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同里原住民口述⑤｜崇德女中学子忆徐松石校长和老师们

【编者按】

大同里是上海市静安区的一条里弄，建成至今已有九十余年历史。大同里的住户中，有几家在上海乃至中国近现代史上都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大同里旧事》的作者邵光远经过对王季堃家族、童润夫家族、岑培远家庭、周铭谦家族、袁永定家族、顾廷芳家族、周其音家族和陈子帧家族后人的采访，筑成了大同里的一段风云往事，也体现出海派文化下市民生活的别样风采。

澎湃新闻请讲栏目经上海文化出版社授权，刊发大同里原住民的系列口述文章，邀读者一同品味上海老弄堂旧事。

崇德女中原来是在虹口区，是一所由上海基督教广东浸信会筹资创建于1905的私立教会学校。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战火将崇德女中的虹口区原校址化为灰烬，崇德女中就转到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继续办校。后来，美籍校长兼教员玛露向美国基督教友募集到一部分款项，又在同学会和妇女服务会等筹得许多款项，于1940年购入了大同里30号那幢西式教学楼，连同周围的花园和操场，以及一栋小角楼，共三亩多土地。

1927年，中国广西籍教育家徐松石担任了崇德女中的校长，直到他于1951年离开中国大陆。在担任崇德女中校长的二十多年间，徐松石校长本着基督徒的爱心和教育救国的理念，培养出了大量品学兼优的人才。著名影星阮玲玉、贝聿嘉（香港立法院议员、全国政协委员、著名设计师贝聿铭的妹妹）、卢丽娟（原虹口区区长、区委书记）等均在该校就读。该校的学生和老师均以广东籍为主，包括几位美籍老师均会讲广东话。虹口区永安里许多永安公司高级职员的女儿也到这里来读书。由于当时上海四大百货公司的老板和大部分高级职员都是广东人，所以他们的女儿多在崇德女中上学。

采访时间：2015年3月9日、5月8日、3月25日、8月12日

受访者：张月嫦（崇德女中1952年高中毕业生）、陈艳梅（崇德女中1952年高中毕业生）、卢丽娟（崇德女中1947年高中毕业生）

采访者：邵光远

采访者：张老师，您父亲以前在香港大新公司，您从香港到上海，什么时候进崇德，什么时候毕业的？

张月嫦：我是香港过来的。我父亲很努力，考到香港大新公司工作，从练习生开始做，一直做到部长。大新公司是全亚洲最大的百货公司，1936年要在上海开店，我父亲就是第一批到上海来开拓的。大新公司后来成了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货公司之一。老板是蔡昌，我父亲是中高层的职员。当时上海有很多广东人，都被招到四大百货公司去上班，他们的孩子要读书，怎么办？于是就有了一个专门讲广东话的学校，叫崇德女中。像虹口的永安里，永安里住的都是永安公司的中高层职员，他们的孩子就专门从四川路跑到崇德女中来读书、上课的。

我是四年级、我妹妹是二年级进的崇德。当时我们进学校，觉得很滑稽，因为这里的外国老师也讲广东话。崇德的女老师，我们都叫Miss什么的。有个老师叫Rose，我们就叫她Miss Maroe。解放之后，我们还叫了一段时间什么小姐，比如蔡小姐、袁小姐这样的。之后我们就改过来，都叫老师了。这是我们的一段历史。我们也不是说不伦不类，因为我们接受了西方的文化。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说，这还是进步的。1945年，我小学毕业。1952年高中毕业，一直都是在崇德学习的。

采访者：大同里自己本地的孩子在里面读书吗？

张月嫦：因为他们不是广东人。他们也很有钱。

采访者：大部分是苏州人，比如29号、2号、8号都是苏州人。25号是宁波人。

张月嫦：他们也是大户人家，但不是广东人。

采访者：广东人才能进去。

张月嫦：对，主要是广东人，抗战胜利之后来了两个，一个是浦熙修的女儿，浦离婚之后和七君子里面的一个在一起。她到我们学校读了，不是广东人。有些不是广东人的同学，嫁的都是广东人，有异化，她们的习惯也会变的。

