱坞不错,敢于暴露自己国家的黑暗,而不是由别的国家来暴露,这不能说他们不好吧?还有一个电影是《怒海余生》,很骄气的富家子弟被朴实的渔民感染。我就说,你怎么能讲它不好?我当时就是这样顶嘴的。
采访者:你的钢琴是在崇德女中学的?
张月嫦:我的钢琴是爸爸的朋友私人教的,那时候他们追着我,让我到楼上弹钢琴,不过我很不用功,但是卖掉钢琴的时候才知道要弹琴。因为不用功,所以我才去了音乐学院。音乐学院在我们的眼里是看不上的,只要有初中程度就可以去了。我退休之后,美国学校请我去做音乐老师,我就在里面弹钢琴,他们围绕着我。结束的时候,全体家长站起来鼓掌,学生出来献花。我会低头亲吻一下献花的学生,因为受过这样的教育。
采访者:不容易,就靠原来崇德女中打下的基础,到美国学校去教学生。
张月嫦:我就是先识好字再写音标、听唱片,也不那么容易。我的学生英语非专业比赛得第一名。
采访者:现在还有钢琴吗?
张月嫦:有的。
采访者:现在弹奏什么?
张月嫦:弹很多的曲子,比如肖邦的,宗教音乐也弹。现在才觉得肖邦的曲子写得那么好,那时候是没有意识到的。我那时候一有了钱,就去买票子。苏联的里赫特(著名的钢琴家)、奥义斯特拉特(著名小提琴家),我都听过他们的演奏。虽然我自己不用功,很可惜,但是我还懂得欣赏。像我弟弟的孩子,他们都被逼着弹琴。我说不要逼,如果想发财就不要走这条路,除非自己喜欢。
采访者:是一种修养。
张月嫦:对,到了一个程度,应该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同班同学叫陈婉贞,她也是学习钢琴的,琴弹得很好。钢琴和音乐是我们的共同爱好。她的父亲是位很成功的商人,和澳洲有很多的生意来往。她家的家教非常好,她弟弟也很有修养,她们家还和傅雷的家有交往。记得有一次陈婉贞的弟弟送给我一张音乐会的票子,结果在出席音乐会时,我边上坐着的竟然是傅聪。当然,那时的傅聪还没有成名,也是位喜爱音乐的青年。尽管傅聪当时还没参加国际比赛,但我还是知道傅聪的钢琴弹得非常棒。有桩事情我印象还是很深的。那是解放初期,有一次在国际礼拜堂,有位歌唱家献唱,就请年轻的傅聪伴奏。可能是因为傅聪天生就是位演奏家的缘故,作为伴奏和这位歌唱家之间的配合有些不契合,事后傅聪就被他的钢琴老师严厉地批评了一顿。
采访者:陈婉贞后来情况如何?你们还有交往吗?
张月嫦:陈婉贞上世纪50年代初出国去了澳洲,因为她父亲在澳洲有许多生意伙伴和朋友。她在澳洲悉尼音乐学院学习钢琴,跟一位很有名的俄籍钢琴家学琴。后来被发现有很好的嗓音,她又改学声乐,成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悉尼较有名的歌唱家。我们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还经常有书信来往。她很留恋我们在崇德时的学生岁月。对徐校长和老师、同学都有一种割不断的情怀。60年代傅聪到澳洲开音乐会,陈婉贞还接待过傅聪。只是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我和陈婉贞通信时,只能突出政治对傅聪作了些批评。“文革”开始后,我们之间就中断了联系。
采访者:您还有陈婉贞的信件吗?有再联系吗?
张月嫦:我保存了一封她1956年从悉尼寄来的信,但在“文革”中我怕被抄到受连累,所以将她的地址给剪去了,所以现在她的情况如何我真的不知道,都是80多岁的人了。对了,你马上要到澳洲去探亲,你能否到悉尼去打听一下她的情况?她在60年代和70年代都是悉尼很有名的歌唱家。有人讲当时在短波中收听澳洲广播电台的播音时,还听到过陈婉贞的歌声。
采访者:你们有一个同学,哥哥是共产党,她也是很进步的人,说说这个情况吧。
张月嫦:她哥哥是在公司做的,我和她很要好。现在这个同学在北京军区,做得很大了。她那时候经常写诗,少女不知愁滋味,追求诗情画意。后来有一天,她和我说,她哥哥是地下党,她今天要早点回去,要早点把花瓶放好。她让我不要告诉别人,她说因为我是基督徒,不会出卖她,所以相信我,我听了很开心。我们现在还保持着联系。
采访者:张老师,你到了崇德女中,现在回想起来这段经历,对你一生……
张月嫦:很美,很有帮助。我当时也参加一些活动,当时有些两极分化,有的同学到舞厅跳舞,而我到广播乐团弹琴去了。那时候还有电影看,苏联的电影还不错。《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梅丽小姐》,都是那个时代的,其实都很有思想,写的东西很有深度。我看报道,习近平年轻时也看了很多俄国的小说。
采访者:当时陕西北路是什么样子?
