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同里原住民口述⑥｜袁永定后人忆教育经历与移民

【编者按】

大同里是上海市静安区的一条里弄，建成至今已有九十余年历史。大同里的住户中，有几家在上海乃至中国近现代史上都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大同里旧事》的作者邵光远经过对王季堃家族、童润夫家族、岑培远家庭、周铭谦家族、袁永定家族、顾廷芳家族、周其音家族和陈子帧家族后人的采访，筑成了大同里的一段风云往事，也体现出海派文化下市民生活的别样风采。

澎湃新闻请讲栏目经上海文化出版社授权，刊发大同里原住民的系列口述文章，邀读者一同品味上海老弄堂旧事。

大同里25号到33号是一排新式石库门房子，其中25号是典型的三上三下式石库门建筑，正门进入是客堂间，其两侧为东、西厢房，其中的厢房又分为前厢房、中厢房和后厢房三个联通房间，这样同样的房型上下共两层。整栋房的建筑面积约300多平方米，如果要计算房间的话，25号有东西双侧上下两层共十二间厢房，加上上下客堂间及一间亭子间就有15间房间。在25号建筑的西北侧后厢房处还建有一间汽车间，因为袁家有辆奥斯汀汽车。大同里这一排石库门房子里，只有25号是左右对称厢房三上三下式样的，其他门牌号都是单一侧厢房的二上二下石库门。

采访时间：2014年5月8日、7月8日

受访者：袁兆熊、邹秀珍（袁家奶妈的女儿）

采访者：邵光远

采访者：袁先生，你家很多亲戚都已经不在上海居住，大部分都在海外生活了。请袁先生介绍一下你们家族的奋斗史以及居住在大同里时的一些情况。

袁兆熊：我祖父袁永定是从宁波定海到上海学生意的，从伙计开始做起，一点点积累起了原始资本。后来，就和我们家的世交徐家共同开办了一家鸿康电料股份有限公司。当时在这家公司里，我祖父担任总经理，我父亲袁世伟担任襄理，主要负责对外业务。我叔叔袁世良也在这家公司上班。这个公司属于家族企业，因此我舅舅也在公司里上班。后来，公司业务开展得比较顺利，不过我父亲当时很年轻，思路较广，认为公司不应该仅仅只是经营批发买卖，也可以自己加工开发工厂，所以1949左右，他就有了自己的加工工厂。可惜，我父亲去世得比较早。1953年，时年41岁的父亲英年早逝，我当时也只有18岁。我们家族中我叔叔去世也比较早。我家我是老大，下面另有三个小妹。我叔叔家有我三个堂房弟弟。所以当我父亲和我叔叔先后去世后，我母亲和婶婶就挑起了两个家庭的重担，是很不容易的。我父亲和29号的陈子帧年龄相仿，他们之间关系密切，如果我父亲在世的话，他一定可以说出很多关于陈子帧的故事。

采访者：你祖父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后来工厂发展又如何？

袁兆熊：我祖父是在1966年去世的。工厂在公私合营的时候，变成了上海人民电器厂，在中山公园附近，目前这家厂依旧存在。

采访者：据我了解，你们袁家也是一个大家族，在25号这一整栋两层楼面的石库门大宅中居住了整个家族的成员，而且还有几位帮佣工也住在其中。你们家和佣人们的关系也很好，就像自家人一样彼此信任，和现在的雇佣关系很不一样，现在几乎不可能有这样深的感情了。

袁兆熊：确实，在我家中帮佣的仆人都很忠心。作为主人，我们也没有把和他们的关系当做纯粹的雇主和帮佣的关系来看。例如我二妹的奶妈，她不但喂养了我二妹，还带大了我的三妹，我的儿子出生后也是由她带大的，并且家中所有的家务都由她负责。另外，我祖父的司机也住在25号，后来司机的孙子和我们家关系也很好。现在我年纪大了，只要一个电话，他就会立刻来帮忙。

有件事我记忆深刻。“文革”时，我们家里人都在上班，红卫兵来抄我家。为了保护家中的一些财物，奶妈灵机一动，把家中从香港寄来的油罐全部打开，防止被他们抄走。以前我上班是在闵行，周末时我和太太一起到25号来居住。当我们夫妻在管教自己儿子时，奶妈又会出来，主张在25号这里不能打孩子，要教训就回闵行再打，奶妈真的是把我们的儿子当作她自己的儿子一样。平时的家庭事务都是由奶妈来掌管，所以她很了解家中每个人的口味，每次买菜都会动足脑筋来安排食物。