采访者：不是广东人，学说广东话。

张月嫦：对，混在同学当中几年就学会了，她们出来都嫁广东人，很稀奇。

采访者：广东人有很多习惯很好。

张月嫦：当时广东话差点成国语。

采访者：民国初期孙中山提出，把广东话作为国语，后来大家投票，差一票。广东话真的很难学。您第一次到崇德女中，是从什么地方进去的？

张月嫦：是从后弄堂进去的。花园别墅和南阳公寓中间有一个弄堂口，就是从这个弄堂口进去的。大同里有两个弄堂口，一个在服装店旁边，现在的铁门还是锁着的。还有一个就是花园别墅和南阳公寓之间的那个。

采访者：当时洋房前面的操场还有吗？

张月嫦：小学有一个操场，比较大。中学有一个优美的花园。

采访者：我父亲在崇德小学读书，小学是男女生都招的，中学就只招女生了。室内运动场我小时候还是一层楼，现在看起来已经有三层楼了。我记得花园进口主楼对面的地方，有一个很小的小楼，就是校长室。

张月嫦：徐松石校长共五个孩子，三个女儿、两个儿子。他们住的房子很小，楼下是一个会客室，因为经常有客人来。楼上就是他们住的房间，五个孩子、两夫妻，还请了一位保姆，八个人就住在这么一个小楼里，很拮据，不是很有钱的。

采访者：五六年前，徐松石校长的女儿曾来这里访问，故地重游，不过门卫不让她进去。后来张老师陪着她在外面转了一圈，可是什么也看不出来，很可惜。如果在美国，看到老校长的后代来，欢迎都来不及呢！

张月嫦：当时我们没有认识的人，不允许我们进去，就没有进去。

采访者：主楼的下面是大礼堂？

张月嫦：对，大楼梯下来就是大礼堂。二楼是初中，有三个教室，当中的教室最大，阳台是打乒乓的。我们是一个年级一个班，总共有20多人。初一、初二在阳台一边，初三在阳台另一边。三楼是高中，高中的学生更少，我们毕业的时候只有19个人。后面有个房间，是图书室。图书室里的文学书我都看过，我不用功读书，就在桌子下面看闲书。但老师都以为我是好学生，因为数学我一看就会。

采访者：老师办公在后面？

张月嫦：对。这么一个小洋房，当时的名气很响。因为我们篮球打得很有名，那时候我们经常参加市级的篮球比赛，我们都是名列前茅。

采访者：张老师，当时你们学校有制服吗？

张月嫦：是，蓝色的旗袍。我们叫金蓝两色，就是金色、蓝色两种颜色，蓝色的旗袍。

采访者：上次我已经和张老师接触过了，您提到了许多教过您的老师，请您再详细介绍一下好吗？

张月嫦：好的。我们的音乐老师是杨嘉仁，他很有才能，在交响乐队做过指挥。他的夫人做过上海音乐学院附小的校长。还有一个作家，叫施济美。学校请她来给我们上语文课。她和张爱玲、苏青、庐隐差不多，不过名气小一些。她写小品多，发在《万象》杂志上，还经常写影评。好莱坞的电影，精彩的她都会写点评，大家都很喜欢看，所以她当时很有号召力。我妹妹她们班里去游行，一般学生不愿意去，但是经过施济美五到十分钟的劝说，她们就都很积极地去了。这么一位有名的作家，“文化大革命”时自杀了，很可惜。

Miss Maroe教我们美术。听上几届的学长说，1940年玛露从美国教会的基督徒中募集了很多款项，加上自己的毕生积蓄，再加上上海同学会、妇女会的集资款，买下了西摩路535弄30号。曾经担任过崇德的外籍校长。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她回美国了。但是抗战胜利之后，她又回来了。她画画非常好，很专业。我们初一她就教我们画画。