张月嫦:和大同里差不多。再过去一排是商店,我忘记是干什么的了。以前很好玩的,也很有趣的。大同里的一棵树上面有个乌鸦窝,乌鸦的粪便要是拉到头上,就说明你倒霉了。一到这里,大家就快点转身,尽量不要碰到这棵树。不过有时候女生喜欢讲话,忘记了,想起来后就赶快跑开。
采访者:这个弄堂、马路,人都比较少。
张月嫦:是,怀恩堂当时也不是很好的教堂,有一个圣三一堂,它就很标准了。
采访者:完全是英国式的,有一个远东地区最大的管风琴。
张月嫦:衡山路的国际礼拜堂,其实就是美国学校的教堂,美国学校就在对面。那时候美国学校发展得很大。701研究所,原来就是美国学校。现在美国学校搬到诸暨去了。我就说我不去了,太怕学生问我问题。因为美国的教育,最后5分钟是要留给学生的,进行交流、互动。音乐我不怕,这个我怕了。因为都丢了几十年了,我读到初中就不读英文了。一直到退休,1988年才捡起来。
采访者:你做音乐老师的时候,编了很多英语歌和话剧,所以在学校里面很出名。
张月嫦:是的,他们不知道,其实学语言应该先学唱歌,这样学语言好得多了。我当时编的歌曲都很活泼,但我怕被人家骂。我们的校长,什么都要把政治放在最前面,所以我后来就加了两条“Study hard and make progress every day”,我把毛主席语录“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弄上去了。他们本来要批判我,说我唱的是垃圾歌。我说你懂不懂英语?我觉得做教育的人,知识面要广一些。我说最后一句是毛主席语录里的,你不懂?你说我是垃圾歌?我知道我编的歌曲一定要动脑筋和政治结合,不能让人家说我“白专道路”,所以我就把毛主席语录摆上去。当然我自己写的歌也还不错,很好听的。
左起郑爱瑕、张月嫦、陈艳梅、刘瑞宝、蔡惠珍摄于校园前。
2015年10月18日,张月嫦和陈艳梅摄于参加基督教新恩堂粤语聚会的敬老节礼拜。
采访者:今天非常高兴请到陈艳梅老师,陈老师是崇德女中的校友,和上次采访的张月嫦老师是同学。崇德女中,其实是广东话为主,授课也是广东话吗?
陈艳梅:全部是广东话,包括外籍老师,也就是教会派来的美国耶鲁大学的老师,也都是说广东话的。我记得Miss Marlo是教美术的,Miss King是教英语的。她们为了培养我们的英语水平,有时也会用英语来讲课。她们上课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很轻松、很愉快,一点都没感觉是在上课。而且她们不仅是教我们如何欣赏图画和艺术,还把美国的文化传给我们。甚至在我们搞文艺演出的时候,她们也会教我们如何跳芭蕾舞。她们希望我们各方面都得到全面发展。所以,我对她们的印象非常深刻。
采访者:而且很感激?
陈艳梅:对,她们完全是贯彻了上帝的爱。上她们的课,我们就感觉自己是在一个大家庭里,非常和睦,非常融洽。
采访者:她们是不是会讲讲笑话,这样你们就不会感觉上课很有压力了?
陈艳梅:对。在课外,她们也会教我们唱歌,唱的是英文和中文夹在一起的。这样,大家又可以学唱歌,又可以学英语。有些儿歌我们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忘记。
陈艳梅参加学校戏剧活动留影。
采访者:我个人认为,有很多好的教育方式,其实是需要回忆,需要传承的。当然,现在有很多教学方法都已经断层了,实际上好的方法真的让人受益终生。像您现在80多岁了,还记得住。因为您接受了这样的教育,所以对您今后的人生和工作,都是有所帮助的。同学当中,大家的家庭背景都不一样,有的人家庭条件好一点,有的人家庭条件差一点,那家庭条件差的会受歧视吗?
陈艳梅:一点也不歧视。张月嫦爸爸是大新公司的部长,郑爱瑕她爸爸是从日本回到中国来的,家庭也很优越。纪香文是书香门第,妈妈是大家闺秀,会写诗。梁小梅是永安公司部长的女儿。我也算医生家庭的。
采访者:您的爸爸是医生?
