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产业发展的七个思考

在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我做了一些思考，讲一讲对中国产业发展几个问题的思考。

第一，关于产业政策与竞争政策。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把产业政策放到经济管理的重要位置，对近30年产业政策做一个评估的话，可以这样说，在经济转轨初期，有失有得，得大于失，在早期是得大于失。

所谓有得，一是产业政策接盘，使刚性的计划管理逐渐退坡。二是，普适性政策，如兼并破产、减员增效、完善社会保障体制、研发费加计扣除和加强产权保护等改善了企业发展环境。三是，政策促进了产业水平的提升。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进入新世纪后的产业政策变成失大于得。所谓有失，一是，行政性垄断未能减退，市场壁垒依然存在。二是，所有制歧视未能消除市场主体不平等甚至被固化。三是，市场进入和投资决策权未能完全到位。四是，区域性市场分割依然存在，没有明显减退。

促进产业发展有两大政策，一个是产业政策，另一个是竞争政策。如今我们已经进入了创新驱动发展阶段，政府已经没有信息优势，最需要的是有效的市场竞争，目前一些产业政策抑制竞争的负面效应已经成为经济增长动力转型的障碍，当前要把竞争政策放到基础地位，认真贯彻国务院发布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使产业政策限定在市场失灵的领域，不阻碍竞争。

第二，消除所有制鸿沟，进一步解放生产力。进入新世纪，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的争议一波又一波。这是个伪命题，国家追求的是所有资本都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效能，把经济总量做到最大，而不是谁进或者谁退，各类资本都是国家发展的宝贵资源，都应有公平的权利，受公平的保护。争论的焦点是竞争的公平性，人为地认定各类所有制正在经济总量中的占比和由哪种所有制成分保持控制地位，通过差异化政策来保障，这违背了公平和效率的原则，除极少数特殊领域外，各类企业所占的比重应该是市场竞争的结果，不能将人为规定的占比放到超越经济发展的高度，扭曲市场，降低效率。

现在每个企业，包括上市公司的头上都戴上了所有制的标签，形成了一条很深的所有制鸿沟，所有制歧视割裂的市场，遇到了非经济性因素的困扰，降低了整体的经济效率。消除所有制鸿沟，对各类所有制企业都是一次解放。今天，在创新驱动转型的时期，特别需要亿万人民求富创新的内在动力，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如果我们能摘掉企业所有制标签，消除所有制鸿沟，将是生产力的又一次解放，为奔向高收入国家奠定基础。

第三，追赶型经济与创新型经济。我们曾经把政府主导、举国体制、依托国企、大规模投资的管理模式用到了极致，较快地走过了经济发展的追赶期。

但政府主导的增长不能适应创新驱动的发展，因为创新驱动的增长有以下几个特点：一，创新是基于市场导向，由企业家精神铸就的，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政府无法预知未来，不是规划和审批所应涉及的范畴，只能由市场主体分散决策，独立决定自己想做的事。

二，竞争性市场是创新的平台，市场为创新提供导向、机理和溢价变现的通道，消化试错成本并分散失败的风险。但市场的强激励会吸引越来越多的创业者和投资人，使他们甘愿冒失败的风险而创新。

三，创新是试错的过程，应该鼓励而不是限制新的进入者，创新的方向无法准确预判，只能在大量进入者竞相探索中明朗，并使成功者脱颖而出。

四，新的创新会冲击旧的创新，引发创造性破坏，加速企业兴衰和劳动力流动。数码摄影的进步，甚至使柯达这个百年老店走向了破产。

五，大公司试错成本高，本能地追求成功率和稳定性，中小企业是创新的生力军。

六，灵活的直接融资方式是创新的助推器，完善创新驱动生态的核心是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

第四，重视中小企业不可替代的作用。有效的创新机制往往需要强烈的产权激励，敏锐的价值发现能力，灵活的决策机制和既用于冒险又有利于分散风险组织制度，民营科技型中小企业更加符合这些特质，使他们成了技术创新的一支生力军。

在革命性技术出现的时候，大企业往往因对传统技术的依恋和大量存量资产的拖累而踌躇和犹豫，而科技型中小企业却可以从中找到施展的机会，愿意冒险推进新的技术变革。在中国创新体系中，中小企业的作用被严重低估了，技术创新是一个试错的过程，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中小企业是试错成本最低的一群。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以自身的生和死在充当着新技术、新产业探路者的角色，为大企业的技术集成进行着铺垫。

科技型中小企业处于弱势地位，但是他有很强的正外部性，应当受到政府的支持，把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对立，把大企业与小企业对立起来的观点和做法，不利于建立好的创新生态。