何守恬，她的英语水平非常非常好，相当于同声翻译。中翻英、英翻中都很好，她教我们英语和历史。她给我们讲外国历史，尤其是外国的野史，我们最喜欢听了。她有的时候讲到得意处，要拿出手绢来擦擦的。有时候拿错了，就拿出玻璃丝袜来擦擦，当时我们都穿玻璃丝袜的。她拿出来擦，我们就在下面笑，她会很严肃地不许我们笑。她正义感很强，解放时，她知道很多共产党的故事，她给我们讲抗战的时候共产党怎么怎么行。离开我们学校后，她参加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参加的，但是中国人可以参加这个由居里夫人女儿和女婿成立的国际组织，我觉得她很了不起，所以我们很佩服她。

欧文才，他是教国文的老师。因为他是清朝举人出身，所以我们都叫他欧举人。他上课要点名的，但是点完名，他就只捧着书本看，不再看女学生了，因为他是男老师。他不看我们，我就很调皮，我会偷偷溜到琴房去练琴。当时，我这也属于逃课了，因为他“好欺负”。欧老师很滑稽。解放不久，报纸上登丈夫和妻子都要叫“爱人”，不叫“妻子”就说“我的爱人”，我们看了很奇怪。因为我们也学西方文学，“Lover”是情人、爱人，这个爱人不是妻子。我们觉得很奇怪，就拿了报纸跑到他那里，几个同学就问他：“欧先生，您的爱人好吗？”他的脸一下子就红起来了。最难忘的是上他的书法课，写大楷，他看每个学生写字，他会站在身后突然抽我的毛笔。

我记得还有一个姓杨的老师，叫杨秀娟，后来到加拿大去了。她讲英文，她也是作家。她上课，我们都很专心地听，因为她非常漂亮。我们看着她的小嘴在动，就感觉很有魅力。女生都是这样，所谓“粉丝”就是这样，我们很欣赏她，叫她杨大美人，觉得她可以和杨贵妃比，因为两个人都姓杨。我们都很崇拜她，有次她生病了，大家都在班上哭。那时候领导就觉得不对，怎么可以这样，这不就是小资产阶级的尾巴吗？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粉丝”了。只是当时我们党的政策里面有限制，领导是可以崇拜的，但她是普通人，她一生病你们就哭？所以最后就让她离开了。

采访者：你们有两个会，一个是进德会，主要管灵修。另一个是学生会，你高二或高三做过学生会主席。当时也有竞选是吗？

张月嫦：是的。

采访者：崇德女中，解放前就邀请郭沫若、田汉进行演讲。

张月嫦：当时我是小学生，所以不太记得。不过这说明我们学校比较进步，我觉得我们学校还是与时俱进的。

采访者：当时在什么地方演讲？

张月嫦：大礼堂。就在我们小小房子的下面。那时候，教会和学校的教育是在一起的，后来才分开的。我们就六个班级，大礼堂能够坐得下我们全校的师生。

采访者：你是篮球队员？

张月嫦：我中学的时候是。我们初二的时候，把高三也打败了。当时校长就和我们说，以后你们可以打出国门，到美国去。

我们当时六个女生打篮球，三个前锋、三个后卫。三个前锋留在国内，一个在北京，两个在上海。三个后卫两个在加拿大，一个在香港。前10年，她们都回来过。现在，我们还想再聚一次，但年纪大了。人家觉得很稀奇，你们的友谊这么长。

采访者：张老师，你一开始说有六个最要好的同学，主要因为你们一起打篮球？是同班同学？

张月嫦：对。我们年轻，都差不多岁数的。在初中的时候，我们同班同学里有几个年纪比我们大五六岁的，年纪大的就和我们不一样了，她们烫了头发，晚上要去跳舞，圣诞节过得也和我们不一样。我们还是玩小游戏的时候，她们已经交了男朋友，所以有差别了。