陈艳梅:我爸爸20岁就跟着祖父到上海来了,祖籍是广东顺德。到了上海之后,因为家里的家境不是最好,祖父就到浦东其昌栈做木工,我父亲就跟着我五姑丈在陇海铁路做医生顾问。他是作为助手跟出来、学出来的,没有正规的学历。
采访者:是做中医还是西医?叫什么名字?
陈艳梅:中、西医都做,跟着师傅学了10年,一直到30岁,之后就到日本去留学了,学的是临床。从日本回到上海,就自己开了家诊所,就在虹口区。那时候,虹口区的广东人很多,所以来看病的都是广东人。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了。他名字叫陈炳祥。
采访者:后来成为广东人当中的名医了?
陈艳梅:有些小名气。
采访者:上次说到了球王李惠堂,等于是亚洲的贝利,他是30年代亚洲最有名的足球明星。和您父亲有交情?
陈艳梅:他吸了鸦片,想戒烟,就找到了我父亲。我爸爸就帮他戒了。我爸爸除了成都路的诊所,在北四川路850号,我们还租了一个房子,作为戒烟室,只有两个床位,所以不是熟人的话,我爸爸也不会帮忙的。我父亲帮李惠堂戒了烟后,李惠堂还送了一块红木匾给我父亲。上面写的是“华佗再世”,浮雕是华佗给关公刮骨疗伤。我结婚的时候,这块牌匾就放在厅里,不过“文革”的时候被弄掉了。其实,当时有很多人都送了匾给我父亲,李惠堂算是里面的名人了。父亲一生行医60年,1973年退休,1979年过世。
采访者:“文革”中受苦了吗?
陈艳梅:被抄家,一抄抄了三家。
采访者:他收入应该算中产?为什么“文革”中也受到冲击?
陈艳梅:因为我哥哥在台湾,有海外关系。亲戚朋友也有在海外的,所以“文革”中也受到了冲击。
采访者:您在崇德女中读书的时候,还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
陈艳梅:还有一点是让我终身难忘的。崇德女中有一个大礼堂,这个礼堂就等于是个教堂。做礼拜是礼拜天,不仅学校里面的人来,附近的居民也会来。受洗分两批,我记得那是1948年3月21号,我们正式受洗。从大礼堂的讲台后面,有一个盖板,揭开下面是个小水池,水池里面有水。我们分成两队,我和妹妹、张月嫦和她妹妹,我们四个人一个组。一个个下去,穿白衣服,我们的校长徐松石为我们施浸。人在里面浸浸起来,这一天我们“重生了”,得救了,很高兴。校长、老师都祝贺我们,这个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就是教会学校的教育。
采访者:你们有很多学生,也是宗教自由的,愿意受洗就接受,不愿意受洗也不强迫?
陈艳梅:对,我们虽然是教会学校,但你不是基督徒,也可以到我们学校来读书的。只要你付得起学费,那时候的学费很贵,贵得不得了。我们的经济条件还可以,张月嫦爸爸是部长级,家里条件算是可以的,不过我们还是要申请减免学费。我每个学期可以减免三分之一的学费,因为我们家里有四个姐妹。张月嫦家里有六个,所以可以减免一半的学费。我和张月嫦,我二妹和张月嫦的二妹,三妹和她三妹,四妹和她四妹,都是同学。我哥哥在圣约翰大学读书,不能减免学费,所以我们可以减免三分之一的学费还是很好的。我们都很感激我们的徐松石校长。
采访者:如果纯粹做生意的人,是不会减免的。减免,就意味着学校的收入少了。你们的徐松石校长不仅是办教育,而且充满了爱心。
陈艳梅:灌输爱,传播爱。现在的学校,有哪位校长会亲自上门家访的?我看没有,徐校长是亲自上门家访,而且家访了两次。他是很慎重地拜访我父亲,我父亲很忙,他就跟我父亲提前约好时间。见面之后,他们谈得很好,谈好之后又祷告、祝福。我父亲也相信上帝,但没有受洗。他本身的工作就是“爱”,受了徐校长的影响之后,凡是来看病的,虽然付不起钱,但我父亲照样给药。解放之后,无锡有一位市长,特意到上海致谢。说小时候自己的母亲要饭,没钱看病就找到了我父亲的诊所。我父亲很好心地给她配了药吃,结果病好了,他一直没有忘记。
采访者:你的爸爸自己心地善良,当然也受了徐校长的影响。
陈艳梅:对,有影响的。
采访者:您跟徐校长还保持着联系吗?