与我们的政策理念不同，发达国家把富有生机和活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看作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基础。《欧洲小企业宪章与中小企业治理》提出，小企业是欧洲经济的中坚力量，只有把中小企业的发展提到优先议程，欧洲试图在新经济中引领潮流的努力才能成功。在硅谷和深圳，最为亮丽的是苹果、谷歌、华为、腾讯。而支持这些企业的底层则是无数活跃的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

第五，建立高效率的创新链条，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规制应该促进产学研和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各自扬长避短，形成高效率的创新链条。大学的科研成果不一定都得自己技术转化，中小企业每项转化成果不一定都由自己去规模化生产，大企业所依靠的技术也并非每项都得自主研发，依托市场化，专业化的科技中介服务支撑和撮合，科技型中小企业吸纳院校流出的人才和扩散效应，将科技成果转化为可应用的技术，为大企业的技术集成提供技术来源。大型企业则利用其组织平台和资金实力，把大量分散的科技成果经集成、整合、再创新，开发出有品牌支撑的主流产品，这个过程如果能不断循环，就会出现新产品层出不穷、产业升级不断发生的局面。

近年来，跨所有制的壁垒、大企业与中小企业的割裂情况有所上升，一些垄断企业在封闭扩张垄断链条，国有企业更倾向于在体制内建立产业链，形成配套，一些大企业研发和创新也倾向于搞封闭式、大而全、不求人。大企业往往是中小企业创新产品和技术转化成果的市场，这个市场没有放开，中小企业的发展空间就会受限，不禁大企业创新成本上升，周期加长，也迫使小企业做长产业链，招致创新创业的成功率下降，造成整个创新体系结构性低效率。世界路由器巨头思科，医药公司辉瑞，以及飞利浦、微软等，都是不断集成中小企业科学技术成果的基础上登上了皇冠地位。

在创新发展阶段，政府对新兴产业过早过度的监管应该一直创新，因为互联网的渗透率难以想象，所到之处都会发生巨大改变。在大多数情况下，政府很难预判互联网创新创业发生在哪里，以怎样的形势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可喜的是我们政府没有采取像对汽车产业那样设置高门槛，严格要求前置性审批，而是承认市场的导向作用，尊重投资主体的选择，相信市场的筛选能力，既容忍一哄而起，又乐观，大浪淘沙来迎接强者的脱颖而出，这就给创新创业者实现自己的梦想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给参与者提供了试错的机会。

在电子商务等很多方面，政府没有过早地出手规范，而是冷静地观察发展态势，相信企业对发展初期出现的各种问题，有自我调整和迭代改进的能力，比如对假冒伪劣的控制，安全支付，物流配送等这些难题都是事业在实践中不断破解的，只是在积累了诸多案例，表明市场自身无法解决的情况下，政府再出手规范，这种适度宽容的环境，使互联网思维和创新创业的空间变得很大，“互联网+势头”迅速发展到各个经济实体和服务业，有利地促进了结构升级。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在中国从城市到农村，从白领到蓝领，大家对信息化的参与热情越来越高，参与能力越来越强。在这个过程中，中小企业包括科技型中小企业迅速发展，不断成长出BAT那样的大型平台公司，还出现了不少独角兽公司，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地方国家竞争力的一支生力军，可以说在中国众多产业发展中信息产业是企业、市场、政府协同配合最好、最有成效的一个产业。

最后一点，政府政策推进幼稚产业成长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促使中国较早将电动车上升为国家战略是三个原因，一是减少对石油的依赖，二是自身零排放，三是改变中国汽车产业竞争地位。跨界的产业和企业大举进入，初步形成了产业链，互联网公司的参与使中国电动汽车行业较早的进入了信息化、智能化，成为中国的一大特色。他们对未来汽车的不同理解，不同定义，丰富了人们的想象，对传统企业也形成了倒逼和促进。

经过几轮的迭代进步，用户对国产电动车的性能、驾驶和乘坐体验的认可度提高，品牌认可度上升。电动车不是孤岛，应该跳出电动车来评估汽车革命对全局的影响，因为与汽车革命相连接的是信息革命，是交通革命，是能源革命，未来的汽车是智能交通、智慧城市的基本单元，是将绿色能源、智能电网、未来出行、新一代移动通信相互连接的纽带。电动汽车是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支柱性、引领型产品，较大程度上会重塑产业生态。

总体上说，电动车是政府政策推进幼稚产业成长比较成功的一个案例，现在中国产业正处于向创新驱动转型的时期，要跨过这个很高的门槛，我们期待能有一个更好的创新创业的环境。

（以上内容出自作者9月16日在由中国信息化百人会主办的“回应信息时代呼唤 坚持公共政策创新——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有删节，未经作者审定。文章由澎湃新闻记者谢匡时整理）