采访者：你们六个要好的同学之间怎么玩？

张月嫦：我们也喜欢看小说，今天我看这本，明天看完了就和别人换。然后一起打球、跳山羊。课间10分钟就打乒乓球。

采访者：你们圣诞怎么过？

张月嫦：我们在学校演戏剧。

采访者：是老师布置还是自己布置？

张月嫦：是自己布置。我在美国学校教书，老师很辛苦。有一个专题，老师会自己买花，自己爬上去贴的，没有勤杂工。后来我和中西女中的人说，别羡慕他们拿了那么高的工资，我说他们什么事情都要自己做，爬梯子上去做的。我们这边什么都叫勤杂工做。

采访者：课余玩什么？

张月嫦：乒乓，还有扔搭子（扔小沙包），还有踢毽子。到花园，最开心的是在蒙蒙细雨中读古典诗歌。我读四五年级的时候，很希望快点到初中，就是因为很迷恋初中那个漂亮的花园。

我比大学生早一些看好莱坞电影，因为我爸爸认识很多外国的经理。我要说Hello，他们会签字（让我看电影）。电影的票子很贵，因为是好莱坞电影。刚刚解放的时候，政治老师说好莱坞的电影最不好，是什么黄色文化。我当时拿了两个片子就和他辩驳，一个是《叱诧风云》，是他们国家自己拍的，暴露他们国家的黑暗，我说好莱坞不错，敢于暴露自己国家的黑暗，而不是由别的国家来暴露，这不能说他们不好吧？还有一个电影是《怒海余生》，很骄气的富家子弟被朴实的渔民感染。我就说，你怎么能讲它不好？我当时就是这样顶嘴的。

采访者：你的钢琴是在崇德女中学的？

张月嫦：我的钢琴是爸爸的朋友私人教的，那时候他们追着我，让我到楼上弹钢琴，不过我很不用功，但是卖掉钢琴的时候才知道要弹琴。因为不用功，所以我才去了音乐学院。音乐学院在我们的眼里是看不上的，只要有初中程度就可以去了。我退休之后，美国学校请我去做音乐老师，我就在里面弹钢琴，他们围绕着我。结束的时候，全体家长站起来鼓掌，学生出来献花。我会低头亲吻一下献花的学生，因为受过这样的教育。

采访者：不容易，就靠原来崇德女中打下的基础，到美国学校去教学生。

张月嫦：我就是先识好字再写音标、听唱片，也不那么容易。我的学生英语非专业比赛得第一名。

采访者：现在还有钢琴吗？

张月嫦：有的。

采访者：现在弹奏什么？

张月嫦：弹很多的曲子，比如肖邦的，宗教音乐也弹。现在才觉得肖邦的曲子写得那么好，那时候是没有意识到的。我那时候一有了钱，就去买票子。苏联的里赫特（著名的钢琴家）、奥义斯特拉特（著名小提琴家），我都听过他们的演奏。虽然我自己不用功，很可惜，但是我还懂得欣赏。像我弟弟的孩子，他们都被逼着弹琴。我说不要逼，如果想发财就不要走这条路，除非自己喜欢。

采访者：是一种修养。

张月嫦：对，到了一个程度，应该是这样的。我有一个同班同学叫陈婉贞，她也是学习钢琴的，琴弹得很好。钢琴和音乐是我们的共同爱好。她的父亲是位很成功的商人，和澳洲有很多的生意来往。她家的家教非常好，她弟弟也很有修养，她们家还和傅雷的家有交往。记得有一次陈婉贞的弟弟送给我一张音乐会的票子，结果在出席音乐会时，我边上坐着的竟然是傅聪。当然，那时的傅聪还没有成名，也是位喜爱音乐的青年。尽管傅聪当时还没参加国际比赛，但我还是知道傅聪的钢琴弹得非常棒。有桩事情我印象还是很深的。那是解放初期，有一次在国际礼拜堂，有位歌唱家献唱，就请年轻的傅聪伴奏。可能是因为傅聪天生就是位演奏家的缘故，作为伴奏和这位歌唱家之间的配合有些不契合，事后傅聪就被他的钢琴老师严厉地批评了一顿。