陈艳梅:我们一直保持着通讯关系。从他离开大陆到香港,再到美国。他在美国一门心思做传道人,做牧师。不仅在美国,他还到香港、台湾地区去循环布道。我哥也知道,说徐松石到台湾去过的。我们1952年毕业,一直到1988年跟我哥开始联系。我们分别了38年,一直没有信息。哥哥在香港公司里做职员,因为哥哥外文比较好,所以做文书来往处理等工作。他在橡胶大王王永庆的公司里面,也做过对外的文书处理工作。1988年,哥哥回来后,因为他知道徐松石是我们的校长,他有徐松石的地址,就把地址给我,我就和徐校长联系上了。我当时就在想,这么多学生徐校长不知道还记得我吗?结果他记得我,而且回信给我,我很感动。徐校长是1989年开始和我联系的,我退休之后也和他保持着联系。每年圣诞节,我们都会写信,讲讲我们一年的情况,也会互寄贺卡,这张是1989年冬月的。
采访者:徐松石的字非常好,很有收藏价值。而且他也是名人,在美国也是名人。
陈艳梅:这份有私章,我收藏了十多年,一直在我客厅的。你看,他很认真地对待我这样的学生,多伟大?这么多年还记得我。
1989年徐松石给陈艳梅的圣诞贺诗。
采访者:很荣幸也很高兴能采访到老前辈、老革命家卢丽娟女士。之前,我们阅读了陈韫秀执笔撰写的有关崇德女中读书时的回忆,你们同班同学中有三位参与了回忆,卢老您也是其中的一位,现在我借此机会,想请卢老再给我描述一下在崇德女中学习时的经历?您是何时入党的?清心女中和崇德女中相比起来上学路程较远,为什么初三和高一您会想到转学到清心女中去就读?
卢丽娟:我初三和高一转学到清心女中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向党组织靠拢。当时清心女中已有地下党组织,并已建立党支部,所以1945年5月,我在清心女中就读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高二、高三再次返回崇德女中读书,就是受党组织的委派到崇德女中去发展党员的。
采访者:卢老,您是否还记得当时入党的情景?当时党小组是如何开展活动的?
卢丽娟:我们当时入党仪式是十分简单的。受到当时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影响,所以大家都非常谨慎。我对当时的情景还是记忆犹新的。在我家的三层阁楼上,用一块红布扎在扶梯把手上,算作红旗,我们向红旗宣誓。我还事先和母亲说好,让她留些烧饭时的米汤水给我。我们用钢笔沾着米汤水,将字写在白纸上,这样白纸只要遇到碘酒,就能把纸上的字迹显现出来。当时大部分地下党都是以这样的形式传递和保留文件的。我的直接领导是毕玲(毕玲是原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吴学谦的夫人)。当时,上海的地下党分为工委、农委、学委等条块,吴学谦是学委的总负责,毕玲也是学委的负责人之一。
我们过组织生活和讨论、学习等大多是在静谧的公共场所,如汾阳路的普希金铜像前、静安寺外国人公墓(现静安公园)这些地方,行人稀少又安静,几个小青年在一起,外人看起来以为是在复习功课呢!
采访者:卢老,你们当时是怎样贯彻和执行党和组织交予的任务的?
卢丽娟:我记得很清楚,周恩来同志要求我们地下党员都要做到“勤学、勤业、勤交友”,密切联系群众、发动群众,所以根据上级的指示,我发展了身边学习、人品都出色的同学加入地下党。同时,地下党还根据各时期局势的不同,调整工作和斗争的重点。譬如在1946年,我们的口号是“要和平、反内战”,因为当时国共之间还没有完全翻脸。到了1947年,内战已全面爆发,我们的口号就变成“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了。在抗战期间,我们党要面对的是日本鬼子、汪伪政权和蒋介石政府三种敌对势力,而到了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政府就成了我们的主要敌人。
采访者:卢老您是1947年从崇德女中高中毕业,之后报考沪江大学的?
卢丽娟:我崇德女中高中毕业时,同时报考了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两所大学,当时已被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录取,后来组织上来找我,希望我能进沪江大学学习。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圣约翰大学是走读的,沪江大学是住读的,住读便于密切联系群众,更多机会争取青年学生;第二方面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沪江大学的地下党组织受到了较大的破坏,非常需要重新组建党的组织,我正好可以以新生的名义去参加工作,毕玲就建议我转读沪江大学教育系。这样我就转到沪江大学教育系去读书了。
大约20年前,我们崇德女中47届的一批老校友从全国各地和海外聚会上海,有几位老同学就借住在我家,她们知道我当时是地下党员时,都纷纷指出为什么我当时不去发展她们入党?我只能以一笑而面对。
(本文刊发时有删节。)
责任编辑:田春玲澎湃新闻报料:4009-20-4009   澎湃新闻,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关键词 >> 口述中国,大同里原住民,崇德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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