采访者：今天有幸，你们家奶妈的女儿邹秀珍也在。那就请邹女士介绍一下你所知道的袁家的事情。

邹秀珍：我母亲原来是在常熟乡下的。1940年左右，她的丈夫和大儿子被日本人杀害，当时她怀里还抱着一个吃奶的小儿子。一个20多岁的女人，拖着一个襁褓中的孩子无依无靠，生活很是艰难。这时相邻的好心人介绍她来上海做奶妈。她就把小儿子送给人家了。自己孤身来上海，就到了袁家为兆熊大哥的二妹做奶妈。后来，我母亲又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我父亲，我出生后就是一直由我母亲带着生活在25号，我和兆熊大哥，包括他的几个妹妹都是以兄妹相称的。兆熊大哥的妈妈我叫她好妈妈，因为我们感情一直很好。1966年，袁家的人都被扫地出门，但我和母亲还继续生活在25号。母亲十多年前去世，当时兆熊大哥、大嫂，还有他们的儿子，包括袁家所有在上海的亲属，都来参加我母亲的大殓。

采访者：我记得当时“文革”开始后，袁家全部被扫地出门，而你和你母亲还是住在大同里25号一楼东侧后厢房。东侧前厢房以及西侧厢房做过生产组的工场，后来又做过托儿所。

邹秀珍：“文革”开始后，我和我母亲还是延续着以前在袁家的居住方式，依然居住在25号一楼东侧后厢房。25号底层的许多房间都做过里弄里生产组的工厂。生产组的成员主要是由一些家庭妇女、病休在家的知识青年和残疾人士组成。后来，生产组撤退后，又改成托儿所，也办了好几年。后来，就逐渐有其他人家入住。整个25号最多时住了13户人家。

采访者：请问袁先生，你们家在子女教育问题上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和规范？这样的家庭教育模式对你本人有什么影响？

袁兆熊：作为家族中的长孙，我从小就被长辈们以一名家族事业接班人的要求来培养。作为子女，我们能感觉到，即使是家庭富裕，长辈们仍然对我们要求很高。当然，优越的家庭条件也很好地支持了我们的发展。我中学一开始就读于圣约翰中学，这为我的英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初三就读于育才中学，高中就读于南洋模范中学，目标就是要考取上海交通大学，为接手家族事业做好充分的准备。大学读的是交大通讯专业，由于成分关系，只能进入电信局实习，毕业后被安排到位于闵行的一机部的部属中专做教师。如今，这所学校已经升级为上海电机学院。我几个妹妹都在圣玛利亚女中就读，大妹考进了上海外国语学院，先学俄文后改学英语，并留校做了老师。二妹毕业于华东化工学院（现华东理工大学）抗生素专业，后就职于中美合资施贵宝药业有限公司，任工程师。三妹毕业于复旦大学英语系，后任教于华东师范大学外语系。现在我们都已经退休，几个妹妹都移民海外。三个堂弟“文革”后移居香港，由于在中学时打下了良好的学习基础，所以在香港各自的事业上都有所造诣。

采访者：袁先生，你觉得年轻求学时能够给你留下深刻印象，并有切身体会的事情有哪些？

袁兆熊：我们中学求学时，长辈们把我们安排到一些知名的学校去学习，虽然我们当时并不太理解长辈们频繁给我们换学校的动机何在，但等到长大懂事后，我们就体会到他们对我们的良苦用心了。我记得那个时候我父母还给我们请了家教，而且都是一些很有名的学校的老师。这些老师不仅扩大了我们的知识面，而且还教会了我们一套很有效的学习方法，这些东西对我们都是终身受用的。90年代初，我小儿子在美国留学，并且被波音公司入取。但他突如其来的一场疾病使我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赶赴美国。不过因为在中学时打下的语言基础，让我初到美国后，在语言方面并没有碰到太多的障碍。虽然这是很平常的事情，但却让我深切地感受到，这和自己在青少年时期所受到的扎实的基础教育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