采访者：陈婉贞后来情况如何？你们还有交往吗？

张月嫦：陈婉贞上世纪50年代初出国去了澳洲，因为她父亲在澳洲有许多生意伙伴和朋友。她在澳洲悉尼音乐学院学习钢琴，跟一位很有名的俄籍钢琴家学琴。后来被发现有很好的嗓音，她又改学声乐，成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悉尼较有名的歌唱家。我们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还经常有书信来往。她很留恋我们在崇德时的学生岁月。对徐校长和老师、同学都有一种割不断的情怀。60年代傅聪到澳洲开音乐会，陈婉贞还接待过傅聪。只是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我和陈婉贞通信时，只能突出政治对傅聪作了些批评。“文革”开始后，我们之间就中断了联系。

采访者：您还有陈婉贞的信件吗？有再联系吗？

张月嫦：我保存了一封她1956年从悉尼寄来的信，但在“文革”中我怕被抄到受连累，所以将她的地址给剪去了，所以现在她的情况如何我真的不知道，都是80多岁的人了。对了，你马上要到澳洲去探亲，你能否到悉尼去打听一下她的情况？她在60年代和70年代都是悉尼很有名的歌唱家。有人讲当时在短波中收听澳洲广播电台的播音时，还听到过陈婉贞的歌声。

采访者：你们有一个同学，哥哥是共产党，她也是很进步的人，说说这个情况吧。

张月嫦：她哥哥是在公司做的，我和她很要好。现在这个同学在北京军区，做得很大了。她那时候经常写诗，少女不知愁滋味，追求诗情画意。后来有一天，她和我说，她哥哥是地下党，她今天要早点回去，要早点把花瓶放好。她让我不要告诉别人，她说因为我是基督徒，不会出卖她，所以相信我，我听了很开心。我们现在还保持着联系。

采访者：张老师，你到了崇德女中，现在回想起来这段经历，对你一生……

张月嫦：很美，很有帮助。我当时也参加一些活动，当时有些两极分化，有的同学到舞厅跳舞，而我到广播乐团弹琴去了。那时候还有电影看，苏联的电影还不错。《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梅丽小姐》，都是那个时代的，其实都很有思想，写的东西很有深度。我看报道，习近平年轻时也看了很多俄国的小说。

采访者：当时陕西北路是什么样子？

张月嫦：和大同里差不多。再过去一排是商店，我忘记是干什么的了。以前很好玩的，也很有趣的。大同里的一棵树上面有个乌鸦窝，乌鸦的粪便要是拉到头上，就说明你倒霉了。一到这里，大家就快点转身，尽量不要碰到这棵树。不过有时候女生喜欢讲话，忘记了，想起来后就赶快跑开。

采访者：这个弄堂、马路，人都比较少。

张月嫦：是，怀恩堂当时也不是很好的教堂，有一个圣三一堂，它就很标准了。

采访者：完全是英国式的，有一个远东地区最大的管风琴。

张月嫦：衡山路的国际礼拜堂，其实就是美国学校的教堂，美国学校就在对面。那时候美国学校发展得很大。701研究所，原来就是美国学校。现在美国学校搬到诸暨去了。我就说我不去了，太怕学生问我问题。因为美国的教育，最后5分钟是要留给学生的，进行交流、互动。音乐我不怕，这个我怕了。因为都丢了几十年了，我读到初中就不读英文了。一直到退休，1988年才捡起来。

采访者：你做音乐老师的时候，编了很多英语歌和话剧，所以在学校里面很出名。

张月嫦：是的，他们不知道，其实学语言应该先学唱歌，这样学语言好得多了。我当时编的歌曲都很活泼，但我怕被人家骂。我们的校长，什么都要把政治放在最前面，所以我后来就加了两条“Study hard and make progress every day”，我把毛主席语录“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弄上去了。他们本来要批判我，说我唱的是垃圾歌。我说你懂不懂英语？我觉得做教育的人，知识面要广一些。我说最后一句是毛主席语录里的，你不懂？你说我是垃圾歌？我知道我编的歌曲一定要动脑筋和政治结合，不能让人家说我“白专道路”，所以我就把毛主席语录摆上去。当然我自己写的歌也还不错，很好听的。

采访者：今天非常高兴请到陈艳梅老师，陈老师是崇德女中的校友，和上次采访的张月嫦老师是同学。崇德女中，其实是广东话为主，授课也是广东话吗？

陈艳梅：全部是广东话，包括外籍老师，也就是教会派来的美国耶鲁大学的老师，也都是说广东话的。我记得Miss Marlo是教美术的，Miss King是教英语的。她们为了培养我们的英语水平，有时也会用英语来讲课。她们上课的时候，我们会感觉很轻松、很愉快，一点都没感觉是在上课。而且她们不仅是教我们如何欣赏图画和艺术，还把美国的文化传给我们。甚至在我们搞文艺演出的时候，她们也会教我们如何跳芭蕾舞。她们希望我们各方面都得到全面发展。所以，我对她们的印象非常深刻。

采访者：而且很感激？

陈艳梅：对，她们完全是贯彻了上帝的爱。上她们的课，我们就感觉自己是在一个大家庭里，非常和睦，非常融洽。

采访者：她们是不是会讲讲笑话，这样你们就不会感觉上课很有压力了？

陈艳梅：对。在课外，她们也会教我们唱歌，唱的是英文和中文夹在一起的。这样，大家又可以学唱歌，又可以学英语。有些儿歌我们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忘记。

采访者：我个人认为，有很多好的教育方式，其实是需要回忆，需要传承的。当然，现在有很多教学方法都已经断层了，实际上好的方法真的让人受益终生。像您现在80多岁了，还记得住。因为您接受了这样的教育，所以对您今后的人生和工作，都是有所帮助的。同学当中，大家的家庭背景都不一样，有的人家庭条件好一点，有的人家庭条件差一点，那家庭条件差的会受歧视吗？

陈艳梅：一点也不歧视。张月嫦爸爸是大新公司的部长，郑爱瑕她爸爸是从日本回到中国来的，家庭也很优越。纪香文是书香门第，妈妈是大家闺秀，会写诗。梁小梅是永安公司部长的女儿。我也算医生家庭的。

采访者：您的爸爸是医生？

陈艳梅：我爸爸20岁就跟着祖父到上海来了，祖籍是广东顺德。到了上海之后，因为家里的家境不是最好，祖父就到浦东其昌栈做木工，我父亲就跟着我五姑丈在陇海铁路做医生顾问。他是作为助手跟出来、学出来的，没有正规的学历。

采访者：是做中医还是西医？叫什么名字？

陈艳梅：中、西医都做，跟着师傅学了10年，一直到30岁，之后就到日本去留学了，学的是临床。从日本回到上海，就自己开了家诊所，就在虹口区。那时候，虹口区的广东人很多，所以来看病的都是广东人。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了。他名字叫陈炳祥。

采访者：后来成为广东人当中的名医了？

陈艳梅：有些小名气。

采访者：上次说到了球王李惠堂，等于是亚洲的贝利，他是30年代亚洲最有名的足球明星。和您父亲有交情？

陈艳梅：他吸了鸦片，想戒烟，就找到了我父亲。我爸爸就帮他戒了。我爸爸除了成都路的诊所，在北四川路850号，我们还租了一个房子，作为戒烟室，只有两个床位，所以不是熟人的话，我爸爸也不会帮忙的。我父亲帮李惠堂戒了烟后，李惠堂还送了一块红木匾给我父亲。上面写的是“华佗再世”，浮雕是华佗给关公刮骨疗伤。我结婚的时候，这块牌匾就放在厅里，不过“文革”的时候被弄掉了。其实，当时有很多人都送了匾给我父亲，李惠堂算是里面的名人了。父亲一生行医60年，1973年退休，1979年过世。

采访者：“文革”中受苦了吗？

陈艳梅：被抄家，一抄抄了三家。

采访者：他收入应该算中产？为什么“文革”中也受到冲击？

陈艳梅：因为我哥哥在台湾，有海外关系。亲戚朋友也有在海外的，所以“文革”中也受到了冲击。

采访者：您在崇德女中读书的时候，还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

陈艳梅：还有一点是让我终身难忘的。崇德女中有一个大礼堂，这个礼堂就等于是个教堂。做礼拜是礼拜天，不仅学校里面的人来，附近的居民也会来。受洗分两批，我记得那是1948年3月21号，我们正式受洗。从大礼堂的讲台后面，有一个盖板，揭开下面是个小水池，水池里面有水。我们分成两队，我和妹妹、张月嫦和她妹妹，我们四个人一个组。一个个下去，穿白衣服，我们的校长徐松石为我们施浸。人在里面浸浸起来，这一天我们“重生了”，得救了，很高兴。校长、老师都祝贺我们，这个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就是教会学校的教育。

采访者：你们有很多学生，也是宗教自由的，愿意受洗就接受，不愿意受洗也不强迫？

陈艳梅：对，我们虽然是教会学校，但你不是基督徒，也可以到我们学校来读书的。只要你付得起学费，那时候的学费很贵，贵得不得了。我们的经济条件还可以，张月嫦爸爸是部长级，家里条件算是可以的，不过我们还是要申请减免学费。我每个学期可以减免三分之一的学费，因为我们家里有四个姐妹。张月嫦家里有六个，所以可以减免一半的学费。我和张月嫦，我二妹和张月嫦的二妹，三妹和她三妹，四妹和她四妹，都是同学。我哥哥在圣约翰大学读书，不能减免学费，所以我们可以减免三分之一的学费还是很好的。我们都很感激我们的徐松石校长。

采访者：如果纯粹做生意的人，是不会减免的。减免，就意味着学校的收入少了。你们的徐松石校长不仅是办教育，而且充满了爱心。

陈艳梅：灌输爱，传播爱。现在的学校，有哪位校长会亲自上门家访的？我看没有，徐校长是亲自上门家访，而且家访了两次。他是很慎重地拜访我父亲，我父亲很忙，他就跟我父亲提前约好时间。见面之后，他们谈得很好，谈好之后又祷告、祝福。我父亲也相信上帝，但没有受洗。他本身的工作就是“爱”，受了徐校长的影响之后，凡是来看病的，虽然付不起钱，但我父亲照样给药。解放之后，无锡有一位市长，特意到上海致谢。说小时候自己的母亲要饭，没钱看病就找到了我父亲的诊所。我父亲很好心地给她配了药吃，结果病好了，他一直没有忘记。

采访者：你的爸爸自己心地善良，当然也受了徐校长的影响。

陈艳梅：对，有影响的。

采访者：您跟徐校长还保持着联系吗？

陈艳梅：我们一直保持着通讯关系。从他离开大陆到香港，再到美国。他在美国一门心思做传道人，做牧师。不仅在美国，他还到香港、台湾地区去循环布道。我哥也知道，说徐松石到台湾去过的。我们1952年毕业，一直到1988年跟我哥开始联系。我们分别了38年，一直没有信息。哥哥在香港公司里做职员，因为哥哥外文比较好，所以做文书来往处理等工作。他在橡胶大王王永庆的公司里面，也做过对外的文书处理工作。1988年，哥哥回来后，因为他知道徐松石是我们的校长，他有徐松石的地址，就把地址给我，我就和徐校长联系上了。我当时就在想，这么多学生徐校长不知道还记得我吗？结果他记得我，而且回信给我，我很感动。徐校长是1989年开始和我联系的，我退休之后也和他保持着联系。每年圣诞节，我们都会写信，讲讲我们一年的情况，也会互寄贺卡，这张是1989年冬月的。

采访者：徐松石的字非常好，很有收藏价值。而且他也是名人，在美国也是名人。

陈艳梅：这份有私章，我收藏了十多年，一直在我客厅的。你看，他很认真地对待我这样的学生，多伟大？这么多年还记得我。

采访者：很荣幸也很高兴能采访到老前辈、老革命家卢丽娟女士。之前，我们阅读了陈韫秀执笔撰写的有关崇德女中读书时的回忆，你们同班同学中有三位参与了回忆，卢老您也是其中的一位，现在我借此机会，想请卢老再给我描述一下在崇德女中学习时的经历？您是何时入党的？清心女中和崇德女中相比起来上学路程较远，为什么初三和高一您会想到转学到清心女中去就读？

卢丽娟：我初三和高一转学到清心女中的主要原因是为了向党组织靠拢。当时清心女中已有地下党组织，并已建立党支部，所以1945年5月，我在清心女中就读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高二、高三再次返回崇德女中读书，就是受党组织的委派到崇德女中去发展党员的。

采访者：卢老，您是否还记得当时入党的情景？当时党小组是如何开展活动的？

卢丽娟：我们当时入党仪式是十分简单的。受到当时客观环境和条件的影响，所以大家都非常谨慎。我对当时的情景还是记忆犹新的。在我家的三层阁楼上，用一块红布扎在扶梯把手上，算作红旗，我们向红旗宣誓。我还事先和母亲说好，让她留些烧饭时的米汤水给我。我们用钢笔沾着米汤水，将字写在白纸上，这样白纸只要遇到碘酒，就能把纸上的字迹显现出来。当时大部分地下党都是以这样的形式传递和保留文件的。我的直接领导是毕玲（毕玲是原国务院副总理、外交部长吴学谦的夫人）。当时，上海的地下党分为工委、农委、学委等条块，吴学谦是学委的总负责，毕玲也是学委的负责人之一。

我们过组织生活和讨论、学习等大多是在静谧的公共场所，如汾阳路的普希金铜像前、静安寺外国人公墓（现静安公园）这些地方，行人稀少又安静，几个小青年在一起，外人看起来以为是在复习功课呢！

采访者：卢老，你们当时是怎样贯彻和执行党和组织交予的任务的？

卢丽娟：我记得很清楚，周恩来同志要求我们地下党员都要做到“勤学、勤业、勤交友”，密切联系群众、发动群众，所以根据上级的指示，我发展了身边学习、人品都出色的同学加入地下党。同时，地下党还根据各时期局势的不同，调整工作和斗争的重点。譬如在1946年，我们的口号是“要和平、反内战”，因为当时国共之间还没有完全翻脸。到了1947年，内战已全面爆发，我们的口号就变成“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了。在抗战期间，我们党要面对的是日本鬼子、汪伪政权和蒋介石政府三种敌对势力，而到了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政府就成了我们的主要敌人。

采访者：卢老您是1947年从崇德女中高中毕业，之后报考沪江大学的？

卢丽娟：我崇德女中高中毕业时，同时报考了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两所大学，当时已被圣约翰大学新闻系录取，后来组织上来找我，希望我能进沪江大学学习。有几方面的原因，首先，圣约翰大学是走读的，沪江大学是住读的，住读便于密切联系群众，更多机会争取青年学生；第二方面原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沪江大学的地下党组织受到了较大的破坏，非常需要重新组建党的组织，我正好可以以新生的名义去参加工作，毕玲就建议我转读沪江大学教育系。这样我就转到沪江大学教育系去读书了。

大约20年前，我们崇德女中47届的一批老校友从全国各地和海外聚会上海，有几位老同学就借住在我家，她们知道我当时是地下党员时，都纷纷指出为什么我当时不去发展她们入党？我只能以一笑而面对。

（本文刊发时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